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体系的结构及功能论文
摘要：文学批评应该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阐释，实现对文学创作者、接受者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行引导的价值活动。中国文学批评要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因价值立场游移、价值标准模糊、价值取向偏颇等问题导致的功能衰弱、公信力下降等困境，成为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向全社会喻示精神指向的引领者，就应该将价值体系建构作为主要课题进行探讨。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指的是支撑、引导批评主体对文学现象做出价值判断的，由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等构成的文学评价指标体系。它的构成要素是多元的、有序的。多要素之间以主导与辅助关系的轴轮结构，或低层与高层关系的阶梯式结构存在。
关键词：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多要素；多层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在有力把握文学现象、有效引导创作和阅读等方面表现得差强人意。一些批评者要么随意表达自我、随便宣泄情绪，要么在所谓学理性的名义下模糊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要么在传媒或圈子等的左右下违心地说些恭维的套话。批评与创作、批评家与作家、批评者与读者之间缺乏有意义的交流。这种状况与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价值标准的多元乃至混乱等有关。鉴于此，有识之士纷纷从不同角度提出建构新世纪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改变文学批评面貌、强化文学批评功能的观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探讨较多谈论应该建构，较少论述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本身的性质、内容和特点；有的探讨只抛出价值体系的几条固定标准，没能论及这种价值体系的开放性、涵盖性、面对作品的实际阐释力和各条标准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正是基于对以上一些问题的思考，尝试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基本理解阐释出来，以期对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建构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内涵
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指的是支撑、引导批评主体对文学现象做出价值判断的，由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等构成的文学评价指标体系。价值判断，是批评主体对文学作品有无价值、价值大小等做出的回答。价值取向，是明确表达肯否、褒贬、扬抑等的取舍态度。价值标准，是做出价值判断、表明价值取向的依据。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价值标准等其实都根源于价值观念，是价值观念的种种体现。价值观念，是对价值是什么、什么有价值、什么没价值、什么决定价值、人应该追求什么价值等问题的理解。价值观念并不是一套抽象的理论，它既体现对价值的理解，也体现对价值的追求。价值观念不是个人的认识能力问题，而是复杂深刻的社会现象。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取决于他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一旦他接受一种价值观念，他不仅能做出一个事物有无价值的判断，而且还会做出追求什么价值的选择。也就是说，价值观念必然体现出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必然对人的行为起引导作用。只是，价值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引导作用不是靠强制命令的方式，而是通过阐释事物的价值进而为人指出应该追求的方向实现的。
文学批评中，批评主体正是通过对作品价值的阐释，实现了价值观念的引导作用。批评主体的价值观念是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的关键因素。价值观念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社会性。我们不能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理解为凭空产生的孤立之物或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心血来潮游戏玩耍的偶为之物。它是社会生活现实、文学现实、文学批评现实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作用于研究、从事批评的人并促使他们做出积极应答的结果。孔子提出以“思无邪”“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为核心旨归的“兴观群怨”[1]185价值体系，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所做的应答；柏拉图抛出以“善”为核心价值尺度的文学评价体系，是因为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制度都不能令他满意；梁启超之形成与传统的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学观念相对立的，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新的文学价值观，是因为内忧外患、混乱不堪的中国近代社会让他认识到“新民”的重要性；而我国在“新世纪到来的十几年间，重建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的努力已经初见轮廓”，是因为社会极速发展过程中的分层现象和底层写作现象给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时代课题。强调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社会性，不等于不承认它的差异性。研究或从事批评的人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影响和制约，而是带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审美理想等能动地接受影响从而建构自己的文学评价体系的。客观因素影响的角度、程度、方向和效果等都会因不同的建构主体有不同的理想和需要而不尽相同。
正是建构主体的能动性让我们看到了即便是同一民族、时代、阶级，也会有不尽相同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弟子，两人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两人的文学评价体系都可以用“真善美统一”来概括的话，柏拉图的是以“善”为主导价值取向构成的，亚里士多德的则是以“美”为核心价值取向构成的，而且，二人对真、善、美内涵的界定也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对希腊文学的评价也是不同的。在柏拉图看来，多数希腊文学作品因为既不具备提供真理的价值，也不具备引人向善的价值，是应该被否定的。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多数希腊文学作品因为未犯“艺术本身的错误”而具有美的价值，还因为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提供“可信性”、具有“哲学意味”，而拥有真的价值，也因为不违背城邦的正义而具有善的价值。中国近代的王国维与梁启超，同样面对积贫积弱、混乱不堪、前途渺茫的艰难时世，然而二人对这种现实做出的应答却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在两人建构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上有明显的表现。梁启超的价值体系是以启蒙进而强国为主导价值取向的，所以他致力于倡扬书写新内容、体现新理想的具有崇高格调的新小说、新诗歌、新散文；王国维的价值体系是以感染进而救赎为核心价值取向的，所以那些没有大团圆尾巴的彻底的悲剧诸如李煜的词、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最被他青睐，他看重的是它们写出了宇宙、人生的哲学况味，能够发挥让人看清因欲望而痛苦、因受罚而解脱的人生真相的作用。
总之，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既不是抽象、孤立地存在于批评主体和批评文本之外的强硬、僵化、死板、单一的教条，也不是批评主体主观随意的即时性的灵光一闪。它是批评主体与文学现象，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批评遗产等交流对话的产物，是潜移默化地养成和有意识地建构相结合的结果。它应该内化为批评主体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并在他对文学现象进行阐释、分析、评价时体现出来，应该在文学、人以及社会的良性发展中起积极引领作用。
二、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构成元素及其关系
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应该是非单一的。我们之所以用“价值体系”一词谈论批评，就是为了避免单一标准导致文学批评的僵化、教条、强硬，避免把文学引上单调、枯燥、乏味的死胡同。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对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很有启发意义。赖大仁主张当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应该在审美观、历史观、人性观等方面加强建设，以便纠正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文学创作和批评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王卫平主张面对文学批评中出现的价值混乱和价值虚无等问题，应该建构以“精神内涵”“情感”“趣味”“艺术”和“审美”等为价值维度的多元复合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回首文学理论批评史，在文学批评价值体系这个概念未诞生时，建构它的实践其实已经存在。孔子评《诗经》的“兴观群怨”说，评《韶》乐和《武》乐的“美”“善”说，都说明他为文学评论建构了非单一的评价指标。至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钟嵘在《诗品》中建构的文学评价尺度，就更加细致、多元、详尽了。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以真、善、美为要素建构了文学评价的多元价值尺度，只不过二人对真、善、美的理解存在着分歧。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包含不同的价值尺度、价值取向、价值观念，是由文学批评主客体的特点决定的。文学批评的客体是以文学作品为核心的文学现象，是蕴含着丰富价值内涵的复杂的存在；文学批评的主体由批评家、学者、编辑、作家、文学爱好者等多种身份的人构成，对生活的领悟与洞察，对各种学术、思想资源的吐纳等的不同，决定他们用以衡量文学的尺度、观念等必然是复杂多样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要素是多元的，却不是互不相干、杂乱无序的，它们之间应该以某种方式形成一定的内在关联。
当面对文学作品等文学现象时，形成一定关系的各种要素以一个系统做出反应。柏拉图以真、善、美为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但是，真、善、美在他那里不是并列地处于同等地位的，以培养理想国合格公民为旨归的“善”才是其文学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他之所以认为希腊的悲剧、喜剧、史诗等不真、不美，是因为他认为它们不善。他认为希腊文学中的神、英雄、好人、坏人等形象都不真实，希腊文学多以“模仿”叙事为主要写作方法因而不美，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形象及塑造形象的'方法不能引人向善。当然，柏拉图建立的文学评价体系及他对希腊文学作出的评价，在我们看来，是存在问题的，但是，它的启发意义也不容否定。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他建构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里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机制。同样作为人类历史“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孔子对文学的言说虽然没有柏拉图那么多，但是，正所谓简约却不简单。孔子用极其精炼的话语建构了极富启发意义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他所说的文学的“兴观群怨”等功能，是以“思无邪”“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尽善尽美”为旨归的。正是因为“兴观群怨”等功能统一于“思无邪”等旨归之下，中国古代文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等政教美学传统才得以形成。时过境迁，在当代社会里，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文学环境中，孔子所主张的文学评价尺度的具体内容有些已不适合我们了，但是，他对文学评价主导价值观念和多种观照角度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说，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敞开着结构示范意义。在建构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各种呼声和主张中，有些学者注意到体系内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这个问题了。陈传才主张：“要以审美维度为基点和中介，形成文本审美分析与历史、文化视界的沟通，以便在文本审美分析的基础上去揭示本文与历史文化的多种联系和意蕴，再由文本与历史文化的多种联系和意蕴回到对文学审美价值多重性的阐释、评价。”
韩伟强调核心价值观念和指导价值观念的确立，他说：“核心价值观念和主导价值观念是价值观体系的基础，它们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存在。核心观念和主导价值观念的缺失，会引起整个价值体系的瓦解和分崩离析，从而出现价值冲突和价值危机。新时期以来出现的价值迷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重建，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为核心价值观念和主导价值观念，只有用它把许多新问题、新观念、新思想、新的方法论原则等统合起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的价值体系才能既有创新性又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张利群论述了“文学核心价值体系在‘多样化’与‘主旋律’关系中的内在逻辑性”。认为，“构建文学价值体系一定要依循矛盾运动规律来确定事物性质的本质规定性，从核心价值取向的确立入手来加强文学价值体系的建设”。“所谓核心价值取向，指基本的、根本的、主要的、导向性的价值取向，它在文学价值体系中起着聚集、凝结、引导的决定性作用。因而，文学价值体系的逻辑性就表现为核心价值取向与一般价值取向的辩证协调、和谐统一的关系。”
虽然文学价值体系与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在概念外延、建构主体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同，但是，在论述构成价值体系的诸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上，二者是相通的，所以，张利群的论述对于我们研究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建构具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相反，有些谈论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学者，由于忽视构成要素内在关联机制的思考，即便抛出一个包含多种维度的价值体系，还是会给人理解起来比较杂乱，运用起来比较茫然的感觉。
三、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构成层次及其功能
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要素的非单一性、非混乱性，既体现为横向的多角度、多侧面，也表现为纵向的多层次。因为体系的有序性不仅决定于平面结构的形成，也决定于立体结构的形成。如果说前面我们着重阐释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要素的横向关系或曰平面关系的话，那么下面我们将探讨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要素之间的纵向关系或曰立体关系。鲁迅说过，“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这其实涉及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对文学在性质上的分层功能。这是一种对好作品和坏作品、优质作品和劣质作品划分界限的功能。如亚里士多德就建构了以艺术规律为主导的文学评价体系，用“偶然的错误”“艺术本身的错误”这样的标尺将优秀作品和劣质作品做出了明确的界分。这样的价值体系，之于文学批评就是有意义的。如果有谁号称建构了一套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可是我们依据其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却无从分辨出好坏优劣，那么，这个体系大概就是值得商榷的了。比如，有人说以“精神内涵”为重要价值维度建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可是，并不对精神内涵的所指进行界说，那么这样的价值体系就不能实现指认哪些作品具备精神内涵是好作品，哪些作品不具备精神内涵是坏作品的功能，那么，这样的价值体系建构出来岂不成了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无切实助益的摆设？又比如，很多人以“情感”或“动人”“感人”为主要价值维度建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却不对文学中的情感进行阐释和界定。也许他们认为情感是尽人皆知无须赘言的东西，以它为主要尺度建立价值体系既通俗易懂又普遍好操作，其实这是一种误识。情感，既有强度的区别，也有性质的区别，还有存在领域的区别。
文学中的情感不同于生活中的情感，并不是写什么样的情感、怎样写情感，都能产生感人的效果，也不是只要感人就是好作品。像仇恨、嫉妒这样的情感，如果被作家不带审视、不能超越地写进作品，一味地写复仇有理、嫉妒合情，它们都是人性的正常表现等，我们还能说这样的作品是好作品吗？如果声称以“情感”为主要维度建构价值体系，只是告诉我们写情感就是好作品，感人就是好作品；不写情感就是坏作品，不感人就是坏作品，那么这个价值体系在性质分层功能上是存在问题的。在性质分层功能上，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结合”的批评为我们昭示着无尽的意义。这个价值体系的应用，让马、恩旗帜鲜明、坚决果断地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海涅、狄更斯等的创作表达了赞赏之情，对欧仁苏、卡尔倍克、斐拉萨尔等人的创作表示了否定之意，对歌德、席勒、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的创作发表了哪里值得肯定、哪里存在问题的判断。这充分说明了马、恩建构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具备内涵明晰、逻辑清晰、意蕴深刻、阐释功能强劲等特质。除了性质分层功能，文学批评价值体系还应具有程度分层功能。所谓程度分层功能，是指以一定的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为依据评价文学作品，能够在已被认可为较好的文学作品中区分出不同档次。孔子当年就在承认《韶》乐和《武》乐都属于较好的音乐作品的情况下，用“尽美矣，又尽善也”和“尽美矣，未尽善也”将《韶》和《武》做出了高度上的区分。
马、恩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结合”的评价体系，也发挥了在承认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这样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的基础上，用“不充分的现实主义”将他们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极其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区别开来的作用。其实，文学批评价值体系蕴含的多层次价值尺度并不是建构体系的人预设的，而是他们在批评实践中切实体验、感悟了大量文学作品，掌握了大量文学现象之后做出的活力充盈的判断。我们可以以钟嵘诗歌批评价值体系蕴含的多层次价值尺度为例说明这个问题。钟嵘在将120多位诗人认可为较优秀诗人的基础上对他们进行了上、中、下三“品”的定位，而他之所以能够冒着被指责、被非议的风险坚定地对诗歌创作进行区分，就是因为他所建构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样的诗歌批评价值体系是从批评实践中来的，是与诗人的创作实际相关联的。情、气、才被钟嵘视为创作主体极重要的审美素质。无情、无气、无才之人写诗，不会被钟嵘纳入到《诗品》中来浪费笔墨，情不深、气不高、才不俊的诗人也不会被钟嵘放在较高的位置上。当然，钟嵘明白，情深、气高、才俊集于一人的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放眼望去，也就曹植一人经得住全方位高标准的考量。所以，他在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只能拿出不同高度的标尺。不仅有定位上、中、下三品的标尺，其实在每品之内，钟嵘运用的也不是一个高度的尺子。又有区分，又能组合在三品之中，钟嵘的价值体系做到了绝对与相对、一与多的辩证统一。
概括说来，放在上品的诗人，是那些在情、气、才三方面皆突出或某一方面表现出突出特点的诗人。曹植是翘楚自不必说，李陵、班婕妤被高看，是因为他们情真且深；刘桢被擢拔，是因为气高；谢灵运被宽谅，是因为才俊。陶渊明被置于中品但评语不低，按钟嵘的逻辑，大抵也因为其情、气、才三方面因素没有哪一个极为突出却又都不缺乏。我们并不是完全认同钟嵘对120多位诗人所做出的所有评价，但是，他针对时代的文学风气，从自己对文学现象的感受、掌握出发建构内含不同层次指标的价值体系，将那个时代的诗歌区分出较好、良好和极好三个等级，而且能够做到自己的评价与自己的依据并不矛盾，确实值得我们谈论新世纪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人认真研析从中收获启发。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复杂深奥性是值得更加详细、深入研究的，这里我们只是把对它的一些粗浅认识做了简要阐述。有了这些基本理念的阐释，我们建构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主张就有了展开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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