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启示与历史反思文化论文
后现代主义是从全面批评和否定的角度展开它的观念的，也是在普遍的批评中不断成长起来的。以我们久以习惯的、普遍认同的思维方式来考察，后现代主义似乎不可理喻，所以用来指称和界定后现代主义观念的词汇都一定程度上带有贬义和嘲讽的色彩：无核心、无系统、无真理、反理性、反基础、反本质、反规律、碎片、主观、游戏、虚无、消解、摧毁、否定、唯心主义、解构一切、异质分裂。许多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不可能对知识和文化的发展有任何贡献，至多只能是昙花一现。但是事实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面对各种批评和否定，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力和影响却越来越大，从上世纪中叶兴起至今，后现代主义已经逐步从艺术领域、渗透到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而微观史学、心态史、妇女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等的纷纷出现，其中蕴涵的后现代元素已经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人们也许并不确切了解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内涵，但是很多人都开始熟悉德里达、福科、詹姆逊等后现代主义者的名字；人们也许并不熟悉他们对语言的阐释和对文本的定义，但是人们都开始使用“话语系统”。在后现代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正视它和对它进行研究是最起码的态度。
后现代主义以解构我们长期形成和普遍认知的认识论基础和体系为特征，并没有提供明晰的替代性基础和体系供我们进行参照，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两者择一的选择，这为我们无论接受还是拒斥后现代主义都面临着尴尬和矛盾。我们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和影响而故步自封，也不可能轻易地加入后现代的队伍来拆毁我们所得以立足的认知和实践基础。也许，借后现代主义的眼光，反观我们所认知的基础的缺陷，并从中寻求积极的启示，也许是最为现实和可取的态度。从历史研究领域来讲，我们可以运用这种眼光对对历史的本真、历史发展、历史的未来、研究历史的角度等许多方面，甚至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前提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形成更加丰富和深刻的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研究历史基于一个普遍认知的前提和基础，那就是进步的发展的历史观。从这样一个观念出发，我们认为历史是一个直线发展的过程，总是从低级阶段一步步走向高级阶段。按照以往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人类历史必然都经过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继而达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程。历史是有规律的，一个事件和另一个事件之间总是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一个事件的发展总是会成为继而出现的下一个事件的原因和基础，而某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消亡总是会为一个新阶段的诞生提供前提。我们相信历史的发展有着一个预设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会达到一个理想状态。运用这种观念，我们从纷杂的历史丛林中寻找出一条清晰的路径，区分出了进步的力量和落后状态，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纳入一个统一的发展轨道。在沉浸于我们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我们无法也不愿自觉地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前提进行审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遇到了后现代的挑战。后现代认为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循环的；历史发展不是统一的而是多元的；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只是一个个独立的文本；历史的发展没有终极的目标，所谓的美好未来只是没有根据的虚构。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下，我们认识历史的基础似乎不存在，在此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大厦也是虚幻的。我们无法认同后现代主义对我们所认知的基础的解构，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它找到了解构我们基础的角度，而这些角度也许正是我们的基础所存在的缺陷，正是值得我们反思之处。具体来讲，在我们构造一条逐步发展的历史线索的时候，我们习惯于寻找“中心”、寻找“标志”，这些中心或者标志往往被固定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界碑，西罗马帝国灭亡而欧洲进入封建社会本来是一个特殊的事件，但是它被普遍化为人类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标志。既使对此有过一些争论，但是人们仍然摆脱不了以此中心来替代彼中心的模式。这种思维的直接后果是忽略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在由各个设定的中心接续起来的统一的历史之流中，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变成了被大海裹挟的泥沙，历史缺少了丰富性。在追求历史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习惯于区分“进步的”和“落后的”因素，把进步和落后的相互对立绝对化、简单化和模式化，从而把完整的历史阶段或者一个统一的历史事件一剖为二，历史成了我们所提炼出来的进步力量的接续，而抹煞了历史事件、历史阶段本身的复杂性。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强调文艺复兴启示新社会的一面，人文主义者批评教会和旧制度的言论成了我们最喜欢选取的素材，但是人文主义者与教会合作的材料同样丰富，但我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忽视，这种认识问题的方式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另外，我们也习惯于区分主流和非主流，惯于通过考察王朝更替而强调历史的演进，忽略“非主流的”大众文化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场景；喜欢研究转型时期而忽视静态的历史考察。所有这些现象都不是某项具体的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缺陷，都同我们认可的研究历史的前提有关。后现代的批评和否定可以警示我们认真地审视我们所赖以认识历史的模式，努力避免其固有的缺陷和僵化之处。
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抱着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研究的目标是寻求历史的真相，客观地复原真实的历史，兰克被奉为这种信念的典型代表。支撑这种信念的基础是历史事件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客观发生了的事情不可能因为其他外在因素而发生改变。既然历史是客观的，那么历史研究必然能够客观地复原它。尽管客观地揭示历史的本真是非常艰难的任务，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善于运用原始资料，仔细考证和辨析史料，总是能够达到或者接近目标。这样一个看似具有坚实前提的信念同样遭到后现代主义的彻底否定。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的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是主观构造的历史，历史和文学没有什么区别，历史就是文学。历史学家所迷信的史料也不是客观和真实的，这种不真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无论是所谓的.原始资料还是二手材料都是人为构造的，它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区别仅仅在于所构造的时间不同；另一方面，一个文本被创作出来以后，文本其实就和作者脱离了，文本的真正含义是由读者所创造的，而不同的读者会解读出不同的含义。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客观性的批评和否定，说明追求历史本真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坚实。一个显见的问题是，所谓客观历史和真实历史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自己达到了或者接近了历史的真实？这显然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达到了历史的真实，那么历史研究就会停止，关于历史的争论就会消弭。如果说我们接近了历史真实，说明我们已经对历史真实了然于胸，这显然是矛盾的。事实上，对同一个历史对象的认识往往是不断变化的。同样客观地对待马基亚维利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但他既被评价为“罪恶之师”，又被理解为“忧国心切”，他的思想既被认为是一剂毒药，又被理解为“救世良方”。因而对客观历史的追求受到多重的制约。同时，对客观历史的追求始终没有成为一种绝对一统的潮流，强调历史的主观性、现实性和精神价值的思想始终如影随形，无论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比尔德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都典型地体现了对待同一历史本体的相反态度。这表明历史学家在有关历史的价值、历史的意义等方面存在着不确定的犹豫态度，而这种不确定性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和否定提供了靶子。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全面否定不可能否定历史的真实性，但是至少促使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进行区分，在历史的历时性和现实性之间做出选择，对权威和史料本身持更加审慎的态度。
后现代主义没有给历史研究提供成体系的框架，但是它提供了一种批评的眼光、质疑的态度、开阔的视野以及多角度审视问题的可能性，这也许是我们应当积极关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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