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院·读经·文化意识

时间:2020-10-09 13:43:24 文化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国学院·读经·文化意识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院,并于下学期正式招生。此举引起学界一片哗然,同情者欣喜若狂,不屑者大惊小怪。然而,这一片哗然,在我看来,本身即是怪事。试想,一个,宣扬传承自家的(只要这文化不是魔道),正如一个人对自己的母亲或故乡的记念一样,需要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本是很平常的事,用不着欣喜若狂,更用不着大惊小怪。然事实却与此相反,正所谓世风之变也。

本来,无论是开办国学院还是读经,只要有存在的实感,此存在的实感便是光明正大、顶天立地的理由(伊川先生云:“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无需再在言诠层次上讲因由摆道理。因此,我一般不愿意参入这种言说上的讨论,我只有一个存在的实感,孤怀卓绝,凭着它与圣贤书里的生命精神、人格境界相契接。这不是因由的事,也不是道理的事,这是生命的升进和精神的提撕,此即所谓感与应也。这感与应,我把它叫做文化意识,它是对文化的最高层次的体认,不是一般的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是外在的、观解的,故对文化而言是第二义的;而文化意识则是内省的、证悟的,故对文化而言则是第一义的。但可惜的是,学界关于国学院或读经问题的讨论多陷在第二义的摆事实讲道理,而不能自拔跃起至第一义的文化意识。这是我本文的因由,但我写本文的基本思路,是由第二义的摆事实讲道理而至第一义的文化意识,此之谓开权显实也。

反对开办国学院或读经的人,其理由笔者在这里简单地列举二条如下:

 

(1)然而,我却疑惑,因为我无法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今天的生活和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异。差异当然不等于文化的断裂,但是,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却不能不服从新时代新生活的需要,新的生活新的时代必须有新的文化与之相应。(杨春梅:《读经·祭孔与文化崇拜》,见Confucius2000)

(2)要谈脊梁的话,现代化的制度才是最坚强的.脊梁。……显然,这样的及体现这个文化体系的社会制度不加改进,中国的现代化或复兴就会落空。(袁伟时:《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见“学术批评网”》

 

上面两段话,都是从外在观解之路,即切就器物层面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若就此而言,则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备现代社会的名物度数,自不待言。但对于任何大的文化系统,是不能仅从其名物度数来看的,而须从其根本的文化精神上看。名物度数可以与时俱进,而根本的文化精神则保持相对稳定,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物质性的东西因有时空的限制总不免于偏,而精神性的东西因无时空的限制则相对为全。这样一来,要体认一种文化的根本精神,就不能从外在的名物度数去观解,而须从内在的生命精神去省悟。对于中国文化,尤应如此。中国文化中的经典,根本不能视为解释世界或安排现象的言说系统,它的一切努力,皆在把人由物质性的存在提升为精神性的存在,故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求放心”,不是言说中事,乃证悟中事,工夫中事,在证悟、工夫中体认到精神之全。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只有精神之全方可称为“一”,若名物度数,则只能称为“多”。但“多”可蕴含在“一”中,所以朱子对此“一”的解释是:“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四书集注》)。我则更愿意把这个“一”称为精神性的场域,人正是以此精神性的场域为本,来应对外在的名物度数,此即为合内外之道。若用的话说便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庄子·天下》),也就是说,在这种精神性的场域中,外在的名物度数皆可调适而上遂。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所要究竟的根本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境界。它不会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相对立,并且是其价值得以全盘展露的最后依据。我不知道许多论者是如何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反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的。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不是明明承认制度变革的合理性吗?但外在的制度变革究竟要变到哪里去呢?它有没有一个规导性的原则?这是任何制度变革者所必须考虑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则便是:制度的变革须符合人性的要求。但要在实际操作中贯彻好这条原则却要作无限的追问。例如,社会制度要保障个人的自由,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但过分的个人自由又会带来社会灾难,于是,要贯彻那条原则就必须有另外一条对“自由”进行规导的原则,如此下去,没有穷尽。中国文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它直接切就人的精神性的场域来解决,即只要仁者心安,制度的变革会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故庄子曰:“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见我者,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庄子·田子方》)。中国文化从笃实的生命体验中体认到外在的名物度数的限制与胶固,而直接在人自身中开显出一个“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虚灵之“本”,给人类以永恒的方向,这又有什么不适应时代的问题呢?譬如网络,它虽然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了无穷方便,但网络犯罪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对于网络犯罪若止停留在外在的间谍与反间谍的思考模式中,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似乎永远无法解决。若我们换一种思考方式,截断众流,从外在的名物度数中收束回来,在人自身的精神主体中加以解决,是否更为有效呢?论者或以为,这只不过是“以修身为本”的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还得谈,岂不闻一位西方智者说:“我们对这个世界思考得时间越长,就越是肯定要回到柏拉图时代,我们不需要新的,我们只需要有勇气从最古老的至善中生活。”

以上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层次说出我的主张。但说到摆事实讲道理,我虽然不同意上述反对者所提出的理由,然由于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他们也不是在打胡说,也都还有一定的道理。若我们仅陷在这样的层次来争论,则似乎永远也论不清,这便是庄子所说的“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因此,我们要真正解决这种争论,一定要上升到庄子所说的“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 (《庄子·齐物论》)的层次。所谓“照之于天”,即是存在的感与应,由此而形成的对文化的体认,即是文化意识。现在研究文化的人很多,但未必都有笃实的文化意识。那么,文化意识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从正面来看,是不可言诠的感与应,此即不可说。但文化意识的表现虽从正面不可说,但从负面即什么不是文化意识的表现却可说。在笔者看来,至少有如下二点不是文化意识的表现:即其一、仅凭爱好和兴趣来研究文化;进而其二、以观赏的态度来看待文化。爱好和兴趣是气质的、个性的,是“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即人于此完全不能自我作主。由此而来研究文化,除了一点漂浮的爱好和兴趣之外,说不出文化之所以然,他可以由此而成为才子,但并不能由他来传承文化。因为他是以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为主体,去照射文化的名物度数,既而两相契合,激起他性的观赏,他由此可以获得愉悦,但文化的根本精神却在他轻松的艺术性的观赏中化解丧失了。然对文化的感与应则不同,感与应其间必蕴涵有“通”,即者的“觉”与“悟”,这是义理的省察和精神的感通,是通过内在的修养工夫以后与文化的根本精神的契接。故他对于文化不是轻松的艺术观照,而是严峻的考问,若借用《论语·泰伯》中的话说是如此:“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更进一步说,具有文化意识的人,在现实上可能孤怀独往,但在精神上却可遥契千古圣贤的生命,他在现实上可能一无所有,但他在文化上却可以找得到生命最后的站立点。

总之,对于文化,若有存在的感与应,即文化意识,不但外在的争论可以化解,而且我的这篇文章也成为了多余。关键是:你有没有存在的感与应呢?!你有没有文化意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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