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司马迁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时间:2018-03-06 政治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导语:《史记》曾以“实录”著称,司马迁的思想、人品也为世人所称颂不绝,但却很少有人系统地谈及司马迁和《史记》的另一面,本文试从《循吏列传》入手,对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作一点挑剔。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谈司马迁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的论文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摘要:《史记》虽非专门的政治思想著作,却蕴藏着丰厚的政治思想。作爲五位先秦政治家的合传,《循吏列传》全篇充溢着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本文旨在以《循吏列传》爲研讨对象,来调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循吏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奇著,其所涵盖的范畴非常宽广,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一切的社会迷信范畴简直都有触及,但司马迁毕竟没有专门的政管理论著作,《史记》虽然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并且对政治宣布了不少看法,从中表达了丰厚的政治思想,但却分布全书的各个角落,非常不成零碎,只要对全书停止归结整理才干零碎地提炼出来。《史记》中的八书全是政书,包含丰厚的政治思想。除此以外,《史记》中入传的人物,也根本全是政治人物,很多人物传记就是政治家的传记。在这些传记里,如何选择政治家,选择政治家的思想与行爲并对之做出评价,也深入表现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因而白寿彝在《<史记>新论》中说:“《史记》不只是历史事情的记叙,也标明了司马迁的政治主张。”《史记•循吏列传》是司马迁爲五位先秦政治人物所作的合传,他们辨别是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在这篇文章中“循吏”之名第一次呈现,且爲后世史家所承袭,专指那些律己奉公、清正廉洁、爲民所思的官员。在众多的先秦政治家中,司马迁选取五人爲对象,这里边无疑包括着他对本人笔下“循吏”的考量,这种考量,显然是以本人的政治思想爲根底的。本文就旨在以《史记•循吏列传》爲研讨对象,来调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循吏列传》的特征及创作倾向

  司马迁作史有着浓厚的客观颜色,这在不少的人物传记中都有表现。以《伯夷列传》爲例,司马迁不过是借着爲伯夷作传的时机抒发本人对天道不公的慨叹。关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精辟阐述。他说:“记夷齐行事甚少,慨叹谈论居其大半,反论赞之宾,爲传记之主,司马迁怨言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实践上,以写史爲手腕,借以抒发团体感概的文章在司马迁的笔下还有很多,《循吏列传》也可以划入此类。此篇文章并未过多叙写人物阅历,只是按照本人的政治思想将历史五位先秦官吏聚集在一同,虽云传记,但有的人物连详细事迹都没有,且传中所列人物位置差别宏大,事迹也不尽相反。所载五位官吏既有刚正执法之事,更有名相理财、施教诲民、清廉执政等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循吏列传》该当是借着给人物作传的时机,从中表达本人的思想情感和见地的。就五位官吏的宏大差别和不同事迹而言,司马迁心目中的循吏应该是多面的。或许说,司马迁对本人心目中循吏的看法本就是矛盾的。

  二、《史记》中的循吏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了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五人。五个循吏爲政各有特征。关于楚相孙叔敖,司马迁记载了三件事,一是施教诲民,二是波动货币市场次序,三是详细写他引导老百姓改动旧俗,对出行用车停止改造的故事。三件事都非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收到了使民自化,远近效法的成效。子产是郑国的列大夫,《史记•郑世家》曾对他有过记载。在《循吏列传》中,太史公又专门将他列作“循吏”,可是却对他的事迹不记载分毫,却着重记载他在执政时期所获得的治绩和百姓对他离世后的追念。子产在执政的短短几年之内,就使郑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习尚也随之发作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他死后举国爲之流涕。公仪休是鲁国博士,曾以高弟爲鲁相,似乎当有不少事迹可供记载,但是司马迁除了惩处他执政时期奉法循理,于凡事无所变卦,使得百官自正,让支付俸禄的官员不与百姓争利外,只专门记载了几件生活琐事,一是他喜欢吃鱼却不承受他人的赠送。另外两件大事,司马迁更是一笔带过:他见本人家种的蔬菜好,就拔掉丢弃,见本人家织的布好,就摧毁织布的机器,其动机则是怕上层农民和手工业者无法出售货物。《循吏列传》最初写的两个官员,一个是石奢,另一个是李离,司马迁各记一事,着重表现他们的执法刚正,甚至以身自裁来维护法律威望。

  三、《循吏列传》所表现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1)倡导沿袭孙叔敖是楚名相,他制定政策的准绳是便民,楚庄王曾下令调整货币,百姓多受其累。于是孙叔敖恳求楚王恢恢复有币制,混乱的市场遂得以恢复如初。即便不得不改动政策,也是先引导百姓顺应,等到机遇成熟下令改动。楚国有一种矮车,在与马配套运用时很不方便,于是楚王想将车改高,但事先楚国的房屋门限很低,用了高车上下又会发生方便。孙叔敖先引导人民抬高门限,等人们习气了,瓜熟蒂落地完成车改。这两个事例,政策一变一不变。不变是由于人民不方便。变化是由于习尚曾经变化,百姓没有了方便。这就是道家倡议的沿袭爲用。道家思想对司马迁有很大影响,这一方面与家学渊源有关,其父司马谈是汉初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则是,黄老之学作爲汉初的统治思想,一度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昌盛。对此,司马迁是非常称誉的。但是在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由于社会情势发作了变化,事先的政策也多变。依据《汉书•食货志》,可以理解到事先的货币就常常变换。引发了极大混乱。此外,行政体制也多有变化,弊端极大。在《平准书》中,司马迁说:“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基于对社会理想的看法,沿袭爲用天经地义地成爲了司马迁理想的治国战略。就波动社会来说,司马迁的思想主张是正确的。武帝时的政策多变的确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波动要素。但沿袭若要成功运用于政治要有适当的社会根底,武帝时期社会矛盾复杂锋利,政策的制定不得不顺应社会情势。多变的政策本是社会多变的应对,是对社会成绩的应变。种种措施不可防止地带有弊端,但总体趋向是积极的。就打击豪强和维系国度安宁而言,其积极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司马迁主张沿袭支持多变无疑是片面的。

  (2)注重教化

  由《循吏列传》所反响的思想来看,司马迁是注重教化的。传中孙权敖“施教于民”,子产爲政以礼,使郑国的社会习尚爲之一新。但从实践状况而言,司马迁的教化思想也杂糅了不少道家颜色。在同书《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引过孔子“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却又以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爲之注脚。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推尊爲统治思想。但是,武帝本人却并不奉行。出于用儒家思想点缀门面的需求,汉武帝重用了不少儒者。武帝时的儒家人物多半是利禄中人。公孙弘由白衣而爲三公更使得“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这种情势下,儒家教化的推行不只无助于社会习尚,反而诱使士人向利禄靠拢。由此来看,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经过孙叔敖和子产来表达出来的教化思想是有理想针对性的。

  (3支持与民争利

  《循吏列传》记叙了公仪休不受鱼和丢弃自家园葵并摧毁自家织布机的事。不受鱼阐明公仪休爲官廉洁。丢弃园葵和摧毁织布机的动机是爲了不与民争利,显得有些匪夷所思。这些都应该联络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时连年对外征伐,国库充实,于是推行盐铁酒官营、平准均输、算缗等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此搜刮财富。在司马迁眼中,盐、铁、酒等应该民营,官府去运营就会与民争利。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曾对经济成绩停止过集中论述。他以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受人天性驱使的后果,“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导之,其次划一之,最下者与之争”。在他眼中,与民争利显然是下策,但是司马迁无视了任由经济自在开展的弊端。汉初吴楚七国之乱一个重要成因就是诸侯经济不受节制。武帝时社会矛盾锋利,有相当水平是经济上的听任政策形成的,在这种状况下司马迁主张不与民争利,多少显得有些片面。

  (4)矛盾的法治思想

  儒家讲德治,法家重法治,司马迁试图一致二者,以致于形成了法治观的矛盾。《循吏列传》记叙的两位执法官吏的事迹深深表现了这一矛盾:石奢爲官刚直,一次捕捉的犯人是本人的父亲,他将父亲释放而替父受死。李离爲晋狱官,以公正见称,却因过失枉杀一人。预先坚持抵罪,虽有文公竭力开脱,却还是伏剑而死。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法治思想非常矛盾。他一方面主张执法严正,因此称誉石奢“无所避阿”,也赞赏李离因枉杀人抵罪。另一方面儒家的宗法思想对司马迁影响也很大。当执法的严正与宗法思想发作抵触,石奢却释放了本人的亲人。联络列传开篇“法则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来看,司马迁的法治思想显然受了儒家德管理念的影响,以致于一方面称誉执法刚正,一方面在情与法的抵触中赞赏释放父亲的石奢。综上所论,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有一定的积极要素,但也有不可谐和的矛盾,且不顺应事先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势的倾向非常突出。这些局限性当本源于他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反响了事先统治思想由黄老之学向儒家思想转变的痕迹,这一切都是时代使然。《史记》一书作爲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处处闪耀着其思想的光芒与局限。现实上,记事与赞语均简单的《循吏列传》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只是司马迁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正面,远非全部。即便如此,其蕴涵也是极端丰厚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务实出版社,1981.

  [4]孙陆地,陈永庆.从<史记•循吏列传>看司马迁政治思想的局限性[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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