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会典的纂修

　　论文关键词：《明会典》；正德《会典》；万历《会典》；纂修
　　论文摘 要：《明会典》的纂修始于弘治，校订、刊行于正德，嘉靖间两次续修，万历间重修成定本。其体例远源《周礼》，近取《诸司职掌》，经历了模仿、沿袭与创新的过程。其纂修主要由史馆承担，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其资料主要来源于朝廷颁降之书、各衙门的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资料以及历朝《实录》。刊行后，成为明代的大经大法，不仅在明代为百司所遵、万民所奉，而且在清初一度被奉为处理政事的政典，更成为清修会典的重要参考。
　　
　　《大明会典》是明代官修的典章制度专史，也是明王朝的法典。始修于弘治，校订、刊行于正德，嘉靖间两次续修，万历间重修成定本，再次刊行天下，历时近90年。其纂修时间之长、纂修过程之复杂，在此前的典制体史籍中是极为少见的。关于明代《会典》的纂修问题，学界缺乏系统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爰撰短文以明之。
　　
　　一、漫漫会典纂修路——明代会典的纂修历程
　　
　　会典的编纂，渊源于先秦时期的《周礼》。《周礼》亦称《周官》，专载周代设官分职之法。受此影响，唐玄宗时仿《周礼》而编《唐六典》，宋元时期则有《庆元条法事类》、《元典章》等。沿及明代，则有弘治、嘉靖、万历三朝会典之编纂。
　　
　　(一)弘治《会典》的纂修与正德间的刊行
　　“《会典》本《职掌》而作”，《诸司职掌》为明朝《会典》最初之蓝本，因而要探讨其纂修，理应从《诸司职掌》说起。《诸司职掌》是明洪武时期仿《唐六典》而纂修的一部行政法典。“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诸司，凡其设官分职之务，编类为书。”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庚午书成，颁布中外。该书详细规定了明朝初期的职官建制及职权范围，成为各级官府行政之依据。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典章制度也在不断改订或增补，弘治十年三月明孝宗下诏，以内阁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为总裁官，以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侍读学士王鏊、侍讲学士杨守防为副总裁官开始纂修会典。为使“纂修者有所依据，承行者易于遵奉，承内阁大学士徐溥之请，孝宗亲赐了《大明会典》书名。此外，他还提出了《会典》纂修的思想和要求，即“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一以祖宗旧制为主”；“务使文质适中，事理兼备，行诸今而无弊，传诸后而可征”。然“彼时史官因循，二三年来，纂述茫无头绪”。事实上，纂修官们只做了一些资料收编工作，从弘治十三年至十五年《会典》进入了实质性编定阶段。弘治十三年，“大学士李东阳等与学士吴宽等议定《凡例》，以《诸司职掌》乃圣祖旧制，开具于前，而以累朝节年事例循序系于后”。此《凡例》的制订，从而使《会典》纂修工作有例可循，真正走上正轨。万历《会典》卷首所附《弘治间纂修凡例》，即李东阳等所撰。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大明会典》成书，记事起于国初迄于弘治十五年。弘治皇帝非常高兴，亲为作序，称赞该书“提纲挈领，分条析目，如日月之丽天而群星随布”，“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然而未能等到弘治《会典分刊布，孝宗就驾崩了，因而刊布之事也就中途而止，
　　正德皇帝即位后，鉴于弘治《会典》成而未刊，又因其成书仓促，“不能无鲁鱼亥豕之误”，遂令先“重加参校，补正遗阙”，然后再刊行，对弘治《会典》的校订始于正德四年五月，时有总裁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梁储，纂修官毛纪、傅珪、毛澄、朱希周、潘辰等人参与此项工作，当年十二月结束。正德六年，《会典》正式刊行天下。这次刊行的《会典》，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那部一百八十卷本的《明会典》，学界习惯上称之为正德《会典》。这次校订主要是订正谬误，在记事时间和收载内容上并未有大的改变。然由于校订时间太短，有失仓促。因此《会典》“犹有未尽者”。
　　
　　(二)嘉靖《会典》的纂修与未刊
　　正德《会典》刊行后，即成为全国通行的行政法典，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典制之因革损益又复增多。特别是嘉靖初年，世宗锐意改革，典制改作又多于往时，故“恐数十年之后，卷册浩穰，条贯繁琐，失真之弊，又或如前”。世宗认为有必要对弘治十六年以来之典制“悉心考究，凡损益同异，具事系年，条分类列，通前梓为一书，以成一代完典”。再者，嘉靖皇帝对正德《会典》非常不满，认为其“纪载失真，文辞抵牾者，比比有之”。正德《会典》因审校不精而存在的谬误，也使世宗感到有对其进行重校的必要，因而早在嘉靖七年三月，他即“诏儒臣重校《大明会典》，订正谬误，增人续定事例”。
　　嘉靖间会典的纂修共有两次。嘉靖八年四月，杨一清等请求开馆纂修《会典》，这也是嘉靖间第一次开局修《会典》。当时，嘉靖皇帝命大学士杨一清、张璁、桂萼、翟銮和吏部尚书方献夫等五人为总裁官，负责《会典》的续修。此次续修至嘉靖二十四年完成初稿，收载典制的时间范围自弘治十六年至嘉靖七年。然此次会典纂修无果而终。二次开局始于嘉靖二十四年。是年闰正月，应大学士严嵩之请，嘉靖皇帝命严嵩、许瓒、张壁为总裁官，孙承恩、张治为副总裁官主持《会典》的续修。此次续纂，时间范围自嘉靖八年起至二十三年止，嘉靖二十九年五月成书，然而，续修之《会典》进呈后，嘉靖皇帝并未允其刊行。究其原因，乃是其中紊礼逾法之处太多。嘉靖初，通-过“大礼议”起家的张璁、桂萼、翟銮、方献夫等人在续修《会典》时一味阿上求荣，“如分郊、如四棉、如改制冠服，俱详载新制，而旧仪反略焉。又礼部仪(制)司所列大行皇太后丧礼一款，则兴献王之章圣蒋后，反居太祖孝慈马后之前”。嘉靖二十四年，严嵩为总裁，再次主持续修，也是“徒知取媚主上，而紊礼逾法则极矣”。结果，连嘉靖皇帝也感到“犹有未当”，因而将其“留之禁中，不制序，不发刊”。
　　
　　(三)万历《会典》的重修与颁行
　　因嘉靖间续修《会典》成而未刊，故万历初通行全国的行政法典依然是正德《会典》。然自弘治间始修《会典》，“至今代更四圣，岁逾六纪，典章法度不无损益异同，其条贯散见于简册卷牍之间，凡百有司，艰于考据，诸所援附，鲜有定画。以致议论繁滋，法令数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从，甚非所以定国是而一人心也。”因此有必要对正德《会典》和嘉靖续修之《会典》芟繁正讹，益以见行事例而折衷之，使“诸司一体，前后相贯”，“以成一代画一经常之典”。
　　万历四年六月，内阁首辅张居正以神宗的名义正式下诏，令择日开馆，分局纂修《会典》。张居正本人任总裁，马自强、汪镗、林士章、申时行、王锡爵五人为副总裁。万历八年九月，草成初稿，但张居正对其质量颇为不满，认为此“良由副总裁诸臣，各有部事相妨，无暇讨论讲究”所致。因而提出“事必专任，乃可责成；力不他分，乃能就绪”的原则，提升“素优，年力方富”的吏部左侍郎余有丁、詹事府詹事许国为副总裁，责令他们“专在史馆”主持纂修。并明确要求他们“将《会典》新旧原本，细加考究，另具草稿”。按此要求，余有丁、许国不仅拟定了《重修凡例》，而且在对旧稿进行校订、补辑的同时，又增人新例。张居正死后，会典纂修主要由申时行等人负责，万历十三年，重修《会典》稿成，记事亦止于该年，共二百二十八卷。十五年，申时行等将之进呈，朝廷也随即颁行天下，此本即为今天所见之万历《会典》。
　　
　　二、模仿、沿袭与创新——明代会典体例的演变
　　
　　刘知几云：“史之有例，尤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故修史必先定其例，这一点在明朝会典纂修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明代纂修三部会典时都非常重视体例，先后订立《弘治间凡例》、《嘉靖间续纂凡例》、《重修凡例》三种凡例，从中可清楚看出明代三部会典的体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