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文化批评论述

时间:2017-11-12 我要投稿

  文学的文化批评即要求批评者以自觉的文化观照意识,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去探寻作为个体的文化创造的文学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人类文化,并进而理解人类自身。这种对于文学的文化本质的追问,为批评提供了一种多层次的整体观照视野和一种哲学思辨性及理性精神。其表现,文化批评一方面显示出拯救文学本体论批评于尴尬萎缩之中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又抹平了文学作品的经典与非经典、高雅与通俗之区别,宣告了旧的批评标准及权威性的失效。

  一、批判意识: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重要启示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进入后工业社会并在学术思想界萌发和孕育了解构主义的西方,到了八、九十年代又表现出对解构理论的厌倦和拒斥,解构理论的强胜之势开始减退。希利斯•米勒曾具体描述解构文论的这种衰退的状态:自从1979年以来,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的“景观”的修辞阅读方法,不仅没有以系统的严密性开展起来,而且“已经从对‘阅读’的兴趣迁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hermeneu-ticinterpretation)中(即注重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自我等被认为是外在于语言的事物的关系)。

  通过其中的一种兴趣的转移(或许是费解的、无疑‘过于确定的’),大大地增强了象拉康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福科主义等心理学和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号召力”。①在米勒看来,文学研究与历史、社会与自我等是大有关系的,因为语言的性质会影响到“历史的有形性”,以及我们如何去理解某一种文本是什么?它说了些什么?它又能做什么?显然,类似于米勒这样的当代西方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所作出的反映是走出文学文本的自足封闭,重新建立它与外界即自身得以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关联,他们抵制了解构主义语言观对于文学的意义中心的拆除,而将目光投向文学文本的文化母体,去寻求由此生成的意义结构。正如马萨•努斯鲍姆所指出的:德里达以及其他理论家并没有解决文学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文学讲述了我们,讲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选择和情感,讲述了我们在社会中的存在以及一切与我们有关的整体性”。作者认为文学理论需要用伦理观去阐明“文学作品所赋予我们的生活感是什么”,并且应就文本所包含的,但未曾得到探求的价值观提出有关的伦理问题”。①还有学者指出了文学理论在历史写作中所起的那种广泛的作用,用海登•怀特的话说就是“现代文学理论必然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历史意识的理论、历史话语的理论、历史写作的理论”。②在这些西方学者看来,文学理论与人类思想究竟有什么关系,文学理论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学科的理论建构产生相互影响,将成为标志着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转变方向的重要问题。文学理论的目标将指向某种文化的要求、需要和必然性的揭示,以及某种文化的缺陷的诊断。西方学者的突破文学本体论的封闭体系,进而抵制解构文论的消解意义,从而使文学理论沉入时代的深处,在涉及哲学、历史、伦理等的整体观照的人文视域内,去思考文学的地位、命运、前途,同时,又以文学的独特视角观照文化的整体生存,在文化批评中建立起基本的审美尺度。而这一切无疑对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文化批评当中注入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以人文理性的思考和观察,去发现和针砭后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病,表达对社会的完善发展以及人性向善的渴望,更是西方当代人文学者的共同精神导向。而这种文化批判意识也同样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兴起产生了精神的引导作用。在西方,文化批判是与现代市民社会的诞生相关联的,是随着西方文化在现代以来的深刻变革而出现的。文化批判作为一种生存知识体现着人类对历史的感觉模式的改变。在现代以前,历史给予人们以确定的信念和经验的规范,新生的事物总是拥有着永久的合理性的,而旧事物又总是必然地被颠覆。然而,这二者之间的悖论在现代的辩证逻辑当中被揭穿,人们发现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不是永久性的,所谓传统和现代的划分也都是不确定和相对而言的。在这种传统和现代的“走马灯”似的更迭交替中,人们赖以了解世界的信念和经验规范动摇了,于是开始面对现代的问题,去寻找隐含其中的永久恒定的人类本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创生机制,通过理解文化去理解变化的自身和变化的世界,文化批判便应运而生了。同时,市民社会的诞生也为文化批判的兴起提供了历史语境,它使人类文化第一次获得了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的可能,使人的生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获得了愈来愈大的自由度,与此相伴生的文化机构和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更为文化批判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人类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实现孕育了人类的自由精神,而文化批判则正是这种自由精神的体现。在这里,文化拥有了权利和金钱之外的批判性意味,成为现代社会的自我调试和纠正机制的反映,由此产生的文化批判也就具有了人类对自我的立足点和可变性的审视性质。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文化批判实质上是反思和探寻:反思我们经验的前提与条件,探寻新的可能性。文化批判实际上是人类的自我批判。……文化批判的悖论和困境在于:它不能超越自身的文化———历史语境,又必须批判产生它的历史文化条件。这就要求它不仅要批判对象,而且也要时时审视自己的立足点,承认它的局限性,允许它的可变性。”因此,“文化批判也是一个建设性的事业。它在反思和批判现有的文化形式和结构及其前提的同时,也在扩大我们经验与理解的领域;在重新解释我们熟悉的一切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它也在不断重塑自己。”③产生于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文化批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与之相暗合,它面对世事人生的现实针对性,它面对商品经济张扬人文理性的本土批评话语,无不是在与现实的龈龋中展开和实现的,它对于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审视和批判也都在拿文学“说事儿”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所区别与中国现代的反传统文化批评的一大突出特征,也正在于它的当下性和身处其境的自我批判性质。它不再是站在传统文化之外的怀疑否定和意见表达,而是一个身临充满变化同时充满可能性的文化世界中的批评者对于自身立足点的审视和对于未来发展的探寻。正由于此,九十年代的文化批评才拥有了在“破”中“立”的观念和方法的重建意义。西方的文化批判不仅为西方本世纪的文化批评实践,而且也为中国的文化批评生成提供了思想依据和方法论借鉴。

  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批评的直接理论参照,是本世纪中期,以马尔库斯、阿尔都赛、阿道尔诺等人为代表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以及以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学派的文化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着重批评了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本质,及其工业化生产的标准化复制造成的“艺术的蜕化”,以及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对于其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替代。而英国文化学派则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缺乏美学价值的商业文化,指出了它对于艺术的独创性和想象力的消解,和对接受者审美能力的破坏。在西方五、六十年代的大众文化讨论中,就有人提出,西方社会正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是苏联的即外部的,二是大众文化即内部的。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忧虑关切和尖锐的批评,必然引起九十年代那些面对大众文化现实,而坚持美学和文明立场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他们发现:大众文化“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起码的批判尺度,丧失了人们为寻求一个更本真、和谐、自由的世界而努力的超越性力量”;“现代社会商品的中心地位和人的边缘化剥夺了世界的全部诗性”。①更有人认为:“走向消费的当代审美文化在消解原先的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消解了人文精神”,“人文品格的丧失不仅仅是政治信念的丧失,而是整个价值世界的迷乱和精神支柱的崩溃,是人本身的崩溃”。②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而捍卫人类的诗意生存及审美精神的共同立场,使九十年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萌生了与法兰克福学派相通的文化批判意识。他们开始自觉以历史的参与者、反思者、批判者的身份,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寻找一种批判的尺度,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终极价值尺度。一种文化批判立场由此诞生了。当然,中西方大众文化得以孕生的背景的差异,使得二者具有了不同的历史内涵,因而,中国批评家对于西方话语的挪移也出现了“误读”和偏差。而这一点,已在九十年代文化批判的理论生长中逐渐得到中国理论家的察觉和清理。

  二、文化批评的生成机制

  文化批评的建立是以文学自身的文化本质为前提的。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无论从其出发点还是从其活动方式上看,都是与人类整体的文化创造同质和同构的。文学创造活动作为人显示自我本质,并使其生命形式不断对象化的过程,正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内在本质的最充分和直观的体现。这种文学与文化本质上的同构,决定了文学艺术既构成了一种人类文化的显现形式,成为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定文化世界的意义载体和形式标记;又内在地规定了文学艺术在整个人类文化大系统中的位置,作为大文化系统的一个环节而与这个系统中其它文化因素构成复杂和多向的联系。在无可避免地接受特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时代文化氛围及各种文化因素影响的同时,文学作为独特的精神文化活动形式,以独特的深层文化呈现作用于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建立人们在一定文化时空中的精神坐标。可见,文学的文化本质为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的生成提供了对象前提。对解构文论所消解掉的“人”的回复,是九十年代文化批评的哲学出发点。它显示了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生成的内在逻辑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具体地说,文学批评以人、以批评家对人的生活和人的本质内涵的理解为自己的出发点,是由文学创作以人为出发点所决定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活动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作为出发点的人,又始终是主体,他并不被动地接受自己所面对的一切,而是在历史可能提供的条件下进行自觉自由地创造。正是这种“自觉自由的活动”使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己”。与此同时,也作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将人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使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不仅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而且懂得如何运用“内在的固有的尺度”进行创造从而使自己得以对象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而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也正是“按照美的规律”所从事的创造活动,它使人的尺度对象化并体现出人的本质内容。确切地讲,文学活动正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所进行的将自身审美对象化的创造活动,它以人为出发点,因而包含了丰富的人的内容。所以,文学批评也只有以人为出发点,才能有效地阐释文学艺术活动的基本性质。然而,人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的本质是在人类不断对象化的文化创造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人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创造了自己独有的文化的世界,也在文化的世界的创造中将自身塑造成为文化的人。人与文化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使人们对人的理解包含了对文化的理解,而对文化的理解也必然通过对人类本性及其创生机制的理解来实现。因此文学批评的人的出发点重建,为九十年代文化批评的形成提供了内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前提。

  三、文化批评的特征及其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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