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起源、媒介与我思的困境
文字一经发明并得到应用时，在口传时代人们所形成的感知世界的方式、知觉的比例关系和感觉的阈限就会从整体上发生改变。文字书写如何“终结”了口传时代？从史的角度看，可能我们确实无法确切地知道文字的起源，但塞乌斯神话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初的隐喻式记载：
为了延伸人类的智慧和记忆，塞乌斯发明了文字。但萨姆斯神是何等的敏锐，他一眼就看出，“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22）一旦文字书写开始兴起，一旦同步让位于序列，在声音和视觉之间、在感知和经验组织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之间的冲突便会降临，对整体在场的注意便会转移到对专门片段的注意，人就进入了同一的、连续的、线性的世界。集体的、无所不包的部落生活便开始解体，人在成为普遍的人的同时，又沦为孤立的个体。因此，对于口头言说来说，或者说，对于意义的创造与传达来说，文字的发明就是彻底的危险。
尽管萨姆斯如此贬斥文字媒介、尽管苏格拉底坚持他的口头言说立场，事实上，“因为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23）因此，口传媒介与书写媒介实际上就形成了如下关联：
文字的“内容”是言语，言语的“内容”是实际的运思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却又是另一种非言语的“文字”（）。因此，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媒介，媒介与媒介之间有一种“媒介间性”存在。
三、书写形而上学与媒介文明史
“每一种新技术都创造一种，这一新环境本身常常被视为是腐朽堕落的。但是，新环境能使在此之前的旧环境转变为一种人为的形式。文字刚发明时，柏拉图把先前的口头对话转变为一种人为的艺术形式。”24）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由于口述传统的衰落和文字书写的兴起，当柏拉图他的著作时，已自觉不自觉地领会到了某种他自身所处的“媒介间性”的处境。这一处境使他创造了他的对话体戏剧。25）在此意义上讲，柏拉图是最早充分领会到某种媒介的杂交能量的人。所谓苏格拉底/柏拉图著作，准确地讲，就应该叫苏格拉底—柏拉图文本。正是这样的文本的跨媒介效应，导致了解读柏拉图著作的第一重难题。
柏拉图是如何摆弄他所领会到的这种“媒介间性”沟通的艺术的呢？《巴门尼德篇》可谓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该篇对话中，为了克服从口传到文字的媒介阻隔、从过去到现在的时空间距，柏拉图构想了一个“三重报告”式的戏剧：少年苏格拉底和芝诺以及巴门尼得的对话被想象在几十年以前已经发生；由于当时皮索多鲁在场，对话的内容便由他转述出来，传到了安提丰；凯发卢斯得知安提丰知道这一对话的内容，便去拜访了他。于是，对话便被这样记录了下来：凯发卢斯转述安提丰，安提丰转述皮索多鲁，皮索多鲁在场。通过这种方式，柏拉图便沟通了苏格拉底对话和柏拉图写作之间的媒介差异和时空间距。
然而，这样的解读对领会柏拉图著作的主导意趣有什么帮助呢？如何保证这样的解读不是牵强附会？首先，这样的解读能否为解决“《巴门尼德篇》的解读困难”提供某种新的启示？
《巴门尼德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重点是巴门尼德对少年苏格拉底的eidos论的批评，这些批评揭示了其理论的内在矛盾。第二部分则由巴门尼德现身说法，从许多方面证明，他自己所坚持的爱利亚学派“万物归一”的基本主张，同样也是矛盾重重的。
与其他对话不一样的是，在《巴门尼德篇》中，主要发言人已不是苏格拉底，而是巴门尼德。如果说，柏拉图完全是在转述苏格拉底的思想，那么，由于当时苏格拉底太年轻，怎么可能有如此成熟的思想呢？如果说书中完全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那他又为什么要以巴门尼德为自己的代言人？
“如果说，柏拉图在写这篇对话时（有人推算，约公元前370－367年间）已改变了思想，否定了型（即eidos——引者注）论，而更加趋向于毕达歌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因此以巴门尼德为自己的代言人，那末为什么又在该篇第二部分让巴门尼德对自己的学说来一番‘自我解剖’？无论对该篇第二部分作何解释，柏拉图把自己思想上大变化和发展说得如此拐弯抹脚，其原因常使人百思不得其解。”26）
看来，柏拉图确实在有意为后人制造难题。对于这一难题，苏格拉底—柏拉图文本自身是否暗藏了某种解读自身的内在秘诀？
当然是有的。《斐德罗篇》就是一例。因为，无论从文体还是从结构上来看，《斐德罗篇》都可说一篇戏剧式的“批评”，它具体地向人们展示了柏拉图的批评策略。而在“批评就是书写”已很容易理解的今天，柏拉图的阅读策略不就可以看成是他的书写策略的某种注解吗？而领会了柏拉图的书写策略，难道还领会不了他所编织的“柏拉图文本的解读难题”？
在《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每篇文章的结构应该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有它所特有的那种身体，有头尾，有中断，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体，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调和。”27）对于这样的“生命体”，正确的解读法则有两个：头一个“是统观全体，把和题目有关的纷纭散乱的事项统摄在一个普遍概念下面，得到一个精确的定义，使我们所要讨论的东西可以一目了然。”28）第二个则“是顺自然的关节，把全体剖析成各个部分，却不要像笨拙的宰割夫一样，把任何部分弄破。”29）而凡是掌握了这两种本领的人，他就“能如其本然地看出一和多”，30）从而成为一个真正领会了dialectic（辨证术、辩证法）的爱智者。
dialectic 这一词具有什么意思呢？从构词上讲，它是“（互相）讨论”这一词的名词形式。而“讨论”一词的词源，则是“摘取”、“收集”。“摘取”、“收集”后来演化出它的主要意义：言说。“言说”一词加上“通过”、“贯彻”、“分开”的前缀，就成了“讨论”。31）因此，所谓柏拉图的阅读策略，也就是某种“讨论”的策略，“对话”的策略。
dialectic有三种。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dialectic就是这个字的最初含义，即苏格拉底的对话问答法。而在中期对话中，dialectic则成了高于其他一切学科的学问，它能认知“eidos”（相、型）以至最高的“善”，相当于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后期对话中的dialectic，则已趋向于分析与综合的辨证术，也就是探讨一和多的辨证关系的根本策略。
dialectic的内涵为什么会这样演变呢？众多的柏拉图注释者基本上都没有指出解释这一问题的线索。然而，联系到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正是口传媒介的地位开始衰落、文字媒介的地位逐渐上升的转变时代，事情可能就是的：早期对话中dialectic一词的含义恰与口传媒介的特点一致，中期对话反思媒介本身，而后期对话则基本上完全对应于文字媒介了。如此看来，柏拉图在写作的实际过程中，无论是从意义的表达方面，还是从意义如何抵达他者的方面，可能就的确领会到了，不仅在媒介与媒介之间，而且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复杂的“间性”关联。
只是，为什么只有通过主体间的“（互相）讨论”和媒介间的间性沟通，才可能解读一个文本、书写一篇文章呢？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这乃是因为书写首先要知道某种真理。但真理是什么东西呢？真理不是一个知识的对象，不能靠我们在我们自身之中去发现。32）换言之，即言说真理乃神人的本领，非所能及。然而，我们似乎又能确切地意识到某种真理。因此，问题便是，真理究竟来源于何处呢？真理来源于神灵的凭附。可神灵的凭附有若干种，究竟那一种才是最接近真理或者就是真理自身的显现呢？就是那种哲人所领会到的凭附。凭什么判断哲学的凭附就是真理的呢？“这原因在人类理智须按照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