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司马迁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导语：《史记》曾以“实录”著称，司马迁的思想、人品也为世人所称颂不绝，但却很少有人系统地谈及司马迁和《史记》的另一面，本文试从《循吏列传》入手，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作一点挑剔。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谈司马迁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的论文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史记》虽非专门的政治思想著作，却蕴藏着丰厚的政治思想。作爲五位先秦政治家的合传，《循吏列传》全篇充溢着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本文旨在以《循吏列传》爲研讨对象，来调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循吏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奇著，其所涵盖的范畴非常宽广，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一切的社会迷信范畴简直都有触及，但司马迁毕竟没有专门的政管理论著作，《史记》虽然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并且对政治宣布了不少看法，从中表达了丰厚的政治思想，但却分布全书的各个角落，非常不成零碎，只要对全书停止归结整理才干零碎地提炼出来。《史记》中的八书全是政书，包含丰厚的政治思想。除此以外，《史记》中入传的人物，也根本全是政治人物，很多人物传记就是政治家的传记。在这些传记里，如何选择政治家，选择政治家的思想与行爲并对之做出评价，也深入表现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因而白寿彝在《<史记>新论》中说:“《史记》不只是历史事情的记叙，也标明了司马迁的政治主张。”《史记•循吏列传》是司马迁爲五位先秦政治人物所作的合传，他们辨别是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在这篇文章中“循吏”之名第一次呈现，且爲后世史家所承袭，专指那些律己奉公、清正廉洁、爲民所思的官员。在众多的先秦政治家中，司马迁选取五人爲对象，这里边无疑包括着他对本人笔下“循吏”的考量，这种考量，显然是以本人的政治思想爲根底的.。本文就旨在以《史记•循吏列传》爲研讨对象，来调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循吏列传》的特征及创作倾向
司马迁作史有着浓厚的客观颜色，这在不少的人物传记中都有表现。以《伯夷列传》爲例，司马迁不过是借着爲伯夷作传的时机抒发本人对天道不公的慨叹。关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精辟阐述。他说:“记夷齐行事甚少，慨叹谈论居其大半，反论赞之宾，爲传记之主，司马迁怨言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实践上，以写史爲手腕，借以抒发团体感概的文章在司马迁的笔下还有很多，《循吏列传》也可以划入此类。此篇文章并未过多叙写人物阅历，只是按照本人的政治思想将历史五位先秦官吏聚集在一同，虽云传记，但有的人物连详细事迹都没有，且传中所列人物位置差别宏大，事迹也不尽相反。所载五位官吏既有刚正执法之事，更有名相理财、施教诲民、清廉执政等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循吏列传》该当是借着给人物作传的时机，从中表达本人的思想情感和见地的。就五位官吏的宏大差别和不同事迹而言，司马迁心目中的循吏应该是多面的。或许说，司马迁对本人心目中循吏的看法本就是矛盾的。
二、《史记》中的循吏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了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五人。五个循吏爲政各有特征。关于楚相孙叔敖，司马迁记载了三件事，一是施教诲民，二是波动货币市场次序，三是详细写他引导老百姓改动旧俗，对出行用车停止改造的故事。三件事都非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收到了使民自化，远近效法的成效。子产是郑国的列大夫，《史记•郑世家》曾对他有过记载。在《循吏列传》中，太史公又专门将他列作“循吏”，可是却对他的事迹不记载分毫，却着重记载他在执政时期所获得的治绩和百姓对他离世后的追念。子产在执政的短短几年之内，就使郑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习尚也随之发作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他死后举国爲之流涕。公仪休是鲁国博士，曾以高弟爲鲁相，似乎当有不少事迹可供记载，但是司马迁除了惩处他执政时期奉法循理，于凡事无所变卦，使得百官自正，让支付俸禄的官员不与百姓争利外，只专门记载了几件生活琐事，一是他喜欢吃鱼却不承受他人的赠送。另外两件大事，司马迁更是一笔带过:他见本人家种的蔬菜好，就拔掉丢弃，见本人家织的布好，就摧毁织布的机器，其动机则是怕上层农民和手工业者无法出售货物。《循吏列传》最初写的两个官员，一个是石奢，另一个是李离，司马迁各记一事，着重表现他们的执法刚正，甚至以身自裁来维护法律威望。
三、《循吏列传》所表现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1)倡导沿袭孙叔敖是楚名相，他制定政策的准绳是便民，楚庄王曾下令调整货币，百姓多受其累。于是孙叔敖恳求楚王恢恢复有币制，混乱的市场遂得以恢复如初。即便不得不改动政策，也是先引导百姓顺应，等到机遇成熟下令改动。楚国有一种矮车，在与马配套运用时很不方便，于是楚王想将车改高，但事先楚国的房屋门限很低，用了高车上下又会发生方便。孙叔敖先引导人民抬高门限，等人们习气了，瓜熟蒂落地完成车改。这两个事例，政策一变一不变。不变是由于人民不方便。变化是由于习尚曾经变化，百姓没有了方便。这就是道家倡议的沿袭爲用。道家思想对司马迁有很大影响，这一方面与家学渊源有关，其父司马谈是汉初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则是，黄老之学作爲汉初的统治思想，一度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昌盛。对此，司马迁是非常称誉的。但是在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由于社会情势发作了变化，事先的政策也多变。依据《汉书•食货志》，可以理解到事先的货币就常常变换。引发了极大混乱。此外，行政体制也多有变化，弊端极大。在《平准书》中，司马迁说:“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基于对社会理想的看法，沿袭爲用天经地义地成爲了司马迁理想的治国战略。就波动社会来说，司马迁的思想主张是正确的。武帝时的政策多变的确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波动要素。但沿袭若要成功运用于政治要有适当的社会根底，武帝时期社会矛盾复杂锋利，政策的制定不得不顺应社会情势。多变的政策本是社会多变的应对，是对社会成绩的应变。种种措施不可防止地带有弊端，但总体趋向是积极的。就打击豪强和维系国度安宁而言，其积极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司马迁主张沿袭支持多变无疑是片面的。
(2)注重教化
由《循吏列传》所反响的思想来看，司马迁是注重教化的。传中孙权敖“施教于民”，子产爲政以礼，使郑国的社会习尚爲之一新。但从实践状况而言，司马迁的教化思想也杂糅了不少道家颜色。在同书《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引过孔子“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却又以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爲之注脚。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推尊爲统治思想。但是，武帝本人却并不奉行。出于用儒家思想点缀门面的需求，汉武帝重用了不少儒者。武帝时的儒家人物多半是利禄中人。公孙弘由白衣而爲三公更使得“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这种情势下，儒家教化的推行不只无助于社会习尚，反而诱使士人向利禄靠拢。由此来看，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经过孙叔敖和子产来表达出来的教化思想是有理想针对性的。
(3支持与民争利
《循吏列传》记叙了公仪休不受鱼和丢弃自家园葵并摧毁自家织布机的事。不受鱼阐明公仪休爲官廉洁。丢弃园葵和摧毁织布机的动机是爲了不与民争利，显得有些匪夷所思。这些都应该联络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时连年对外征伐，国库充实，于是推行盐铁酒官营、平准均输、算缗等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此搜刮财富。在司马迁眼中，盐、铁、酒等应该民营，官府去运营就会与民争利。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曾对经济成绩停止过集中论述。他以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受人天性驱使的后果，“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导之，其次划一之，最下者与之争”。在他眼中，与民争利显然是下策，但是司马迁无视了任由经济自在开展的弊端。汉初吴楚七国之乱一个重要成因就是诸侯经济不受节制。武帝时社会矛盾锋利，有相当水平是经济上的听任政策形成的，在这种状况下司马迁主张不与民争利，多少显得有些片面。
(4)矛盾的法治思想
儒家讲德治，法家重法治，司马迁试图一致二者，以致于形成了法治观的矛盾。《循吏列传》记叙的两位执法官吏的事迹深深表现了这一矛盾:石奢爲官刚直，一次捕捉的犯人是本人的父亲，他将父亲释放而替父受死。李离爲晋狱官，以公正见称，却因过失枉杀一人。预先坚持抵罪，虽有文公竭力开脱，却还是伏剑而死。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法治思想非常矛盾。他一方面主张执法严正，因此称誉石奢“无所避阿”，也赞赏李离因枉杀人抵罪。另一方面儒家的宗法思想对司马迁影响也很大。当执法的严正与宗法思想发作抵触，石奢却释放了本人的亲人。联络列传开篇“法则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来看，司马迁的法治思想显然受了儒家德管理念的影响，以致于一方面称誉执法刚正，一方面在情与法的抵触中赞赏释放父亲的石奢。综上所论，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有一定的积极要素，但也有不可谐和的矛盾，且不顺应事先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势的倾向非常突出。这些局限性当本源于他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反响了事先统治思想由黄老之学向儒家思想转变的痕迹，这一切都是时代使然。《史记》一书作爲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处处闪耀着其思想的光芒与局限。现实上，记事与赞语均简单的《循吏列传》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只是司马迁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正面，远非全部。即便如此，其蕴涵也是极端丰厚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务实出版社，1981.
[4]孙陆地，陈永庆.从<史记•循吏列传>看司马迁政治思想的局限性[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4.
【谈司马迁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