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边缘性的文学立场论文
沈从文深受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从改造社会和国民的向度上理解并确立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面对传统的惰性和革命的干预，他极力反对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以极大的勇气打破占主流地位的文学规范、写作模式，主动采取一种边缘性的文化立场，以一种与主流文化对话、反思的创作立场，将他的知识分子情调、文人创作个性表现出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样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惟工作方式既游离于朝野文学运动理论和作品所提示的标准以外，对于寄食的职业又从不如何重视，所以对普遍生活言，我近于完全败北。”沈从文：《从现实学习》，见《沈从文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168179页。
一、五四余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目的是从思想解放入手的“社会改造运动”，反映在文学观念上便是启蒙文学观的产生。新文学作家们强调国民性的改造，指出立国之本首在立人，把对国民思想启蒙视为中国变革的中心环节。沈从文深受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清醒地看到了国民劣根性的种种病态，认为，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被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人类热情和正义终必抬头，爱能重新黏合人的关系，这一点明天的新文学也必须勇敢担当。由此表明了作者对五四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启蒙的继承和发扬。湘西世界不仅是沈从文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也是他精神的庇护所。沈从文1924年至1927年北京时期写的湘西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回忆性文字，写幼时栽花、吃腊八粥、走亲戚、逃学、逛街等，寄托对往昔乡间无拘无束生活的思念，回忆中散漫着淡淡的愁情别绪，具有文明笼罩下的感伤色彩和纪实倾向。这一切，基本超不出周作人等人开创示范的乡土小说、散文的格局和路数，与五四文坛盛行的乡土文学差别不大。另一类是在城乡对比中，讴歌乡下人健康优美的生命形式和雄强英武、自由自在的人性美，讽刺批判城市人委靡病弱的生命形式和冷酷自私的人性堕落。在湘西题材作品中，他极力歌颂乡间小民的心灵美、道德美和人性美，把国民性重铸的希望，寄托于对乡下人特有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描写和歌颂之中，认为要改造病态人生与人性，就必须弘扬淳朴粗犷的乡土文化和诚实善良的生命力旺盛的“乡下人”性格。从时间上来看，沈从文进京开始创作时，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已渐近尾声，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并为政治斗争服务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话语，而他却孤独执著地走在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启蒙道路上，并导致了与左翼文学和抗战文学主潮的某种隔膜与抵牾。
二、文学商业化的反思
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到文学本身的语体层次，直接要求文学存在形式的变革。同时，与这种“文学文本之内的现代性”相对的是“文学文本之外的现代性”，即影响文学发展变迁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职业化的作家文人阶层的形成，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报纸、刊物和其他载体构成的传媒体制等等。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都市文学刊物已经为日后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人们建立起市场和读者群。从而使得写作作为一种新的职业得到创立，作家作品所获得的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文学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能够赚钱的职业。在上海这个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大都市，文学的生产过程几乎完全受到商业的操控。沈从文对此深恶痛绝，与时代氛围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紧张关系，表现出对现代性的一些质疑和反思。现代性自身就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即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的现代性概念与审美现代性的尖锐对立。审美现代性产生于现代性内部，它强调与科学、伦理相对的审美之维，强调生命与感性原则在现代性知识谱系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与传统道德的目的。对现代性而言，审美既是其构成因素，又是其反对因素。这就使得现代性自身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形态。具体到中国语境，现代性的发生与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在现代性进程开始之初，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即已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弊端，对其产生了怀疑与不信任，这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反思现代性倾向。1933年，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的发表，拉开了京海论战的帷幕。这篇文章及其后的《论“海派”》、《关于“海派”》可说是沈从文对“名士才情”加“商业竞卖”风气的严厉抨击。“每一个读者，全是在过去中造成他对文学感情的好坏，在市侩广告中，以及一些类似广告的批评中，造成他对文学的兴味与观念。经营出版事业的，全是赚钱上巧于打算的人，一本书影响大小估价好坏，商人看来全在销行的意义上，这销行的道理，又全在一种近于欺骗的情形下，使一些人成名，这欺骗，在‘市侩发财’‘作家成名’以外，同时也就使新的文学陷到绝路上去。”沈从文：《关于“海派”》，见《沈从文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19页。沈从文在这里所反对的实际是文学的媚俗性，而它是“现代性最典型的产品之一”。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媚俗艺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可以把媚俗艺术在‘第二’或‘第三’世界的出现看成‘现代性’的准确无误的标志”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沈从文追怀五四时期严肃认真的文学态度和健康风范，然而，他所面对的这一文学商业化潮流，正是逐渐走向现代文化流通机制的时代特征，这也是五四启蒙现代性发展的逻辑结果。
三、文学政治化的质疑
尽管新文学作家在文学革命之初即不遗余力地对“文以载道”观提出广泛尖锐的批评，试图把文学从不能承受之重的各种职能中解脱出来，但不可否认，整个新文学还是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工具论的色彩，并给新文学创作带来一些弊病。这既与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有关，又是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在新文学家身上潜意识的传承和流露。许多新文学倡导者反对的主要是文学载封建之道，却没有真正消除将文学作为思想文化工具的看法，余虹在《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双重现代性追求》中指出：“五四时期的文学自主论者大多是摇摆不定的，当他们面对西方文学自主论的述说时，会觉得很有道理，而当他们回到中国的现实时，又觉得文学工具论更有理由。”不可否认，30年代文学发展的特征之一就是五四时期思想相对自由的氛围已渐渐消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呼应，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此后二三十年间文坛的面貌。尽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观察社会的视角，左翼文学也的确对社会现实有了较深入的刻画且不乏优秀之作，但过于注重作品的思想性、社会性而忽略其艺术性却是当时大部分左翼文学作品的通病。这对于提倡文学独立、注重文学审美的沈从文来说是不能忍受的。辛亥革命时家乡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的记忆，行伍生涯中目睹军队的残忍屠戮，激起他内心深深的震动与悲哀，“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份对神埋怨的深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辛亥)革命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京：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1272页。沈从文毅然摆脱了早年的流浪和行伍生涯，决心“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沈从文：《从文自传》，见《沈从文文集》第9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223页。。曾经血腥的所见所感形成了作者对于滥用权力、草菅人命、强权政治本能的反感和厌恶，在此心态之下，他对于文学政治化所表现出的敏感和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沈从文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中写道：“民国十八年后，这个运动又与国内政治不可分，成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因此一来，若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实在值得乐观。可是细加分析，也就看出一点堕落倾向，远不如五四初期勇敢天真，令人敬重。原因是作者的创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附会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业作用与政治效果两件事情上，它的堕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一文中再次指出，“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到这种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见出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究其原因，“这个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大都关心‘时代’，已走上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却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道追求时髦，所以在作品上把自己完全失去了”。从抗战开始，沈从文就与左翼政治力量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左翼批评家发起的对“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的批判运动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为论争对象。但直到40年代末沈从文仍坚持认为“过去几年的新文学运动，和政治关系太密切，在政治不稳定时，就很牺牲了些有希望的作家。又有些作家，因为思想不同，就受限制，不能好好的写他的作品。又有些因为无从在比较自由情形下写作，索性放下写作去弄政治。这实在是我们国家的损失”沈从文：《小说与社会》，见《沈从文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尚美、主情、重艺术个性的文学观，使沈从文的创作活动始终与主张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话语之间，隔着一定的距离。这使他在广泛提倡作家跳出自我意识的小圈子，从个人走向集体、从纯艺术走向为革命的文学风气中，十分不合时宜。
四、沈从文的文学功利观
五四新文学肩负着思想启蒙的重任，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陈独秀、胡适他们这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创作实绩并不佳，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思想家，思想凌驾于文学之上，只是用文学来表达思想。在文学功利的问题上，沈从文的着眼点是作品，而不是思想。他认为一个好作品不但应具有浓厚的美学价值，还应具有良好的社会作用。这种良好的社会作用并不是说作品成为宣传的工具、说教的工具，而是在给人以真美感觉以外，给人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这当然包含一种功利的目的，但是这种功利与文学为政治、商业服务的功利目的是不相同的，不能混为一谈。沈从文所说的功利主义不是指的那种狭隘的实用功利主义，而是要发挥出文学的审美功用，来指弊社会，表明作家的爱憎与意见。
沈从文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观念，即审美独立。沈从文在《云南看云》中写道：“一种可怕的实际主义，正在这个社会各组织各阶层间普遍流行，腐蚀我们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时把每一个都有形无形市侩化。”在这种情况下，“云物的美丽，也许会慢慢的陶冶我们，启发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习惯于向远景凝眸，不敢坠落，不甘心坠落”。作者写云的目的原来在此，却用美的景物唤起人们对于美丽人生的一种向往。美在沈从文那里是带有着某种宗教意味的：“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沈从文：《美与爱》，见《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京：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2页。但他同时又强调，审美独立并不等同于完全的纯粹的无功利：“文学的功利主义已成为一句拖文学到卑俗里的谚语，不过，这功利若指的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的，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就让我们从事文学的人，全在这样同清高相反的情形下努力，学用行商的眼注意这社会，较之在迷糊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还有些功利的好处。”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见《沈从文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沈从文虽然指出某些革命文学作品只是在模仿那粗暴，模仿那愤怒，模仿那表示粗暴与愤怒的言语与动作，对之颇不以为然，但他并不反对表现当时充满斗争的现实，尤其是对于胡也频、丁玲等真诚严肃地从事革命文学道路探索的作家，他还抱有相当的尊敬。其实沈从文并不反对文学“为人生”，在他的作品里也常常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他反对的是不讲求艺术技巧，一味做政治的传声筒。他一方面追求纯粹的艺术，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文学是有着社会责任的。由此可见，沈从文主张文学的审美独立，但并不排斥文学对社会责任的担当。相反，在沈从文看来，这两者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具备审美性的文学才能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使生命得以提升，同样，只有严肃地面对人生、融会着作家真诚思考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品。沈从文能在时代飘摇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在创作实践中追求功利与非功利的和谐平衡。30年代中期以后，作家频频论及文学作品的功用，他延续着以往的思路，在文学的非功利与功利之间努力找到平衡，使之起到更好的道德重建作用：“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从文：《云南看云》，见《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京：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8页。
对现代工业文明给文学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警惕，对激进政治影响力量下的重复性创作直言不满，这都体现着沈从文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的品质。在不断的探索以及对社会现状的观察中，他开始重新思考人性，试图在理性自律与感性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将其应用于对生命理想的塑造。这一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这样一些具体的概念转而直逼人类生存本原，是作者人性思考的核心问题。陈思和指出：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他将这样的状态称作共名，这样状态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成了共名的派生。但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创作却游离于这样的“共名”之外，以一种与主流文化对话、反思的创作立场，将他的知识分子情调、文人创作个性表现出来。也许沈从文的文化取向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应看到，只有如此，他才能够撇开现实风云思考国民性改造和现代性问题，真正坚持启蒙精神的余脉并在新形势下努力求新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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