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创作后期的文化阐释视阈：走向融合和跨文化阐释
本章内容提要：湘西文化被视为反拨现代文明失范的理想文化形态,作为审视现代都市理性文化的反光之镜，是对文化理想之境的追寻，这种现象性的说明是形而下的，但缺少历史理性。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文化对立的二元的任何一极都无法成为对立二元瓦解后走向文化融合后的主导性文化，这正是沈从文在把湘西苗文化、古楚感性文化作为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观之镜时进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时所面临的困境。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沈从文文化困境的来源。在创作后期，沈从文是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上去重审他在上海时期所展演的湘西古楚文化感性生活各种形态，这是沈从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沈从文从本土文化阐释意识到历史理性高度说明了沈从文的文化理解阐释身份的全面置换，也揭示了沈从文文化阐释的方法的自觉更新。沈从文从苗族、湘西区域意识到华族整体意识的逐步归聚，实际上是他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乃至对人“类”意识思考的结晶。沈从文该期的文学创作正是对中华民族如何走向复兴问题的形而上的思考。
4、1 反观之镜的破碎
4、1、1 反光之镜的破碎
沈从文面对城市——乡村、边缘——中心、古楚感性文化——儒家理性文化二元对立，把湘西文化作为审视现代都市理性文化的反光之镜，来揭示现代文明的病苦。湘西文化被视为反拨现代文明失范的理想文化形态。沈从文展示了作为人类生存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和人类之初的原始质朴性。在作品中他用“乡下人”人性来涵盖其间的质朴与刚健，用之去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环境下那“城里人”因拜权、拜金、拜洋派生出来的种种软骨症相对照，以引起国人的注意。因此，沈从文的湘西文化和原初社会的原始性成了渴望精神灵魂、疗救现代性病患的灵丹妙药，其湘西文化也成为了现代都市投射其理想的反光镜。
作为都市现代文明的反光之镜，初朴本真，那是人类孩童时代的天真自然，这是滋养现代人精神灵魂的静谧之处，由此使灵魂不再浮躁，能抵抗住物质主义等现代性所导致的种种心理失衡和精神危机。但是古老、古朴的湘西面对现代文明的浸染命运堪忧，其粗朴的人性也逐步走向堕落。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论及：“我并不即止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范型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贫穷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良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61]沈从文在《边城》、《湘西》、《湘行散记》、《长河》诸文中展示了湘西边远之地原本初朴人性的堕落处，无不表达了其深沉的忧思。他在《湘行书简》中对在沅水流域水上讨活的人们的命运的描述，来揭示这些人们日况愈下的惨境：“多数水面上人生活皆很悲苦，并无多少兴致。这种现象只有一天比一天坏，故地方经济很使人担心。若这样下去，这些人过一阵便会得到一个更悲惨的境遇的。我还记得十年前这河里的情形，比现在似乎是热闹不少的。”[62]沈从文对其悲惨境遇的思虑，许多作品都体现出来，“十五年前，竹林里的鸟雀那分从容处，犹如往日一个样子，水面划船人的愚蠢、朴质、勇敢耐劳处，也还相处不远。但这个民族，在这一堆日子里，为由钱、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死亡之大路走去，一切的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的压力下失去了他原来的范型！”[63]而作为一个民族的希望的青年人也在精神上陷入麻木不可知不可救之中。“这些青年都不打算到本身能为社会做什么，愿为社会做什么，对生存既毫无信仰……。从这些人推测将来这个地方的命运，我俨然洞烛着这些地方，从人的心灵到每一件小事的糜烂与腐蚀。这些青年皆患精神上的营养不足，皆成了绵羊，皆怕鬼神。一句话，皆完了。”[64]面对现代文明的强势扩张，湘西楚文化走向失范。湘西原居民的生活形式全面走向变化，文化走向迷失，人性从伟大处走向堕落，这些让沈从文常陷入一种“无言的哀戚”中了。这种精神上的哀戚是沈从文作为湘西文化代言人因其文化失去常态走向堕落时的内心的极端伤痛。沈从文如此表达自己内心：“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的隐状的悲痛也忽略了”。[65]朱光潜先生如是评沈从文《边城》所体现出来的忧思：“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
4、1、2 反光之镜破碎的原因分析
沈从文把湘西古楚感性文化作为都市现代文明与传统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观之镜，希望以此找到文化复兴之路，但这条路命中注定是要失败的。文化复兴之路，目光向内转，从古楚感性文化和儒学理性文化中寻求文化再生资源；目光向外转，实施全盘西化方之策略，两条道路貌似水火不可相容，分岐不可逾越，但两者背后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都采取了一元的文化观，他们在本质上都属于一种单一的文化模式。在文化冲撞、相互涵化走同文化交融时，不论何种以单一文化形态去覆盖其他文化形态的任何企图都会失败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不同文化形态及其文化特质的区别，体现在该文化所处的时空、其经济基础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本身发展的水平的差异上。在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中，文化内部的各个文化因子、各地域、各国度之间的文化发展水平是存在着时代差异的。沈从文湘西世界和都市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实际上是一种不同时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即历时的文化形态在共时中发生冲撞。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的历史机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统一的特征，在主流汉儒家理性文化出现失范时，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城市——乡村、汉儒家主流文化——苗家等少数民族文化、理性文化——古楚感性文化等对立的二元就发生了共时性的冲突。因此在理解和阐释这些文化间、文明间的冲突时，我们更应具备文化相对论思想与方法，强调跨文化理解与阐释，不仅是不同地域、不同传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也是不同水平、不同时代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这种跨文化了解和阐释必须突破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偏见。“这种跨文化理解的关键在于克服由于文化隔阂和文化落差产生的文化偏执心态。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由于自己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文化熏染，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化定势和文化价值作为惟一的或基本的标准、尺度和参照来度量、理解和评价其他文化，并将自己的文化观念、文化感情和文化追求作为一种文化定势而倾注到对象之中，从而造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反差甚至心理冲突。这种文化心态的主要特征是不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去看待异文化，而只是从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来看待，要求甚至改造异城文化。”[66]沈从文寻求反观之镜的失败，原因就在于此时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选择时的理论前设为：湘西本土古楚感性文化优于都市儒家理性主体文化。这实质上是希望用湘西古楚文化的观念价值取向去改造汉主体文化。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文化对立的二元的任何一极都无法成为对立二元瓦解后走向文化融合后的主导性文化，这正是沈从文在把湘西苗文化、古楚感性文化作为儒家理性文化的反观之镜时进行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时所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