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传教士与近代文学语言论文
语言是人类传递讯息的主要符号，如果不能完整有效地表达其所指涉的事物，那么它所传达的讯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就有待质疑了。文言的翻译常常令人不知所云，也不适合中下层读者阅读。传教士们普遍偏爱白话，他们批评晦涩难懂的深文言，肯定有活力的浅文言，不遗余力地推崇白话文。传教士的活动对近现代白话文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95年，美国长老会牧师薛思培(JohnAlfredSils-by，?－1939)曾预言:“中国文言文学即将终结，‘传统的’形式将被更为通俗易懂的浅近文言所取代，但是浅近文言也将被更通俗易懂的官话或方言所取代。”［3:508］言文分离和文言的封闭性给传教带来众多困难，因此传教士表现出统一中国语言的意愿，这种统一主要表现为用白话取代文言。
在传统二元对立的观念中，汉语书面语被分为文言文与白话文，然而这种简单的划分忽略了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其它层次。文言和白话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语言，而是一种语言的两种形式，因此它们的界限并不清晰。文言常常越界进入白话，使得白话和文言中间出现了一种调和体———浅文言。当我们跳出二元论的窠臼并重新审视中国语言变革的历史进程时，就不宜再用“白话”和“文言”来对其进行简单的划分了。传教士发现中国语言有很多层次，文言中有特别深奥难懂的文言，有稍微简单一些的文言，还有浅近文言;文言和白话之间有文白夹杂的层次;白话文中有传统的中国白话，也有受到西方语法影响的欧化白话文。他们打破了二元论的思维，使用三分法对汉语进行分层，突出了语言的中间层次。①他们将文言分为深文言和浅文言。深文言主要指文人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浅文言主要是为初识文言的中下层群众准备的。传教士对于深文言的态度是否定多于肯定。②深文言的危害表现在八股文上，传教士对此表示否定和痛恨。梅威良(WilliamScottAment，1850－1909)牧师说:“我们都要和八股文作战，它是一条真正的'八爪鱼，是几百年来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魔鬼。八股文必死，八股文必须被埋葬。”［4:359－360］这代表了大部分传教士对深文言和八股文的态度。无独有偶，新文学家对文言文的批判也是主要集中在其对思想的束缚上。③传教士和新文学家在对深文言的态度上呈现出一致性。如果说深文言是中国文人的内部语言，浅文言就是早期来华新教教堂的内部语言之一。
浅文言是介于白话和深文言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是在向上层精英读者和下层大众读者之间传教的权宜之计。西班牙传教士瓦罗专门对浅文言进行了论述:“它能够被大多数人所理解，……这一语体还使用某些优雅的文学词语，而且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对我们来说，在准备布道宣教时，无论面对的是教徒还是异教徒，掌握这种语体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以粗陋鄙俗的语言令他们生厌，他们就能饶有兴致地听讲，从而使得我们传布的教义更容易为他们接受。”［5:11］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Milne，1785－1822)合作翻译《圣经》的时候开始准备使用北京白话，但是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选用了浅文言。④因为浅文言一方面具有深文言的严肃和庄重，但避免了深文言的晦涩;一方面比较容易理解，也不会被认为俚俗不雅。因此比起深文言来，使用浅文言的《圣经》更适合晚清的中下层的中国文人，浅文言对于外国人来说也比较容易阅读。在传教士的种种努力下，文言作为一种独白话语的支配地位开始解体，“高贵”的文言开始被迫与“低贱”的白话等语言进行交流和对话，呈现出转型时期语言所特有的众声喧哗特征。在白话崛起之前，文言从来都没有被赋予过如此重大的意义，它只是作为一种传统的书写工具而被文人士大夫世代使用。而当白话被传教士用来作为书写和传播的语言工具时，文人才开始重新建立起对文言的认识。白话也是因为文言的存在而被相对赋予了通俗的内涵。文言文写作的传统文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权力等级。本文来自于《中国比较文学》杂志。
熟练掌握深文言的士大夫能够拥有特权阶层的文化权利，而下层的民众由于缺乏教育机会只能说白话，与代表高贵身份的文言保持距离。如果他们不小心触犯了这一潜规则，则会被人耻笑。同样，如果落魄的士大夫在下层民众间卖弄文言，那么他也同样会得到嘲讽。文言和白话在中国的文化等级中筑起了一堵看不见的厚障壁，成为文化权力的工具。因此，白话文地位的提升必然会遭到许多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反对，在晚清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触犯了既得利益阶层的文化地位和特权。传教士语言运动所引起的骚动和批评，伴随着文言文作为一种语言霸权的解体。书面语的空间被其它的语言形式所挤占，而文言文的中心地位也在不断被动摇。文言文的神话即将崩溃，文化专制主义也受到了多元文化的挑战。更有活力的口语语体正在崛起，正在以一种所向披靡的阵势迅猛壮大，它将冲垮一切文言文的堤坝，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即将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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