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起源、媒介与我思的困境
‘理式’（即eidos——引者注）去运用，从杂多的感觉出发，借思维反省，把它们统摄为整一的道理。这种反省作用是一种回忆，回忆到灵魂随神周游，凭高俯视我们凡人所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举头望见永恒本体境界那时侯所见到的一切”〕。33）如是，所谓真理的来源就是“神灵的凭附—回忆”这样的一种交互运动。正是这样的交互运动本身，才促使了《斐德罗篇》这样的作品的产生。因此，所谓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更准确地说就是“神灵凭附在苏格拉底—柏拉图身上的回忆运动”。所谓哲人，也就成了人和神之间的传语者和者。哲人如何可能向人们传语和翻译（神的话语）呢？首先是因为过去有一个时候，他们曾“跟在宙斯的队伍里，看到了那极乐的景象，参加了那深密教的入教典礼——那深密教在一切深密教中可以说是达到最高神仙福分的”。34〕其次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回忆的法则。这法则就是：就像爱美一样，“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像升梯，逐步上进，从一个美形体到两个美形体，从两个美形体到全体的美形体；再从美的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最后再从各种美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彻悟美的本体。”35）
不仅作出了这样的论断，通过《卡尔米德篇》、《拉凯斯篇》和《吕西斯篇》的讨论，苏格拉底—柏拉图还做出了生动的演示：首先设定一个谈话的主题，并假设人们对这个主题都有所了解；然后从某个比较一般的角度，为谈论这一话题寻找到一个为讨论双方所共同认可的前提，根据这一前提推论出某种结论，从而断定先前的假设只是虚假的论断；找出反例，论证这样的推论也不完全成立；于是，再以早先的假设的预设前提为反思的起点，重新提出一个更一般的.且被认可的假设，根据这一假设得出新的推论；再找出反例……以此类推，直到穷尽各种可能。——这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的真正目的：拆穿所有的虚假结论，直到人们对所谈论的话题有所领悟，直到文章感动了心灵。
因此，这才是苏格拉底标举没有媒介的书写的真正原因：书写本身并不是什么可耻的、臭名昭著的行为，书写的目的仅只是凭借媒介来孕育心灵。准乎此，柏拉图才反复申明说，真正的哲人所在所不辞的，“为的倒不是想在言行上见好于世俗，而是想一言一行，都无愧于神明。”36）——像蝉那样，一生下来就开始歌唱，到死为止。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苏格拉底—柏拉图才要借助神话来言说真理，因为人不能直接认识真理，而神话是口耳相传的真理。
明乎此，所谓“《巴门尼得篇》的解读困难”，或者，所谓“柏拉图著作的解读难题”，不就是某种的基本困境？因为，既然《巴门尼得篇》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极端相反的事物是否相互分离而不相互结合的问题，37）也就是世界的原初起源问题；既然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关心的，就是“可说/不可说”、“可传/不可传”的问题，也就是“可朽/不可朽”的问题，那么，我们难道还不明白柏拉图对这些问题的独特裁决：不仅体会到了自身观念的矛盾冲突，更主要地是领会到了真理的非对象性、非分析性；不仅意识到“意义”的表达受制于意义本身，而且还受制于的媒介、语境、他者；柏拉图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想调和这一切。因此，所谓柏拉图“对话”的精髓：就是以某种具有虚拟性质的、内在矛盾性的、开放性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在人与神之间、在媒介与媒介之间，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性。柏拉图著作所营构的解读难题，就是某种“间性沟通处境”的本体式隐喻。如是，如果把媒介本身也看成是一种话语，所谓书写、所谓书写所形成的踪迹，从媒介理论的角度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就诚如麦克卢汉所说：
在两种媒介杂交或交会的时刻，是发现真理和给人启示的时刻，由此而产生新的话语形式。因为两种话语的相似性，使我们停留在两种媒介的边界上。这使我们从平常的恍惚与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重新领会到某种新型的人与自我、人与世界、人与他者的隐秘制约与关系。38）
四、当代媒介的形态与我思的困境
任何人都不会指望，柏拉图早已领会到他的“对话式文本”是当代存在的一个先验模式。然而，当代社会思想现实的跨媒介、跨虚实、跨、跨的书写特性的确已具备了某种“柏拉图对话式的文本性”。当代社会思想现实自身便穿梭成了一个“柏拉图对话”式的文本。因此，在当代从事思想，在当代从事“存在秘密”的领会工作，一个不可避免的宿命就是首先要遭遇“柏拉图对话式的文本性”及其解读难题。
何谓“柏拉图对话式的文本性”呢？正如“苏格拉底的口头言说—柏拉图的文字书写”之间的距离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文本的署名事件”一样，当代社会思想现实的跨媒介形态必将导致当代社会思想文本的署名难题。柏拉图是通过“共同署名”来裁决这一难题的，但是谁有能力来裁决当代社会思想现实“冥冥之中的书写主体的确定之不可能和共同署名之可能性”这一难题？
其次，正如“口传媒介中的言说主体与书写媒介中的言说主体”之间的距离产生了柏拉图文本的“虚拟—真实”难题一样，当代社会思想现实的跨媒介跨文化语境所形成的多重所指必将导致当代社会文本的虚拟—真实界限的消失。柏拉图文本中戏剧的演出主体的身份不确定性必将烛照出当代社会文本中的有限性的人类及其构筑物的身份不确定性。39）柏拉图通过搁置确定性问题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可现实中飘忽不定的身份撕裂感的真实存在如何悬置？
第三，正如“可说/不可说、可传/不可传、可朽/不可朽”问题的多重并置导致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在“意义、过去、现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多重难题一样，当代社会思想现实的多重问题、多重传统、多重自我、多重他者的并置必将导致当代社会文本的在过去—现在、书写和演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时空错置和意义错置。40）柏拉图是通过某种多重的“话语间性沟通”来领悟这一错置语境的，当代社会现实如何才具有这一沟通的可能性呢？
然而，既然存在着某种“柏拉图对话式的文本性”，就存在着某种解读这一文本性的可能。因为，“除非从一开始、从最初的一瞥起文本就隐藏了文本的构织原理和游戏规则，否则文本将不成其文本”，41）因此，迟早有一天，人们会深入文本之中，去触及到这一隐密的构织原理。——而这就是德里达重新注解柏拉图的目的。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要认识普全的美和善，只有坚持方法论上的辩证术，亦即坚持话语间性沟通的本体姿态，才可能找到对话的正确出发点。可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话中，为何又到处充斥着形而上学的根源呢？如果通过某种间性沟通的本体姿态所领会到的仍然是某种二元对立的东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间性沟通事实上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对立的双方是如此不可调和，使得所有的沟通要么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处于居于起源地位的真的一方的内部的沟通，要么就只能是处于居于派生地位的非真的一方的内部的沟通，此外没有由非真到真的沟通的可能。柏拉图为什么留下了这一致命难题？
且再看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的二元对立是如何产生的？
尽管苏格拉底—柏拉图一再宣称，要领会不朽者或灵魂的性质需要神人的本领，人们只能说出灵魂的形似，事实上，在他们的文本中仍清清楚楚地以如下方式由高到低地排列了意义的阶层序列：真实体的自身显现→行动创造→话语创造→文字书写，而且，在每一阶层内都预设了真/非真的二元对立。因此，他们或许便认为自己已经领会了不朽者或灵魂的性质。
那么，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灵魂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由于任何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