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引超越原理-对社会发展阶段衔接规律的思考
因为主体活动能力、主体活动形式各个层次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具体历史条件的作用下，某个层次的社会发展阶段有时会缩短，有时会延长，使上述各层次社会发展阶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出现错位现象，所以除了上面说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存在于同一种生产关系这类情况外，还会出现相反的同一种生产方式存在于不同生产关系中的情况，如简单协作可以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
地球上的人类社会最初是在一些互相离散的点上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由一些互相离散的点发展到布满全地球的过程是一个各人群集合体逐步汇流的过程。我在《汇流对社会发展线索的影响》(载《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2期)一文中通过对亚洲大陆东部、亚洲大陆西部两河流域、非洲北部尼罗河下游地区、欧洲大陆、美洲大陆各人群集合体社会发展阶段衔接顺序的归纳分析，指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排列有着一定的顺序，这种顺序在相对离散的各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大体相同。从生产力方面看，它们全都经过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铜石并用、青铜器、铁器这几个发展阶段(这里所称谓的阶段，指的是以这种质料的器具为主要生产工具，并不是说在该阶段不存在处于次要地位的其他质料的生产工具)。从社会关系方面看，它们基本上是沿着血缘家族、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农村公社、城市公社、城邦奴隶制、帝国奴隶制、封建制的道路发展的。这些点越是孤立，越是早期，点上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顺序就越是具有共同性。如果考虑到这些社会是彼此隔绝的，那么在发展顺序上的这种相似就比相异更为惊人。各个点上的人类社会各自独立发展而表现出发展顺序的共同性，无可置疑地表明，这种顺序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相互衔接的基本线索。汇流使这个基本线索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局部范围内发生异变。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汇流对社会发展线索的影响》一文已经加以论证，所以这里就不再赘述。
事实表明，在各自孤立发展的条件下，各人群集合体的发展速度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使得在同一时间内，会出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人类社会并存的现象。例如，从全地球的范围看，在公元前后，中国东部汉族处于封建制阶段，云贵高原和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处于氏族社会阶段，日本处于氏族社会阶段，地中海北岸的罗马人和印度半岛上的'大月氏人处于奴隶制阶段，北美洲墨西哥地区的印第安人刚刚进入奴隶制阶段(在人身生产上则是氏族阶段)。又如，公元18世纪初，西欧、中欧各国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中国、日本处于封建制阶段，北美洲一些印第安人还处在原始公社阶段(参阅朱寰主编《世界中古史》(修订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464页)。
在人类社会汇流的过程中，人群集合体人数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使之迟早要与邻近的人群集合体相遇。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人类社会如果发生交往，那么交往将使其中某些社会发展的逻辑线索(即社会发展阶段排列的顺序)发生异变。一般说来，由于处于高级阶段的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及活动的社会形式更适合人类共有的生存和发展的一般要求，所以在互相交往中往往是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社会接受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的影响，使自己在各方面都向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接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么，社会制度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l页)例如，公元4世纪前后，原来处于奴隶制阶段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通过进入黄河流域汉族地区，接受汉族的农耕技术，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中就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阶段。中国东北部的生女真人，在16世纪前还处在奴隶制阶段(参阅《清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6页)，通过与汉族的战争和贸易，学会了农耕技术和制造铁器的技术，全面进入汉族地区后，很快就进入封建制阶段。历史事实表明，以战争、贸易等为形式的交往会使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思想关系渗入另一个社会之中，引起另一个社会的变化。交往能使原来各个点上的人类社会摆脱发展的孤立性，使交往各方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趋于同步。这种效应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步效应。事实表明，各社会同步发展的程度(即发展阶段差距缩小的程度)与各社会之间相互交往的深度成正比，而与各社会在地理上的距离(这种距离不仅由长度单位来测量，而且受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制约)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