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认识研究的论文
[关键词]新时期史学;历史认识论;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事实;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
[摘要]中国史学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的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将近30年来,在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事实概念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后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应该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二是要大力开展历史认识机制的深入研究;三是在引进西方历史哲学方面,应该多一份辩证理性的分析态度。
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是3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最大亮点。在此之前几十年的中国史学界,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一个“认识就是反映”的概念式解读。有了这样一个普遍而强大的哲学认识论原理的理论预设,历史认识的问题就被扼杀在了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人们似乎根本没有必要再提出一个历史认识论的问题。所以,自从有了“认识就是反映”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认识论就再也没有被人提起了。但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无可避免地也吹拂到古老而沉闷的史学领域;早在百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历史哲学转向的西方史学,也无例外地传导到神圣而略带陈腐的中国史学殿堂。于是人们惊讶地看到,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经历了一场重大变革,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发展到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思想家们越来越多地把智慧和精力,从对历史本身的思考转移到对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一系列与史学研究实践中主体认识能力相关的问题,都严肃地提到了历史思想家面前。西方历史哲学话语的这一根本性转向,对历史学家的判断力、进而历史知识的可靠性,不啻是一场颠覆性的批判。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学人的深思,一个被称作“历史认识论”的研究领域,也就在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史学的引入和传播而蓬勃兴起。①
①本文是一种以综述为基础的评论性文章,谈到的每个问题,不可能把有关的研究全部征引或反映,仅侧重于最早提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最有深度的观点等几个方面。由于笔者也是上世纪80年代较早研究历史认识论的学人之一,本着客观性原则,也对自己的研究给予一定的反映,而绝不敢借综述之便以自我炫耀。凡是谈到自己观点的地方,仅做客观介绍,不附加任何评论性语言。
一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研究
揆之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史学界,当着人们都全力贯注于研究历史的客体而不去探讨主体的认识能力及其力量范围的时候,我们遵奉的“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这个正确的唯物主义原则,实际上是在发挥着一个哲学偏见的作用:它似乎在说,只要我们在主观上坚持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就可以在研究实践中排除主观因素的渗透,达到完全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而认识主体的主观条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发挥,则只可能扭曲历史的原貌。所以,以往的史学界,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存在失去了合法性地位,排斥主体、淹没主体,构成了那个时代历史研究的顽固特征。可以说,这种状况,是一定时期内我国史学沉闷、迟滞、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历史认识论研究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指向了认识主体问题。
1.关于主体意识结构
历史认识主体研究,首当其冲的是要解决历史认识的机制问题。中国历来的历史学家,似乎都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历史认识是如何发生、如何形成的问题,没有对自己的认识机制进行过自我追问,自我考量。而这的确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柯林伍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说:“人希望认识一切,也希望认识他自己……没有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知识,他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就是不完备的;因为要认识某种事物而并不认识自己在认识,就仅仅是一半认识,而要认识自己在认识也就是要认识自己。自我认识对于人类是可愿望的而又是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且是作为一种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没有其他的知识能批判地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牢固地被建立起来。”(p233)一个清醒的历史学家,一个希望摆脱认识盲目性的历史学家,必须要反思自己认识的生成过程和生成机制问题。
主体的历史认识不是从白板开始的,而是有一个认识开始之前的大脑准备状态,有一个主体赖以展开认识活动的先验①的结构或图式,每个人的认识,都无例外地是从这个已有的结构或图式出发的。率先探讨主体认识结构的是刘泽华、张国刚先生。他们认为,史家的认知结构,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观;第二,认知环境;第三,史家的知识构成与思维能力;第四,史家的情感与性格等个性因素。历史观是史家从事认识的指导思想。认知环境形成历史认识的情境条件;史家个人的知识构成与思维能力对历史认识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情感、性格等个性因素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作用更为微妙,是造成史家认识千差万别的极为微妙的原因之一。史家的认知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除了随着本身每一个构成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外,史家本人历史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也会产生反馈作用。史家认知结构的改善与调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
此后,笔者也撰文讨论主体意识结构问题,认为史家主体意识结构,主要有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经验、情感、性格气质等六个基本的要素所构成。哲学观点包括认识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是认识主体对整个世界、社会、人生的全部看法的总和,是主体意识的灵魂。政治立场或政治态度,是历史学家的社会属性,历史学家对现实政治的理解,对现实政治所持的立场和态度,是其认识历史的一种重要的中介条件。知识基础是史学家以往接受全部文化教育所获得的知识的总和。它包括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所获得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等。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两种因素,主要是规定着主体认识活动的方向;而知识基础的作用,则决定着主体的认识活动所可能达到的真理性程度。生活经验是史学家特殊的生活阅历的积淀,它使认识主体在看待、理解历史事物时,具有一种特有的体验色彩。情感,是主体意识结构中非理性因素的一个方面。性格气质是主体意识结构中最能显示主体个性差异的心理素质,因而也是造成不同主体意识结构个性特征的最顽强的因素。
①这里所谓“先验”,是指在具体的认识活动展开之前就已经具备的大脑准备状态,而并非是说主体先天具有的意思。主体认识结构,是主体在以往长期的社会活动实践、生活阅历以及接受学校或社会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思维结构。它本身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而对于每一次具体的认识活动来说,它又是已经具备的,具有“先验”的性质。
其后,姜义华先生、宁可先生等,也都在他们的史学理论着作中,提出了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的基本看法。姜义华先生认为,主体意识结构大体包括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法、行为环境、工作方法等几个方面。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经常决定认识主体的认识目的要求、需求方向与强烈程度、价值评判的标准及追求科学结论的基本态度;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是人们接受前代与同时代知识成果的结晶,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参照系统、理论构架、规范程式、观念体系,将为人们提供不同的工作和认识能力;行为环境和工作方法,是历史认识者实际认识历史的操作系统,直接关系历史认识能力能否顺利得到施展和历史认识活动能否健康进行。历史认识者的所有这些主观因素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旦形成便不可避免地要对整个历史认识活动产生积极影响。(p93~94)宁可先生把主体意识结构称为历史认识的精神性中介系统,他揭示的主体意识结构包括四个方面:属于自然科学性质的部分,如某些概念、符号系统、数理逻辑结构、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等等;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中介系统,如语言文字系统、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系统,社会科学知识、理论等;属于个人社会存在方面的部分,如人的民族观念、国家观念、阶级意识、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政治倾向等;属于个人的个性、生理、心理范畴的中介系统,如意志、情感、直觉、潜意识等。(p79~81)
近年,青年学人王贵仁对主体意识结构问题有新的探索。他说,史家的主体心理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是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有机结合。它既包括史家的历史直觉、历史视野、历史情感、历史态度以及思维的个性品质等非理性因素,也包括史家的'知识结构、世界观、道德观、审美观和科学观等理性因素。如果按史家历史思维的各种心理因素的存在形态和思维功能划分,可以将其分成三大层次:内隐动力层、理性智慧层和信息概念层。王贵仁讲的史家历史心理结构,亦即前边学者所讲的史家主体意识结构。
这些关于主体意识结构的讨论,初步揭示了历史认识发生的基本机制。它说明,历史认识的发生,绝不仅仅是“认识就是反映”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历史学家,对材料反映不反映,怎么去反映,反映到什么程度,都是由他的主体意识结构来决定的。反映不是被动的,千篇一律的,而是主动的,因人而异的。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是由多种认识因素相互联系、相互浸透、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由于每个史学家不同的知识基础,独特的生活经历,情感意志、性格气质等心理因素方面的特殊素质,以及由这诸多特殊的个人因素所渗透其中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就使得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于是,独特的主体意识结构,就是史家个人用以衡量历史的固有尺度。尺度不同,测度历史的结果就必然不同。因此,在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中所呈现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眼光,特殊的角度,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判断尺度,并因而做出了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的历史判断。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结构的研究,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史学研究百花齐放的主体性根源。
2.主体意识渗透的不可避免性与加强主体意识问题
既然主体意识结构是在具体的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并且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历史认识才成为可能;那么,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渗透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并因而是正当的,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以往那种把主体意识看作是扭曲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因素,并竭力在历史研究中排斥主体性的做法,自然受到了批判性唾弃;一种以张扬主体性为特征的认识论研究,就自然得到了学理层面的合法性论证。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展开的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对于主体的主体性、能动性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研究者似乎都意识到了主体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张扬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成为该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中心话题。
关于史家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能动而积极的作用,论述最多。刘泽华说,正是由于有史家主体意识的发挥,主体意识的增强,历史认识才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他认为,史家主体意识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历史本身是一个整体,但文献资料只反映零散的个体和某个方面,只有经过史家主体意识的选择和架构,才能再现或接近历史的整体;其次,历史是一个有机过程,但史料多半是已凝结的遗迹或只反映过程的一个片断或侧面,只有经过史家的加工、排列、组合、活化,才能使历史过程有声有色;第三,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本质和必然等方面的内在关系,史料一般只反映现象,只有经过史家的主体意识才能发掘现象背后的本质、必然等关系;第四,历史科学具有人文性,“察古而知今”,只有经过史家的主体意识才能启迪现实人的思想。
笔者也特别强调史家主体意识在史学研究中渗透的不可避免性,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事物的认识,是一个主体意识结构同化外问刺激的过程,是史家主体意识重建历史过程的运动。当一个历史学家接触一段历史材料后,他就开始调动起主体意识结构中的各种因素对它进行消化和融解。可能是他的政治态度使历史材料显现出某种突出的社会性价值,激起他进一步探讨的兴趣,并因而奠定了他理解历史的一个特定角度;也可能是他的生活阅历沟通了他对历史的会意性理解,为进一步地深入研究铺平了道路;还可能因某种情感上的体验引发了他对历史现象的崇尚与鄙视,同情或反感,并由此影响了他更深邃的理性分析的方向或深度;又可能因为性格气质方面的原因,影响他作出是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深入探讨的裁决。不同的历史认识成果,是不同的主体意识结构的产物。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渗透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那种排斥主体意识、追求纯客观性历史认识的认识理想化倾向,是一个顽固的思想偏见,它排斥主体意识的发挥,遏制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王也扬说,人们正确地认为,历史认识是主体对客休的符合一致的反映,但却往往把这种认识的结果看作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绝对恢复,而这个“本来面目”又是客观历史所固有的、未经主体活动改变的自在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客观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历史是今天的人经过主体性活动再现的。历史的内容是主体根据自己的认识结构,从客观历史中选择、截取和加工过的。历史的规律和特点,也是主体通过实践,借助一定的手段,从大量客观历史现象中透析、提取和抽象出来的。如果忘记了这些东西只是主体一定认识阶段的产物,那么势必会被它们所捉弄。
林壁属指出,历史认识是历史认识主体通过运用历史认识工具、历史认知图式和史料、历史遗存物去实现客观历史实在的重构,是主体对客体的重构。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把纯粹客观的历史实在转化为具有意义的历史知识,其中也包含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实在的理解与解释。历史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重构,已经脱离了“纯粹客观”的自然状态,渗入了史家的主观意识和价值评判,成为史家笔下写出的历史。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9]
于沛先生把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的渗透特别强调为是一种创造性作用。他说,历史认识的过程,是历史认识主体依据一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进行积极的“创造”的过程,其创造性表现在历史认识的全部过程中。首先,认识社会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过去”认识“现在”和“未来”,并不是自发完成的,但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这又是不可缺少的,这样,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问题便不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史坛出现了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即重视历史过程的理论性描述,不再仅仅是历史过程编年式的排列和史料的堆砌;此外,更重视分析历史文献资料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内涵,分析史料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的复杂的历史内容。最后,对历史研究的结论也不再是就事论事,满足于对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的孤立的结论,而是将其放在社会历史进程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中,从历史的因果关系以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中,进行理论的概括,而要真正地做到这一点,没有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就没有现代意义的历史科学。[10]
在认识主体意识渗透的不可避免性之后,人们很自然地就提出了加强或改善主体意识的问题。这就和传统史学思想形成了更为鲜明的对照。笔者在前引文章中就特别呼吁要加强主体意识问题。其基本途径是:首先,我们的历史学家应该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学理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次,要提出进一步强化自觉的主体意识问题。最后,加强史学研究中的主体意识,还需要提出重视主体修养的问题,这是加强自觉的主体意识的基础。加强主体修养,首要的是加强理论修养,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造我们的主观方法,从而获得真正的主体性解放。其次,要改变我们知识结构单一、贫乏,研究手段原始、落后的状况,广泛吸收自然科学和其他科学的知识素养和方法论手段。再次,应该从旧的史学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拓宽视野,开阔思路,培养开拓性研究的兴趣和能力。最后,要培养高度自觉的责任感、使命感,关心当代社会的发展,增强从时代需要出发去认识历史的自觉意识。
于沛先生也强调了加强主体意识问题。他说,加强主体意识,首先应该全面、系统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次要有强烈的史学理论创新的欲望和行动。缺少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没有历史认识主体积极主动精神的发挥,是不可能有史学理论创新的。历史科学的进步以史学理论的创新为前提,史学理论的创新则以主体意识的不断加强为基础。[10]
3.历史认识主体的社会性问题
历史认识主体的社会性,也是80年代以来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不研究主体的社会性,关于主体的认识就是不完整的,也无法解释史家主体意识结构如何形成的问题。
笔者曾经较早地论述过这个问题:研究主体的社会性,主要是探讨社会时代条件对主体的影响。任何历史学家,都是他的时代的产儿。他的知识水平是当代的水平,思维方式具有当代人共同的思维特征,研究课题出自于当代的社会需要,因而得出的结论也打上了当代社会的特有印记。主体意识中社会性的渗透,使一定时期的历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上具有共同的指向,而且社会性(时代条件)又在客观上规定了史家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于是,在个体史家的认识活动中就必然有共性的东西存在,使人们的认识在客观上具有可比性、可判断性、可检验性。社会历史性是主体属性的规定,史学认识主体认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自身所处的时代的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性和主体意识的独特性,构成一个历史学家自身属性的两个并行不悖的规定性。[11](p173~180)
王贵仁曾集中论述史家历史思维的外在制约机制,其实就是谈的史家主体的社会历史性问题。他说,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生活在一个确定的时代中,受时代独特的社会需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个人的历史观念,历史思维的内容、方式等都表现出时代性、社会性。史家作为特殊的历史思维主体,其历史思维形成于史家生活的现实世界,并反映现实的要求。史家历史思维的心理结构层次、历史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是史家在社会实践(包括学习活动)、社会交往中逐渐获得和形成的。在史家历史思维背后,存在着一个左右历史思维方向的力量,即社会现实的需要。
4.关于群体史家主体的研究
以上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讨论,都是以个体史家主体为对象的研究。关于群体史家的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的成果需要重视。李林针对西方相对主义史学过分强调史学主体认识的差异性的倾向,着重探讨了史学主体认识的一致性问题。他认为,决定史家群体认识一致性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客观历史的发展决定着历史认识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二)历史学的自律性规定着史学主体认识之间的经验认同;(三)历史美学的基本原则规定着史学主体认识的目的趋近性;(四)科学研究方法的普及和成熟,以及史料信息的开发和沟通,决定着史家认识趋于一致的可能。[12]
何晓明也集中讨论过史家群体的主体意识问题。他说:主体的存在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种:1.主体的个体形态,或称个人主体;2.主体的集团形态,或称集团主体,即由一定数量个人构成的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实践目标的社会群体;3.主体的类形态,或称人类主体,即以全部自然界为认识、改造对象的人类全体。因为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史家集体的创造活动,他选择以主体的集团形态为定义域。“史家主体”是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有着共同职业分工、知识结构、社会使命、文化功能的集团主体,其“史家主体意识”,也专指特定社会群体意义上的史家,对于自身社会角色体验的理论升华;对于自身特殊职业道德、职业素质的自我规范;对于自身群体在人类认识、改造世界总体活动中所处地位、所起作用的自我把握。[13]
个体史家主体意识的研究使我们在历史研究实践中重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问题,在历史认识研究中重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问题;而关于群体史家的主体意识问题研究,则可以使我们在历史研究实践中重视史家群体的学术规范问题,在历史认识论研究中重视历史认识的社会性问题。因此,关于史家群体主体意识问题的研究,也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关于认识主体研究的主要方面,因为,中国史学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史家的主体性解放和史家个性的培养问题,关于个体史家的研究自然也就吸引了更多学者的注意力。
关于历史认识主体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评述的方面。譬如,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主体性与主观性的区别问题、主体间性问题、甚至主体的定义问题等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也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新问题。但在主体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核心的问题,还是如何看待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如何发挥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仅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和评述,这些方面表示着认识论研究方面的根本性突破;并且正是这方面的研究,更有助于推进史家的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更有助于推动史学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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