弗吉尼娅•沃尔夫(1882—1941)首先肯定了女性文学有不同于男性文学的独特题材、语言、风格等，并努力寻求妇女自己的文学传统。她明确提出“双性同体”的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1](120)。这种双性和谐合作是文学创作成功的重要保证。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同男性中心的单一批评标准相对抗，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一种最初尝试。再次，她对妇女创作的考察常常注意从她们的经济地位、社会阅历、文化教养等方面入手，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不仅广泛的生活经验之门对妇女关闭，而且法律和习俗也严格地限制了她们的感情生活，这是妇女创作难以发展的根本原因。她这一社会学批评，既抨击了男权中心社会对妇女创作的压制，又在方法论上直接启发了当代女权主义批评。
被奉为“女权主义的宝典”的是西蒙•德•波娃(1908—1986)在1949年创作的《第二性》。该书主要讨论妇女的生存状况，她认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的‘女性’”[2](23)。这一论点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对后来全世界的女权运动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该书中，她从存在主义立场出发，严肃梳理了以往著名作家的作品文本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批评了男性作者的文学作品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表现。她的分析和批评对后起的女权批评提供了极好的范例。60年代后，出现了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这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大背景是法国和西欧的学生运动，以及美国的抗议越战的和平运动、黑人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公民权运动。这次女权运动已经超越了第一次女权运动争取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的范围和目标，逐步深入到就业、教育、福利和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并努力上升到对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的探讨。女权主义者们发现了被认为是主流文学的男性文学作品中存在有大量的性别歧视，因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清算，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一、理论的探索和发展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广泛改造和吸收了在当代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和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同时，也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譬如，一些女权文学批评家冲破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方法，注意吸收被新批评所抛弃的作家生平资料，并重视进行社会学、文化学的分析，还注意了对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这对她们洞察妇女自身的地位及女性文学与阶级、种族斗争的密切关系提供了帮助。解构主义则为她们消解文学创作和作品中的男女二元对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因此，肖瓦尔特说:“如果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妇女运动的一个女儿，那么，它的另一个父母则是古老的父权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成果”[3](8)。
20世纪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其代表人物为凯特•米勒特;第二阶段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有卡普兰、莫尔斯、吉尔伯特、格巴和肖瓦尔特等人;第三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60年代末凯特•米勒特(1934-)的《性政治》的问世，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批评方式出现在文学批评的舞台上。它重点揭露在两性关系中，男性拼命维护父权制，控制和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和行为，主要集中剖析在D•H•劳伦斯、享利•米勒、诺曼•梅勒、让•热内四位作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性别权力关系，即大男子主义的性暴力和女性的受压迫、遭损害，并对四位男性作家的“阳物崇拜”态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凯特•米勒特首次引入了一种女性阅读的视角，即“我们第一次被要求作为女主人去阅读文学作品，而从前，我们，男人们，女人们和博士们，都总是作为男性去阅读文学作品”[4](50)的。
1975年，卡普兰发表了《现代英国小说中的女性意识》，该书以20世纪前半叶英国小说，主要是多罗茜•里查森、弗吉尼娅•沃尔夫等女性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并揭示了女性小说发展同20世纪第一个10年第一次女权运动高涨的内在联系。她认为，如果打破传统研究视角，从女性作家角度来审视，也许能对某些文学史现象做出全新的解释。艾伦•莫尔斯1976年出版的《文学妇女》，首次描述了女性文学写作的历史，分析指出18至20世纪的英、美、法女作家们形成了一种女性写作自己的传统。在她看来，进入20世纪后，女性写作的传统正日益壮大，影响也逐渐扩大。该书在批评方法上，突破了新批评把文本看作封闭系统的形式主义的框架，对女作家的生平、传记和个人情况十分重视。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于1979年推出了她们的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该书深入地研究了西方19世纪以前的男性文学中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揭露了这些形象背后隐藏着的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在她们看来，历来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天使还是恶魔，实际上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她不但批判了男权文化下被歪曲和压抑的女性形象，而且以一种新的女权视角重新阅读和阐释了19世纪一些著名女性作家的作品，这些观点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起了重要作用。
肖瓦尔特于1977年出版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第二阶段的代表作之一，她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描述从勃朗特时代起到当今的英国小说中的女性传统”[5](11)。该书发掘了过去许多长期被湮没的英国女性创作资料，有力地展示了女性文学的持续不断的传统，被称为女权主义“划时代的著作”。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把女性文学传统看成一种“文学的亚文化群”[6](52)，并根据亚文化的共性，将女性作家的创作分为女人气(1840—1880，模仿主流传统)、女权主义(1880—1920，反抗主流传统的价值、标准，争取自己独立价值与权利)和女性(1920年以来，摆脱依赖对立面而转向内心、自我发现)三个阶段，而对女性阶段的创作最为肯定。
肖瓦尔特于1991年出版的《姐妹们的选择:美国妇女写作的传统和变化》是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第三阶段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意识到以往女权主义批评所忽视的种族因素，从亚文化视角研究了美国女性创作中的各种主题、形象、文体、文化实践和历史选择，并广泛涉及女性哥特小说、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凯特•肖班的《觉醒》、爱丽斯•沃克的《紫色》等美国女性文学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高度赞扬美国女性创作产生了自己的文学。在《走向女性主义诗学》一书中，肖瓦尔特提出了建立新的、独立的女权主义批评的基本思路:“妇女批评的宗旨是为妇女的文学建构一个女性框架，发展基于女性体验研究的新模式，而不是改写男性的模式和理论”，要“摆脱男性文学”的束缚，不再“使妇女适应男性传统方法”，而要创建“女性文化的新的、蓬勃发展的世界”[7](139)。她还提出在方法论上把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与历史、人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等领域的女权主义研究”结合起来，通过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来发展“女性亚文化”的研究，把女权主义批评上升到文化研究的新高度。综上所述，虽然在不同阶段的英美派女权主义批评代表人物的观点和见解各有差异，但她们都注重女性文学史的重建，都主张女性加强团结共同反抗父权中心文化的压抑。
二、文本的实践
随着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日益发展，英美女权主义文学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们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渴望表达自己的心声，她们以自身特有的生活经历，反映妇女隶属于男性的屈辱境遇和被压抑的心理状态，以独特的视野和创造，表现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独立存在的价值。概括地说，当代英美女权主义文学创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当代英美女性文学的主题更加深化，体现了女性从消极到积极、从怨恨到反抗、从自我禁锢走向自我解放的历程。一些美国著名女作家，在她们的小说中，不仅揭露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给妇女带来的痛苦和悲剧，而且展示了造成妇女生活不幸的主观因素(即她们灵魂深处受到传统观念的侵蚀)。普拉斯在她的小说《成功之日》中深刻地描述了三位女子不同的人生遭遇:爱伦婚后，充当贤妻良母，丈夫在她的支持下发表了一部作品，但这时的爱伦不仅在事业上落伍了，而且还有失去丈夫的危险，最后，当她得知这次的疑虑是多余的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充当原有的角色。爱伦的好友南希才貌双全，当她全力支持丈夫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之后，便遭遗弃，离婚后，南希除了得到那份离婚赡养费外，便一无所有。与爱伦、南希性格不同的丹尼丝是位职业妇女，却处处受人嘲弄和误解，在女人眼里，她有抢走她们丈夫的危险，在男人看来，她没有女性的娇柔气质，是“一架地道的柴油发动机”。她们三人不同的处境表明:现代妇女虽然在政治上、法律上获得了一些表面平等的权利，但仍然受到各种不成文法的传统习俗的束缚，她们没有个性的自由，没有自我发展的空间，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