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觉醒”与“美学的觉醒”
再论人学背景
;一;
如前所述，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因此，从不同的假设出发的对于人的不同阐释，就构成了不同的美学。生命美学的诞生，就正是如此。它是在人类的进程中人之为人的丰富性的不断展开的必然结果。不过，对于人的考察实际上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人的活动的性质和人作为活动者的性质．假如说，前者主要是从人的活动的性质的角度着眼，讨论人与非人的关系，后者则是从人的作为活动者的性质着眼，讨论人的自我实现的问题。它与人的活动的性质尽管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但又毕竟角度不同，层次各异。与此相应，生命美学的对于活动的考察实际上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从人的活动的性质考察人类为什么需要审美活动，以及从人作为活动者的性质考察人类为什么需要审美活动。;
本文的主旨，就是从人作为活动者的性质考察人类为什么需要审美活动。;
具体来说，从人作为活动者的性质考察人类为什么需要审美活动，与前文的从人的活动（人之为人）的性质考察人类为什么需要审美活动时对于人的活动的性质的假设的转换密切相关，理性主义的视角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目的论”的思维方式、“人类中心论”的传统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本体论的内涵出现根本的转换。在一般、普遍、统一、本质、整体统治了人类数千年之后，人们终于发现，这一切都是虚幻、都是假像，都只是一个甜蜜的梦。然而，是梦就总是要醒的。在传统的对于人的活动（人之为人）的性质的假设随风而逝之后，人们终于大梦初醒：世界的魅力不是来自于“一”，而是来自于“多”。只有远离作为一般、普遍、统一、本质、整体的“一”的作为“多”的自我才是真实的。离开了“我”的“我们”所代表的只是虚假真理，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且，天地间唯一的真实存在，就只是一个“我”。;
这一点，从西方思想的演进中，应该已经不难看到。在培根，还坚信“知识就是力量”，其中所着眼的，无疑仍旧是一般、普遍、统一、本质、整体，在康德，所推重的也仍旧是：“人是目的”。然而在尼采，却开始疾呼：“独特的生命就是力量”，其中所着眼的，无疑已经是个体、特殊。尼采还提示说：个人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创新的东西，而新时代的哲学就是要探讨怎样去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此外，克尔凯郭尔宣称传统哲学是“无用的哲学”，并且把成为“这个个人”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雅斯贝斯认为，传统的哲学已经于事无补，只有在对于个体的哲学探讨中才存在着拯救。海德格尔将胡塞尔的现象学从认识方式转换到存在方式，并且强调：其中的关键是“我存在”而且“必须存在”。加缪说：当代哲学唯一的问题就是研究自杀。萨特则说：人只是他自己造成的，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总之，康德的“人是目的”现在变成了“个人就是目的”。自我，成为一条新的阐释人生的思想地平线。;
于是，人们都意识到，谁想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谁就该首先拥有一个独立的自我。这是一个绝对不允出让的东西。犹如鱼虽然终日在水中自由游弋，但鱼却永远是鱼，水也永远是水。独立的自我，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真实。每个独立的自我，都是天地间一颗独立的太阳，每个独立的自我，都拥有一片属于他自己的天空，拥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梦幻，由乎是，我们甚至可以说，不造就自我的独立，就不可能寻找到“国家”、“”的终极根据，不弄清“我是谁”，“我们是谁”也就永远会成为千古大谜。对此，克尔凯戈尔讲过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人，或做一个人，与神有关”，在他看来，从人这个方面讲，他只对上帝发言，从上帝这个方面讲，他只对个人发言，在这里，假如把“神”（上帝）理解为生命的意义，那么应该说，克尔凯戈尔确实说出了一个被人们无意间所长期忽略了的真理。;
遗憾的是，究竟何谓自我？却仍旧是一个问题。所谓自我，传统的看法可谓纷纭，然而，认为自我必然有其固定的本质，则是其中的共同之处。从一般、普遍、统一、本质、整体出发，为自我规定某种固定的本质，也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这样，一切根本的决定都来自外界，一切真正的责任也都要由外界来负，所谓自我也就成为朝向可知的未来的一种生命努力，以人生为有意义，以能够进入终极为理想归宿，以外在于自我的本体为主宰，以静止、确定、终极、乐观为人生基调，以高贵、神圣、纯洁为本性，以传统的形而上学和乌托邦为人性基础……总之，传统的自我之为自我，都是出之于一种的安慰，都是一般高于个别的产物，也都以占有作为根本特征。这也就是说，自我之为自我的关键不在于是什么、成为什么，而在于有什么（本质）。我占有什么我就是什么和成为什么，反之，我就不是什么和没有成为什么。总之，从占有角度看，铸成自我的恰恰不是个体而是对象。;
显然，这一切都意味着：犹如在从人作为活动的性质考察人类为什么需要审美活动时存在着一个对于人作为活动（人之为人）的性质的假设的转换，在从人作为活动者的性质考察人类为什么需要审美活动时也必然存在着一个对于人作为活动者（自我之为自我）的性质的假设的转换。;
二;
对于人作为活动者（自我之为自我）的性质的假设的转换，意味着在当代，不但存在着“我们的困惑”，而且存在着“我的困惑”。由此，我们会想起拉康关于生命早期的“镜子阶段”的发现，在其中出现的是一个认为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虚伪自我”。然而随着生命的成熟，拉康却再次发现：在人们的周围并不存在那面时时顺从、映照着自己一举一动的“镜子”，恰恰相反，在人们的周围到处可见的倒是一道与其根本格格不入的冷漠无情的“墙壁”。因此，那个认为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虚伪自我”根本就不存在。于是，面对这一切尚且揉着惺松睡眼因此而不免迷迷惑惑的人们，就不能不勇敢地予以面对，并且及时地予以回应。;
然而，对于“我的困惑”的回答，西方当代的尼采等思想家的回答也并非圆满的答案，而只是一种深刻的启示。因此，我们有必要作出自己的回答。;
自我之为自我，必须真实地被理解为人类向“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进化的最高成果。在这方面，马克思所强调的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最后再到“自由个性”的思路，为我们指明了思想的根本航向。显然，它们与人类在漫长历程中所存在着的三次历史性的提升相互对应：这就是从猿到人、从野蛮到文明以及从阶级文明到人类文明。在这里，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问题在于：人类的存在方式逐渐地从类走向群体，而最终则走向个体。之所以如此，无疑与人类始终是在通过类或者群体而与世界发生的关系密切相关。最初，人类是通过生活资料的生产尤其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与世界发生的关系。因而血缘关系在其中就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愚昧阶段）。后来出现文明时代，却又是靠的私有制。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结果，只是从宗族血缘的狭隘性转向了阶级群体的狭隘性。这就是：“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庸物。” “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 “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的规定”;束缚着人类自身。毋庸多言，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类的存在始终处于一种附属的状态，因此也就很难建立起一种真正人性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