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历史归纳中的几个问题论文
归纳方法大概是历史学中运用得最多、最广的研究方法之一。昔日，顾炎武借助150余条材料，证明古音中的“服”读作“逼”；钱大听通过对100余条材料的归纳，证明古代无轻唇音，这是归纳法在训话考证上的运用。赵翼柑二史札记》有“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汉武三大将皆由女宠”等条，他的（（余丛考》有“汉时大臣不服父母留，、“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等条，这是归纳法在求取历史一般常态上的运用。不同领域、不同层而上运用归纳方法，会碰到不同的问题，本文仅以后一种情况为讨论对象，先简略地论述求取历史一般常态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然后着重讨论历史学家运用归纳方法去求取历史一般常态时会碰到的困难。
一百年多前，德国李凯尔特在进行学科分类时认为，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个别之中提取普遍的概念，后者是对特殊个别进行描述。换言之，前者的知识产品是普遍命题，后者的知识产品是对特殊的叙述。此后，英国沃尔什认为，历史学虽也能获得普遍命题，不过自然科学的普遍概念属于“开放的类”，而历史学的普遍命题只是“封闭的类”。①虽然许多学者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这样的研讨仍有重要的价值，至少说明历史学所获得的知识产品远比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要复杂多样，而沃尔什所说的“封闭的类”，确是历史学特有的一种知识产品。
历史学中最常见的知识产品是“特殊事实”，如秦始皇生于某年某月，赤壁之战发生在某年某地等等。沃尔什所说的“封闭的类”，是指称特定时空范围里的某种流行事实，即历史上的某种状况或一般常态。比如清朝人有发辫， ，“秦汉间人视死如生”、“汉人迷信看相”等等，都属于此类事实。金岳霖的《口识论》对此也有专门的论述，他说： 情朝人有发辫”这一命题，在清朝时候可以随时证实，在清朝版图之内也可以随地证实，虽然我们可以想出例外，然而这一命题底证实大致可以如此说。……这类命题虽比普遍的命题接近事实些，然而它既不表示普遍的事实，也不肯定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
实在是历史的总结。……（清朝人有发辫）虽不是一普遍的命题，也不是一特殊的命题，显而 易见，它不只是说清朝人中的张三有发辫，也不只是说清朝人中的李四有发辫。它是介乎普遍 与特殊之间的命题。它是历史上特殊的事实底结合。本段叫它做普通命题。②‘瞥通命题”所指称是历史上某时某地普遍流行的历史事实，它不同于特殊时空点上的“特殊事实”，也与普遍的事实相区别。“清朝人有发辫”，只是指清朝（这一时期及其版图之内）人流行着发辫的事实，而不是当下中国人仍然流行的事实。所以，沃尔什称其为“封闭的类”，而不是“开放的类”。金先生特别强调，此类命题只是历史的总结，而“不肯定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换言之，虽然‘睛朝人有发辫”命题总是从清朝的张三、李四有发辫这样的一些“特殊事实”中总结出来的，但它不径直等同于清朝的某一个张三、李四有发辫。这是历史学的.特征。文学创作可以“普通事实”为依据来塑造“特殊事实”，即从“清朝人有发辫”出发去塑造清朝某一特殊人物有发辫。
历史叙事则处处要以实在的“特殊事实”为根据，虽然有时也要从“普通事实”来推断某一“特殊事实”。但这只能是推论，而不能考证坐实。从“普通事实”出发去考实某一具体的事实，有时还是会出错。 通常我们总是认为，历史叙事只是将特殊事实串联起来，将它们联结成一个可理解的、有意义的故事。其实，一个完整的、可理解的历史叙事，不仅要联结特殊事实，也要使用“普通事实”。历史叙事自然离不开“特殊事实”，尤其也离不开“普通事实”。比如，下文是一段有关西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叙事，从中可以看到“普通事实”在历史叙事中的重要性：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此时西汉开国己有六七十年了，经过汉初以来的轻摇薄赋， 与民休养，到武帝当政时，人口增值，经济富庶，国家强盛。史书的描写是：“民则人给家足，都 鄙凛庚皆满，而府库余财”。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阶段。
然而，也是在这六七十年间， 西汉社会积聚了多种矛盾：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繁盛之中隐含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正所谓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③除了划线的两句外，中间的大段叙述，几乎都是在讲“普通事实”。我们不妨说，历史叙事是由“特殊事实，、“普通事实”一起构成的，缺少了“普通事实”，历史叙事几乎不可能。 史学家吕思勉曾说，当代史学的格言是“求状况非求事实”，他说：“求状况非求事实。这不是不重事实，状况原是靠事实然后明白的，所以异于昔人的，只是所求者为“足以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而不是无意义的事实而己。……所以求状况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 历史领域“特殊事实”的复杂多样，由“普通事实”来推到社会历史的一般常态就有特殊的困难。对此，余英时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我们的重点是在说明商人在伦理上的实践，不仅是他们持有某些道德信条而己。但是这 里我们碰到的一个方法论上的困难：我们固然可以找到不少明清商人实践其道德信条的证据，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实践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据我对于有关的这一方而的明清史料的认 识，这个问题是无从用量化的方法求得解决的。不过这一方法论上的困难在史学上是普遍性 的。它同样存在于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研究之中。我们只能说：这个问题和史学家对于他们 所研究的历史世界的全而判断有关。③这是因韦伯的理论引出的一番讨论。余文的结论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但余文所说的“无从用量化的方法求的解决”而只能求助对“历史世界的全而判断”，值得进一步探讨。
何谓对“历史世界的全而判断”，余文没有直接的界定，体会余文的论证方式，所谓对历史世界的全而判断，也就是通过史料的全而梳理分析，以求对某一时段社会一般常态的整体把握。比如，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能之”。余英时说：“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事实上只能期至于极少数突出之‘士’，因此但有‘典型’的意义，而无普遍的意义”。④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风气是“贵诈力而贱仁义”，民众日趋“免于无耻”，生活在此种风气之下的士，大都不能例外。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不为“无恒产而有恒心”所惑，而说它只有“典型意义”而非一般常态，其原因（也即条件）全在于时代留存了许许多多有关“贵诈力而贱仁>C'> ，“免于无耻”的记载，以便我们可以对那个历史世界做出全而的判断。然而，此种条件常常不易具备。我们知道，古代史家之记载，并不是出于叙事完整、全而之目的，而是为了给后人树立言传身教的范例。北宋王溥的搪会要》中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一点。他说： 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曾说过一个被历史学家所虚构、并广为传播、以至于影响了几代人的“普通事实”。哈耶克称之为“超级神话”，它说的是产业革命之后的社会一般状况：“由于‘资本主义’（或称制造业’和件业’制度）的兴起，造成了工人阶级地位的恶化，。“由竞争秩序产生的无可否认的财富增长，是以压低社会最弱势的成员的生活水平为代价的”。所以，这种制度是穷人受苦的根由。③哈耶克认为：
史实真相的是，就大多数历史时期而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拥有劳动工具是生存或至少 是养家糊口的基本条件。自己没有必要的劳动工具，为他人干活也能维持生存的人，仅限于人 口中的一小部分人。代代相传的可耕地和工具的数量，限制了生存人口的总数。在大多数情 况下，缺了这些东西就意味着饿死，或至少是失去繁衍后代的能力。只要雇用额外的人力主要 限于分工能够增加工具所有者的劳动效率的情况，就几乎不存在任何刺激手段或可能性让一 代人积累下额外的工具，使更多的人口存活到下一代。只是当采用机器既提供了工具又提供 了投资的机会时，才会为过去注定会早夭的剩余人口以不断扩大的规模提供生存机会。几百 年里实际上停滞不前的人口开始迅速增加。……同样属实的是，它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父 母没有为其提供必要的工具的人，也能够只靠劳动就能维持生存。④那么，何以会把“工人阶级地位的恶化”视为产业革命之后的社会一般状况呢？哈耶克认为：“正是财富和福利的增加，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期望。……对经济上的困苦有了更多的感受，并且认为它没有理由存在。因为财富总量己比过去增加得更快。……严重的苦难虽然证据确凿，但没有一条证据证明它比过去的苦难更严重或同样严重。产业个人的大量廉价住宅拥挤不堪的状况，或许比一些农业劳动者或家畜工人居住的风景如画的乡村更为丑陋，但是对此更感到惊恐的，必定是那些地主或城里的贵族，而不是散居在农村的穷人。对于从农村移居到城里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一种改善；尽管工业中心的迅速增长造成了卫生问题，人们至今还在缓慢而痛苦地学着如何应付这种问题，但统计资料几乎无法让人怀疑，从整体上说，它给一般健康状况带来的是益处而非害处。”①
显然“工人阶级地位的恶化”问题并非是一个纯粹的事实判断。历史学家对“特殊事实”之理解，并非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能做到“客观中立’，。②相对而言，历史学中因学者的理论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因素上的差异而导致对“特殊事实”理解判断上的分歧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奥古斯丁的《匕帝之城》是一部在基督教历史观支配下写成的史学著作，书中汇集了自基督降生以来的人世间种种灾难，举凡人类的战争、瘟疫、饥谨、自然灾害等等都被用来证明人世间的罪恶，以证明上帝的神迹和人间的苦难。在奥古斯丁的眼里，这些“特殊事实”—战争、瘟疫、饥谨、自然灾害等正是可以用来证明人世间罪恶苦难的最好例证。同一个“特殊事实”，置于“A”类背景里的，正好说明“工人阶级地位的恶化”；置于“B”类背景里，正好说明“工人阶级地位的改善”。历史学家们如果不能在“特殊事实”的判断上取得一致的共识，那么，从中提取出来的“普通事实”、并进而推导出的社会一般常态自然也就大相径庭。
在历史学界，我们常常留意于“特殊事实”考订上的错误，而对“普通事实”认定上的复杂性还未引起我们充分的关注。其实，就历史叙事而言，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就历史研究而言，从“特殊事实”中提取“普通事实”，并进而推导历史时期的一般状况或一般常态，在方法论上的困难，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些问题都还未引起史学理论界的足够重视。本文仅是抛砖引玉，略启端倪，望能引起学界同人的兴趣，以推动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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