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通用8篇）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历史更替的产物,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如果从原始歌谣和神话开始记录,迄今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了。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相关内容的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1
摘要：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但是精神生活越来越缺乏。古代，古人并没有那么多的娱乐生活，很注重文学素养，所以，在历史上会出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现象。因此，流传了数千年的古代文学还是能够适用于现代文明，甚至还是我国的文化魁宝和经典绝学，甚至有些经典作品被收录到教材中作为基础教学的素材。古代文学从神话故事和原始民谣开始，慢慢发展成诗、词、赋等带有韵律美和意境美的文学，然后逐渐形成小说、散文集等大规模著作。文化视角下，如何判断一篇古代文学著作是否经典，不单单考查作者的文学功底，还要去体会文学中作者注入的思想，这才是文学的灵魂，也是读者应该去研究的重点。从诗词歌赋到小说等古代文学著作中，有的抒发了心中对于美好大自然和浩瀚江河的喜爱之情，有的表达对于社会的讽刺以及对自身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因此，笔者将古代文学分为几大类，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一、世俗与理想，桃花源的解读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借助路人偶然地迷失在桃花林，从而发现了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里面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地，黄发垂髫，怡然自得，人人平等，没有所谓的不平等制度和肮脏的斗争。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桃花源是陶渊明心中理想的社会形式，但是“即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的小人形象将作者拉向现实。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不管是官场还是社会都是黑暗的，导致他有才华而不能展现，有抱负而不能施展，因此愤然地离开官场，树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正直形象。在古代文学中，很多文豪通过文学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对社会制度的讽刺以及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类似李白的“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陆游的“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等凄凉的心境。对于社会的黑暗制度的抨击，在每个朝代都是常见的，我们最为了解的就是《水浒传》中各路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桥段，林冲作为朝廷官员也迫不得已沦为草寇，这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制度和朝廷的。屈原遭受了黑暗势力的迫害，最后留下千古绝唱《离骚》而投江自尽。从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明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桃花源，他们用绝美的诗句、文字筑造属于他们的桃花源。
二、凄美的爱情，悲凉的女性
爱情是诗人、艺术家手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它是浪漫的、多情的，同时也是凄美的。从古流传至今的爱情文学中，我们熟知的是牛郎与织女的神话，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千古绝唱，他们用生命去诠释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真谛。文豪用他们手中的笔将爱情的美好挥写得淋漓尽致，歌颂了心中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同时也刻画了现实社会的黑暗。白居易的《长恨歌》让许多人愿意去尊重这段不伦之恋，同时也让读者为红颜薄命的现实而感叹，另一方面，这也是女性命运悲凉的体现。从古代文学上，我们可以知道有个为爱勇敢的女子卓文君，经过一番爱情的纠缠和背叛，最后写了《白头吟》与《诀别书》，这是她为女权，为爱情做出的斗争。另外，我们传诵的《红楼梦》正是爱情以及女权悲凉的经典之作，小说中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贾宝玉和林妹妹的凄美爱情都让读者唏嘘不已，而《红楼梦》中反映的社会，这也正是曹雪芹本人在现实中体会的，毋庸置疑《红楼梦》是一部经典之作。文学是一种修养，它更是作者心中的一把利剑，能够直接刺中黑暗的要害，为爱情做嫁衣，为女性抱不平。
三、杜甫的情怀，人道主义情感
杜甫是一位诗人，爱国是其诗歌的灵魂，同时他也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情人民，人们将其统称为杜甫的三大情怀。“自先君恕，预以祥，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表达了他曾经也有雄心抱负，奈何仕途不顺，贫困与饥饿使他对穷苦人民产生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杜甫的爱国情怀也源于儒家文化和屈原的爱国情操对他的影响，使他形成了爱国“魂”，在“国破山河在”的时候感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在抒发对祖国的悲切之情的时候，还会赞颂祖国的大好山河，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包含了多少骄傲与自豪。杜甫也是为数不多能够为疾苦人民着想的伟大诗人，其代表作“三吏三别”深刻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不幸，诗人从自己“床头屋漏无干处”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而吾庐独破受冻死足矣”。正是这种悯人的爱国情怀，将他的诗歌作品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影响他最大的就是儒家的“博爱”思想，促使他将人道主义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道家文化与李白思想
笔者认为李白的诗歌能够广为流传，不单单是由于其具有艺术性，还因为其诗歌包含深刻的哲学道理，而这来自道家文化对他的熏陶。李白的诗歌中反映了天道自然无为思想、朴素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思想，这造就了他“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豪情万丈的性情。其次他反腐朽统治，破弃礼法，同时他还消极厌世，追求及时行乐和访道求仙，这些表明了他与道家文化的联系是密切的。李白的诗歌磅礴大气，表达对秀丽山河的热爱，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黄河的咆哮描写得十分逼真。李白诗歌中水的意象，写的多是水的豪情以及水的奔放，这和道家文化的《逍遥游》的思想很相似。庄子认为，大如鲲鹏，小如尘埃，都有绝对的自由，这就是道家文化，一切顺乎自然，超脱于现实。因此李白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这种熏陶已经贯彻到了他的诗歌当中，正是这种豪迈、洒脱的诗歌风格，他被众人称为“诗仙”。李白的诗歌充满想象和夸张，经常出现“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显”等寻道求仙的诗句，侧面表达了他以仙界的美好反衬世间的龌龊，而他求的不是仙而是他自己，这也是道家文化的色彩之一。
五、思乡情愫的寄托
纵观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很容易体会到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寄托的思乡之情，求学、战乱、迁徙等等都可能是思乡情愫的直接原因。思乡文学是古代文人在特定的社会时期产生的一种文学，可以借助文人所处环境中的任何意象寄托文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在战乱不断的古代，由于统治者的愚昧和制度的黑暗，大多数文人有着怀才不遇的经历，他们不能在朝堂上施展才华，反而被发配到边疆去守卫边塞，面对浩瀚的边塞风光，文人心中的思乡情愫溢满心怀。《渔家傲》是范仲淹率领大军在西北平定西夏叛乱时所写，其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表达了诗人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浓浓思念之情。同时，这也是一首很有争议的边塞思乡的诗歌，欧阳修认为诗人作为主帅不抒发豪情壮志，却去描写凄凉的边塞景象与思归之心，是不值得认可的。古代文人一般将月亮、杨柳、杜鹃、猿声作为意象来表达思乡情愫，杜鹃的别名和蜀帝杜宇的传说一直广为流传，诗人青睐借助子规啼来诉说思乡之情。例如，李白的《蜀道难》“又闻子规啼，愁空山”以及白居易的《琵琶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六、文人的人格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中国古代文学就是文学历史的开端，在文化背景下不断地影响文人的人格，还深刻地重建着古代人文精神。在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汉族文化的影响对于文人尤为深远，尤其是儒家文化对文人在思想上的教育熏陶，使他们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歌赋和小说等文学作品，都体现了现实中人与自然的力量以及人文精神，正是因为古代文学作品中饱含着浓厚的人文色彩和人文精神，才能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不息。同时，也正是正统的文学精神的引导，孟子的道家文化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仁爱思想，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意识，陶渊明面对黑暗势力挺直腰杆，发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愤慨，屈原在千古绝唱《离骚》中表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美好愿望，面对迫害时奋不顾身投江自尽，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之处就在于能够对文人起到正确的价值引导，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让文人的人格能够在世俗中不被同化，还构建了一种超越体制的人文精神，对社会、对人民都有着同情和怜悯。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能够流传至今，肯定有独特的魅力，同时这也是古人智慧和艺术才华的结晶，我们要从文化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肯定要先研究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以及独特的文学思维，只有从这三方面着手，我们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领悟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真谛。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2
《古代文学习用批评范式研究》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赵树功教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6 月出版。该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结题成果，纳入宁波大学学术文库。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其相关思想、理论的论析范式与其思想、理论的论析具有相同的美学价值，并在漫长的文学批评史长河中得到坚持。难易论、压卷论、优劣论、正变论等就是被当下学术研究所忽略的古代文学批评习见范式。作为“范式”，它具有理论的集约性、基本内涵的传承性与方法的可操作性。“难易论”肇始于六朝，基本出于“尊体”的需要。“优劣论”从早期人物品目中衍生，在批评史上分别体现于作家优劣与作品优劣的论争。“压卷论”肇始于唐代的擅场论，是科举衡文在文学批评浸淫的产物。“正变论”出自《诗经》阐释之中汉人所谓的风雅与变风变雅的对立，随后成为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关注的核心话语。
该书每个习见批评范式的研究包含以下基本层次：对其出处源流的梳理;对其基本内涵的界定;其在具体批评语境之中的表现;其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其所包含的中国文学精神本质。
《文明的悖论：约翰·密尔与印度》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耿兆锐博士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年 6 月出版。
约翰·密尔(John Mill，1806-1873)是 19 世纪英国杰出的思想家、逻辑学家、伦理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其思想体系贯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逻辑、伦理等诸多领域。他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巨大，其自由主义学说在西方世界更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位西方世界公认的多才多艺的巨擘，是不列颠民族精神的象征，更被后人誉为“理性主义的圣人”。
作为国会议员，约翰·密尔整个人生职业生涯的 35 年都效力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并担任高级官职，参与制定并决策了英国最大殖民地印度的各项事务。印度在约翰·密尔博大思想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记录历史的一般意义上来讲，都值得用心去探索和研究。
该著内容新颖，思路清晰，结构严谨，文笔流畅。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拓宽了学界对于西方思想伟人约翰·密尔研究的新领域，弥补了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的不足，此外，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历史上的帝国观、殖民观、文明观和东方观，也可为和平发展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妥善处理因文明差异所导致的分歧提供借鉴。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3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教师们所长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学史的梳理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史的梳理过程中往往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流程介绍，而很少涉及到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文化传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是传统的分析模式———时代背景、作家介绍、主题分析、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这种模式的讲解以简单僵化的套式将千姿百态的文学创作单一化、模式化，轻易地把作品的丰富内容遮蔽和抛弃了，而且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学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这种传统的讲解模式，就必须将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语境下，阐释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深刻意义。
一、在时代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各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的比较到位，把握了各个点，但很少在史的联络中把握作品。比如对王实甫《西厢记》的解读，以往关注的是反封建主题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性结尾，但很少有人追问，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故事由悲剧转为喜剧的缘由何在?张生的“始乱终弃”变成崔张“私相结合”又是如何为人所接受的?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将文学作品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中。“西厢故事”创作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婚姻习俗、文化传统。元稹的《莺莺传》以唐代文人士子与歌姬的爱恋故事为题材，崔莺莺的自荐枕席、投怀送抱，最后被张生抛弃，时人却赞扬“始乱终弃”是善于补过。崔莺莺对张生用情至深，却落得红颜祸水、天生尤物的评价:“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元稹《莺莺传》)而到了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独特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使得崔张二人能够突破传统的门第观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从而成就美满姻缘。金元时期，婚恋中的女性的主体意识加强，女性的贞操观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张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才广为人所接受、传唱。在《钦定重订大金国志》中记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1］706贫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寻找如意伴侣的自由。还有“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择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还有“抢婚习俗”的变体，“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2］678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婚姻观念，才有了崔张二人共同反封建礼教的成功。这种主题是由当时文化语境产生出来的。文化语境是理解和阐释文学主题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此，必须注意给予足够的重视，把握各时代的文化语境，才能更精准地解读文学作品，让学生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在“图志”背景下阐释文学
注意在各种文化信息中解读古代文学作品，而不是把古代文学固化为单纯的文字表述。许多学者都把当下的社会称之为“读图时代”“后经典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的教学尤其遭遇困境。以往经典的文学巨著，已经吸引不了学生的注意，他们的兴趣更多在新型的传媒之上，网络、图画、影视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兴趣爱好，从各种“图志”———绘画、壁画、石刻、石窟、陶瓷画俑、考古实物———中，创造出“以史带图，以图出史，图史互动”的形象生动的文学史写作形态，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一系列有关“熊图腾”的图像、考古实物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鲧禹化熊”“黄帝号有熊氏”“禹会万国以建熊旗”的神话传说提供了生动的实证。在2002年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描述了禹建熊旗的情形:“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2］。这则新发现的文献详尽记载了禹以熊为中正之旗，表明禹与熊的关系;而中国各地有关熊的考古实物的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熊形铜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熊龙、河南禹州禹庙中的大禹化熊图、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辽宁建平红山文化遗址的熊头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石雕熊等等———为熊是黄帝、禹的象征性动物提供了形象的说明，而这种“图志”远比文字表述更具形象性说服力。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图志”丰富、更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图志中，领略图志背后的深意与真相。
三、在俗文化传统中解读俗文学的创作
突破传统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有其独特的民族性，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形态，既有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学也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既有文字记录的书面文学，也有口耳相传的口传文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逐渐形成了大雅大俗、雅俗共赏、雅俗互动的宏大格局。但从文学创作的源头上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文体往往起于俗，成于雅。从文化根源上看，雅是源于俗的。因而，找到雅文学的俗文化根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诗经》中的国风，词中的“新声”，“真诗在民间”的观念，都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在其创作的起始阶段，更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早期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大都是世代累积型创作，而非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具代表性，它们的主题、人物、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酝酿，最后在元末明初才被文人整理加工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奇书”“名著”。在这些作品被文人整理加工之前，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是“说话”“杂剧”“传说”“故事”等通俗文艺的表现，在这漫长的酝酿过程中，积淀了浓重的民间文化的特色。“三国故事人物”在民间发酵已久，已经涂抹了鲜明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喜憎已经表达非常的充分———“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3］可见在民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拥刘贬曹”的特色，《三国演义》小说是对这一民间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强化．“水浒人物故事”同样在民间大众中广泛流传，石头孙立、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及时雨等形象与故事已深入人心，“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民间已经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题材中寄寓了强烈的感情，这些好汉最终受招安，官封节度使，这就是普通民众的人心所向。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只有从民间文化的立场上，才能更好的解读文本。《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是善恶分明、好坏凸显，所以三国人物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极致化倾向，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4］，人物形象突出，这符合普通大众的审美;《水浒传》中的人物，所谓梁山好汉也是在民间立场塑造出来的，他们不是视金钱如粪土铲奸除恶的江湖侠客，也不是济世救民的英雄豪杰，在梁山好汉身上更具有民间市井的气息———恩怨分明，意气相投，快意恩仇，重情重义，他们聚在一起是义气使然，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狂欢式生活，他们是为了“快活”而聚在一起，而非单纯的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民间性鲜明的文学作品，就不宜用传统的雅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其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更不能用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来评价古人。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凸显其民间性、大众性特色。文学讲授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应该及时地吸收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打破那种单一化的解读模式。
还原文化语境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能够把某种文学同当时的某种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从而找到某种文学得以发生的原因，以及某种文学主题出现的根由。离开了文化语境的文学解读，往往显得单薄、枯燥、隔膜和言不尽意，原因就在于，离开语境之后，就把文本架空了。某种程度上，讲解一部文学作品就像讲一棵离开了土地的树，离开了土地，树也就没有了生命。文化语境会让文学作品丰富起来，深刻起来，“活”起来。只有把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文化语境中，才能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才能真正的阐明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4
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幻境的美学特征
幻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意境，是中国艺术中别具神韵的审美境界，尤以那些想象神奇、意动九天的诗歌和小说幻境最为集中地阐发了幻境美学之特征。
(一)非实冥空———意中之意、境中之境
中国山水画讲究以幻悟真，以幻启真。苏轼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虽然知是假，争奈主人爱。”主张在幻境中体验生命的真谛。幻境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艺术家心灵境界的呈现，它所描绘的情境要么借鉴于神话，要么发自于内心，不受时空的障碍，创造出一种现实不能出现或不能实现的人生过程。这种“意境”体现得最多的就是诗歌和小说。王维虽然以“田园诗”名扬天下，但在他的著名诗篇《桃源行》中，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蓝本，描绘了一处诡奇、梦幻的世外桃源。最擅长以“象”化“境”的诗人当属“诗鬼”李贺，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说，李贺诗“盖《骚》之苗裔，辞或过之。”认为尽管李贺诗中不少意象，“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但“求其情状”，例如在看他的《浩歌》中扪心拷问“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又说“漏催水咽玉蟾蜍，卫娘发薄不胜梳。”诗中各种意象应接不暇，有的采自神话传说，有的采自历史故事，有的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诗人将所有意象作了打破时空秩序的“蒙太奇”式的组合。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梦幻艺术的又一典范，众多想象的意象，亦幻亦真，使整部作品处于一个如幻如梦的境界之中，用一种浪漫的近乎神秘的笔调展示出人世的苍桑巨变，显示了人生中美的东西被践踏、被毁灭的现实，展现了一出女性和人生的大悲剧。青埂峰下的顽石既是这人生悲剧里的见证人，也是参与者，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跛足道人、癞头和尚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借他们之口用一种荒诞的手法传达了对人生深邃的感悟和感叹，以及饱经富贵与浩劫之后的那种无可奈何的豁达。
(二)即真即幻———行而无常、法而不空
中国传统之儒家，在学术思想上讲“经”讲“常”，以为天不变则道不变;但在立身治国上，则纯粹是针对人生生活面，所以讲仁义礼智信，讲诚正修齐治平，而不谈生前，不论死后，既无天国信仰，也不相信有来世，唯一确实掌握者为其现前自身之生命。这种观念，使中国人成为纯粹的现世主义者。然而岁月无情，现在转瞬即化为过去，万岁赓替，虽圣贤亦然。求长生而长生不可得，求及时行乐纵情声色而乐往哀来。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伟大诗人屈原亦早有感叹:唯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吾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曹子建的“天地终无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陶渊明的“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处处皆显示人生无常苦短之恸，故令霸气逼人的曹孟德亦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之慨。被列为我国四大奇书之一的《红楼梦》，根本上也就是通过贾府人物的兴亡盛衰，表现人生若梦、世事无常的道理，字里行间佛家思想流露无遗，曹雪芹在第五回即安排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事，警幻仙子显示金陵因果名册，演唱十二曲红楼梦，暗示出生命的虚幻无常，与命运前定的因果观念: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巳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众散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徼律;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述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三)不落有无———元而不盈、通透达心
佛教东传以前，中国本土原也有类似思想，但却与佛家所云大相迳庭。大抵言之，儒家讲的是“天道福善祸淫”，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此种将人事因果归之于天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往往令人有一种天威难测、捉摸不着的感觉，故而对儒家此种说法的确实性与周遍性，颇有商榷之余地。佛家之果报思想则不然，讲的是生死轮回、三世业报。生死乃人生之大事，生从问来?死归何处?大圣大智之若孔子者，对此问题，尚仅覆之以“未知生，焉知死?”遑论其余?而佛家轮回之说，非但解决了生死的问题，也为果报之说做了一圆满之答复，因为“命系于业，业起于人;人禀命以穷通，命随业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小说发展史上看出这种趋势: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用梦来表达他痛定思痛，不能消除的悔罪意识;用梦来承载他“千红一窟(哭)”、玉石俱焚的悲剧意识;用梦来寄托他怀金悼玉的泛爱意识，这三重意识，“构成了作者心灵广袤、深邃的、奥秘无穷的内宇宙”。
二、幻境之说的原始生命观
应该说，中国幻境之说或者说古代神话过早过多地被历史化，以屈原《离骚》中对于鲧描写为例，“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王逸注谓“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化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洪兴祖补注引《山海经图》云“犁丘山有应龙者，龙之有翼也。……夏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此应龙与禹的密切关系印证鲧化为龙的神话。另外，《天问》谓“伯鲧腹禹”，这不是现代人理解的父子意义，甚至不仅仅是鲧的腹中生子的奇异，这是鲧的直接复活。不管是黄龙，亦或黄熊，还是禹，都是鲧的新生命。当然这些又非完全偶然:禹继承鲧治洪水的心愿和神力，龙与鲧初生时的称呼“白马”关联，《周礼夏官庾人》记“马八尺曰龙”，天马化龙，也就十分自然的事了。后来的应龙更是在治水中频频现身，透出鲧义不容辞的治水热情。它们属于鲧的生命图腾，而这图腾不是简单的崇拜或是奇异的幻想，在原始生命观中，它们是“互渗”的。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写到“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的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
中国神话中正包蕴着这种原始生命观。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会轻易陷入神话历史化以后的许多“理性”解释而曲解神话的本意。如果说《离骚》中记载的神话仅仅是原始生命观的萌芽，那么明清小说则将这种原始生命观发展成熟。例如，《西游记》中一段“众僧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原由……三藏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说下誓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传说，都揭示了原始生命观中神秘的互渗律和生死循环、磨炼复生的信仰，然而平心而论，在《红楼梦》确实将这一思想诠释得最婉转曲折、深辟入里却又自然生动、逼真如实。例如在书中，通灵宝玉历此半生，再非初始“自悼自叹”的未用补天石，他与空空道人讲:“历来野史，或仙修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至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竟不如我这半生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反映、继承、传递了古人朴素的原始生命观，而这些智慧的感受，灵性的领略，也不仅仅属于原始人，也属于整个人类的永恒的、共通的生命感受。
三、幻境之说的哲学渊源
儒家讲究“子不语怪力乱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而随着佛教东渡，佛教无常思想通过文人的彩笔，与中国原有的思想相结合，再搀和当时社会上道教的色彩，进而做了更深入、更彻底的探讨与发挥，为中国古代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通过佛陀的睿智与高僧大德的西行求法，佛教的东传，带来了“万法皆空”、“诸行无常”的观念，这是何等的深入、彻底，而又是这样的震撼人心，非但更强调提醒原有人生苦短之观念，更充分地开拓刺激了中国人的哲学视野，在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对无常不再只拘限于人生苦短之一点上，而趋于“诸行”无常、“万法”皆“空”上。在唐代的传奇小说中，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以及清朝蒲松龄的《续黄粱》等，都是将人生数十年之种种遇合，浓缩到一场梦的短促时间内，来描写功名富贵以及人生之幻灭，如昙花一现，空而无常。如《枕中记》结段有言: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无生之情，尽知之矣。
自此，由唐诗宋词发展到明清小说，佛教“无常”思想对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吴承恩的《西游记》、陈仲琳的《封神榜》，还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特别是在《红楼梦》中，对于“一僧一道”和“经幻仙姑”、“太虚幻境”的描写，虽然篇幅不多而且写得恍惚迷离，巧妙地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产生了特别的艺术效果。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5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需求规格与要求的变化，改变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以闭卷考试为主、偏重知识传授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已迫在眉睫，“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研究式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组通过四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构建了一种“学生主体、能力本位、问题中心、课堂内外联动、突出实践”的古代文学课程研究式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使学生学习效率和专业综合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关键词：古代文学；研究式；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这一课程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长期以来，国内大多数高校的教学主要还是沿袭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在教学理念上偏重于知识的传授，教学方法上以教师讲授为主，考核方式上以检测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单一闭卷考试为主。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本专业人才需求的规格与要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学模式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自２００８年以来，怀化学院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针对传统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弊端，开展了题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研究式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的教学改革，探索出了一种“学生主体、能力本位、问题中心、课堂内外联动、突出实践”的全新教学模式。这一新的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围绕问题开展教学活动，充分发挥课堂内外的联动效果。经过四年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学生的学习效率及综合能力素质均得到明显提高。现就本课题的理论研究及教学实践作一阐述。
一、研究式教学的理论基础
研究式教学，又称探究式、发现式教学。指的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核心，让学生自觉地、主动地探究，掌握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步骤，研究客观事物的属性，发现事物发展的起因及事物的内在联系，从中找出规律，形成自己的概念与认识。最早提出在教学中使用探究方法的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的约翰杜威（１８５９－１９５２），他提出，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知识不是某种孤立的自我完善的东西，而是在生命的维持与进化中不断发展的东西，因此，知识的获得不是个体“旁观”的过程，而是“探究”的过程。“探究”是主体在某种不确定的情境中的积极反应，知识是个体主动探索的结果。除了约翰杜威外，西方还有许多学者也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角度分析研究型教学及学习，如布鲁纳的认知心理理论、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威特罗克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等。布鲁纳认知心理理论，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发现法。认为仅仅传递教材内容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发现式教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一是创设问题情境，发现或提出问题；二是针对问题提出解答的假设；三是从理论上或实践上检验假设；四是根据实验结果，得出最后结论。布鲁纳的发现式教学，实质上是引导学生自己去重新组织或转换人类已经发现的知识，并获得新的领悟的过程。罗杰斯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原则。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有学习的动机，并能确定自己学习的需要，而天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创造性发展的条件是“自由”。这种“自由”是指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探索和发现，能够对一切现存结论进行质疑，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发展的方向，而教师的任务就是为学生提供各种学习资源，提供一种促进学习的气氛，帮助学生安排适宜的学习活动，让学生自己决定如何学习，教师只是“学习的促进者”“方便学习的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从皮亚杰有关结构的观点发展而来的，其主要观点有四：第一，知识建构的学习观。认为学习是学习者自己建构自己知识的过程，外部信息的意义并不是由信息本身决定的，而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间反复、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建构成的。第二，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认为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第三，注重学习过程。在建构主义学习模式下，学习被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即通过学习者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实现同化和顺应，来逐步建构有关外部世界知识的内部图式，从而使自身的认知结构得以转换和发展。这种学习模式把研究性学习分为三个阶段：冲突阶段、建构阶段和应用阶段。在冲突阶段，教师要积极地创设问题情景，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学生则积极地搜索原有的认知结构，为认知结构的转换奠定基础。在建构阶段，由于冲突引发学生的研究和探索心态，学生对冲突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推理，借助有效的学习和思维策略解决冲突，实现冲突过程的同化和顺应。应用阶段，学生通过练习，巩固和完善新的认知结构，顺利实现迁移。第四，强调合作与协商会话。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关注的是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
二、古代文学教学新模式的主要内容
经过四年的理论探索与教学实践，我们建构了一种学生主体、能力本位、问题中心、课堂内外联动、突出实践的研究式教学模式。探索出了一种符合学生实际、提高学生古代文学素质和专业综合能力的研究式教学模式。在教学理念上突出了学生主体，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教学目的上着眼于学生的能力素质的提高；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围绕问题来开展教学活动。在考评中，主要考察的是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外辅导也重在指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围绕着问题教学，我们一方面调整优化了教学内容，对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将知识点分解为以单一知识点为主的问题、以综合分析为主的问题、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的问题等，然后根据问题的性质特点确立学生自学、课堂讨论、教师讲解的方案，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在课堂教学环节，突破了传统满堂灌式的单一讲授方式，采用讨论式、报告式、解答式等多种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围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开展教学活动；在考评环节上，制定了以检测学生分析、解决问题为中心的考核标准，建立了一套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课程考核机制。在课外学习辅导上，建立了学生自学、导师制、专业校园文化活动三位一体的学生课外学习辅导模式。
１．修订教学大纲，调整教学内容
中国古代文学涉及到上下几千年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时间跨度大，内容十分繁富，一般的文学史家均采用的是编年体式的编写方法。在编写的过程中，虽然均有所取舍，有所侧重，但是因为内容容量太大，即便再精简的古代文学史也是卷帙浩大的大部头。而要在２６０余课时的时间里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任务的确不容易。因此，课题组根据学生的实际，对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将教材内容分解为以单一知识点的问题，以综合分析为主的问题，以及以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的问题。然后根据问题的性质特点确立学生自学、课堂讨论、教师讲解的方案，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以唐代文学中“杜甫”一章的教学为例，关于杜甫的生平行实的知识，基本上是已经专家学者考据定论的，这些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可以确定为单一知识点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教师没有必要在课堂上再花时间讲解，可布置学生在课外预习。而关于杜甫的思想与创作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则属于综合分析类的问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而一些目前学界尚有争论且没有定论的问题则属于培养学生创新性能力的问题，如《长恨歌》的主题等问题，对于这类问题，可以发动学生去认真思考，广泛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撰写出具有独立的研究性报告，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召开课堂报告会。通过以问题为中心来优化教材内容，教师的教学目的更加明确，哪些问题应该精讲，哪些问题应该略讲，哪些问题应该交给学生来解决，哪些问题应该由教师来引导，均了然一心。如此一改革，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
２．建立以问题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
在课堂教学中，课题组紧紧围绕问题来组织课堂教学，突破了传统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探索出了讨论式、报告式、解答式的课堂教学方法。讨论式就是将传统“课前预习---课堂讲授---课后练习”几个环节改成了“课前准备—课堂讨论—教师总结”的课堂结构，学生可以随机发言，互相启发思维；报告式主要是针对“以培养创新性能力”的问题，由教师布置论题，发动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撰写出论文或报告，学生在课堂上以报告的形式交流，学生或教师加以点评；解答式就是要求学生在课前主动提出问题，教师在课堂上选择重点问题作深入解答。如一位教师在讲授枚乘的《七发》时，设计了两个综合分析的思考题：
（１）楚太子病有何症状？根源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身上是否有楚太子病？症状是什么？有何危害？
（２）从屈原的《招魂》到枚乘的《七发》，到汉乐府及唐诗、宋词中的飞蓬、浮萍、游魂，再到《红楼梦》中的富贵闲人和鲁迅笔下的畸零人、零余人，这一系列文学形象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和相似的本质特征？
这两个问题属于综合分析性质的问题，它的特点在于将文学作品的同类人物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考，既紧扣课堂教学的内容，又不拘泥课堂教学的内容，上下沟通，前后映照，给学生留下了广阔思考的空间。学生对这一问题颇感兴趣，讨论很热烈，起到了很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３．建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多元化测评体系
我们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多元心智理论为基础，初步建构了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机制：一是建立“知识＋能力”的考核目标。在期末考试中，调整试卷结构，增大分析实际问题的内容和专业综合能力考核的比例；在平时成绩考核中，将学生课外的课程活动项目一并纳入课程平时成绩，如将学生在古典诗文吟诵比赛、古典文学名著读书报告会、学生研究性课题、发表相关学术论文或作品鉴赏文章等方面的表现都纳入课程平时成绩。二是建立多样化的考核方式。调整了期末闭卷考试与平时成绩的比例，将期末考试成绩降低到５０％，平时成绩提高到５０％，做到期末考试与平时考核并重，并建立和落实由闭卷考试、课程作业、课堂表现、默写背诵、课外活动项目等多样化的考核评价方式。合理设计《平时成绩登记表》，将学生平时课堂表现和课外活动项目进行如实记录，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平时成绩登记表》分“课堂表现”“上课出勤”“课程作业”“默写背诵”“课外活动项目”“其他”等栏目，基本涵盖了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各方面内容。平时成绩的构成，教师可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变化，如课堂表现，有的教师根据上课回答问题、与教师互动情况给分，有的'教师还专门设计了课堂回答问题登记表、学生学术报告登记表，对学生的平时课堂表现如实记录。课程作业，有的是专题小论文，有的是古文翻译、有的是课堂问题提纲，有的多者兼有。还有一种做法是将古诗文默写从期末考试中独立出来，进行强化，每学期快结束时各任课老师都要组织一次全班的默写，将其记入平时成绩。课外活动项目主要登记学生在课外自学与专业活动中的表现，如文学名著读书活动获奖、公开发表古典诗词、古典诗文吟诵活动获奖等体现古代文学综合能力的项目，将其作为平时成绩的权重分数综合考虑。
４．建立了学生自学、导师制、校园文化活动三位
一体的课外辅导学习模式学生课外学习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它既是研究性教学的补充，也是研究性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这一环节基本上处于自然无序状态，学生的学习效果完全依靠学生的自觉性。而在研究式教学模式中，则通过有明确指向性的自学及教师辅导来规范这一重要的环节，构建了学生自学、导师制与校园文化相结合三位一体的课外辅导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课外学习的自然无序状态。从学生的自学角度上说，因为我们确立了以学生为主体、问题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教师在课前即布置思考题，学生在课堂上需要报告、讨论，并且还将上课的表现与成绩挂钩，这就促使学生不得不在课堂之外围绕教师布置的问题查阅资料，阅读文献，形成初步的意见，从而规范了学生的课外自学，使学生课外学习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提高了课外学习的效率。导师制目前是许多学校所提倡和采用的一种重要的课外辅导方式，说明这种课堂之外的以小范围为单位的学习辅导方式已经为社会所广泛认同。导师制固然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课外辅导方式，但是，其效率还在于如何去实施。如果仅仅有其形式，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或者不能坚持落实，所谓的导师制也只能是有名无实。而我们在构建研究式教学模式时，特别注重导师制的落实，将其作为研究式教学模式的重要环节。为此，我们不仅有制度、有要求，包括指导学生的人数、研究辅导的方向，开展活动的形式及要求，同时还制定了系统的监督评估方案。课题组的成员们积极性很高，不仅按要求积极落实，而且在辅导的方式上各具特色，成效明显。
如一位教师将文本的阅读与理解作为课外辅导的重点，并选择了其比较熟悉的领域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本的阅读作为辅导的重点，首先为学生制订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辅导计划，每个学期研读与讨论两部作品，先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反复阅读文本，对重点情节以及感受最深的部分做好笔记，然后在此基础上将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罗列出来（仅限于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而其他参考资料以及老师在课堂中曾经涉及到的问题不在此之列）。在学生完成阅读任务，对文本十分熟悉的基础上，由学生提议召开第一次研讨会。研讨会由小组长主持。其基本环节是：首先由教师查看笔记，从学生所摘录的笔记来检查学生的阅读情况，然后就文本的细节提出一些问题，检查学生对文本的熟悉程度，如提出一些类似《三国演义》中在潼关弃袍断须的人物是谁，《儒林外史》中是谁主持了“泰伯祠大祭”等相对生僻的问题。然后，学生将梳理出来的问题公布出来，教师对这些问题进行清理，筛选出一些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提交大家讨论，学生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在学生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教师略加点评，然后布置学生将自己的意见撰写成为小论文，在下一次讨论会上宣读交流，教师给出成绩。在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的过程中，学生思维活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问题，如讨论《儒林外史》时，一位学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匡超人在大火蔓延、浓烟滚滚之际，情急之间，为什么他首先救的是嫂子而不是父亲？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而且在过去也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尽管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一方面说明这位学生读书十分认真细致，同时，也说明对文本的思索是很深刻的。再如，讨论《金瓶梅》时，有一位学生提出，文本中李瓶儿这一形象在嫁给西门庆前，性格很泼辣，也很不守妇道，而嫁给了西门庆后则变成了一个温柔守妇道之人，前后性格差异太大，人物塑造出现了明显的败笔。这一问题提出来后，在小组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形成了明显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类认为是败笔，而另一种认为不是败笔，而是成功的塑造，因为作者在描写李瓶儿性格变化时，缴足了铺垫的笔墨。这些讨论很精彩。课外导师学习辅导制使学生受益颇多，对文本的反复阅读与研讨，不仅加深了他们对文本的理解，更使他们培养了一种学习的方法，增强了他们从原始文本、原始文献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比他们从课堂上听教师的讲授印象会深刻得多。
经历了导师制辅导的学生，撰写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几乎是水到渠成之事，根本不用为选题发愁，因为日常的阅读与研讨已经为论文的选题、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刚才提到的那位讨论《金瓶梅》的同学，其毕业论文选题是《论明清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败笔描写》，这一选题就是由阅读《金瓶梅》生发出来的，很自然。专业性的校园文化活动也是学生课外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主要选择古代诗文吟诵比赛及古代诗文默写比赛两种形式，开展这两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主要是为了促进学生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它看似与研究式教学关系不大，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古人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对文本的正确把握无疑是最重要的。他们通过不断的吟诵甚至角色的扮演，在投足举手、颦笑的揣摩之间更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体验式的研究学习。
三、取得的成效
经过四年的理论探索与教学实践，我们取得的成效是很明显的。第一，教师们加深了对研究式教学方法的认识，增强了以改革促发展的意识。第二，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明显增强。开展研究式教学以来，学生主动与教师配合，上下互动，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增强了，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也明显提高了。第三，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专业综合素质明显提升。２００８年以来，课题组教师指导学生申报主持了“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项目共７项，学生发表古代文学论文８篇，有近２００人毕业论文选择古代文学课题，其中１０篇论文获得怀化学院优秀毕业论文，有２６人考取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生，以上项目的比例远远高于本专业其他课程。
四、存在的问题
第一，如何解决重点问题教学与建构课程系统知识结构的矛盾问题。研究式教学的核心是以问题为中心组织课堂教学，其优点是学生主体性得到充分展示，学生自主探究的积极性得以增强；其缺限是课程必要的知识链条难以建构起来，学生往往缺乏对课程知识体系的系统把握。若基本知识点掌握不够牢固，考试往往不理想，我们对此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以问题为中心建构课程的知识体系，是比较理想的办法，但如何科学合理地设计问题，问题的难易程度、知识覆盖面的把握，问题之间的层级性、关联性和系统性如何权衡等，这些方面均需认真思考，进一步研究实践。第二，研究性学习需要完善的知识结构，单凭古代文学这一门课程是难以解决的，如何完善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以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新的教学模式的构建，给古代文学课程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古代文学教学工作面貌焕然一新。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尽管它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者欠完善之处，但这种探索本身给我们的启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古代文学，乃至于所有的传统学科课程的教学工作都将面临如何适应时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敢于改革创新，大胆探索，努力寻找发展的新路子、新方法。“思路决定出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突破传统学科课程教学的瓶颈，迎来事业发展的明媚春天。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6
【摘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了民族的瑰宝。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承担着向人类传递历史，传递文学的责任。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我国大部分高校必设的一个专业，不仅对于民族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影响着学生的成长，有利于学生提高自身修养，全面思考问题，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有助于促进学生乃至整个社会人格的升华。但是目前中国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面临着严峻的现状，如何对高校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进行改革是当前许多人正在思考的问题。本文从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以及改革措施等方面做出了探讨。
【关键词】古代文学；高校；教学；改革
目前我国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的现状很严峻，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现代学科应运而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学科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而偏重理论教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则不再受到学生的热捧。为此，学校对于该学科的投入力度也变得越来越小，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不了充足的支持。对目前我国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进行改革，是许多高校面临的严峻任务。
1．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现状
高校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投入力度较小，给予不了充足的资金，技术，人才支持。师资力量较小，资金运行困难，使得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有许多实践不能进行。另外，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贯穿古今的学科，需要大量查阅文献以及资料，由于学校的资金，技术支持有限，使得学校的图书馆建设，数据库建设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学生无法获得更多的资料，不能扩展视野，使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陷入困境。部分教师未能明确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不能合理的制定教学计划，丰富教学内容。课堂缺乏生动性，缺乏新颖的题材，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堂氛围不活跃，也是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
2.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措施
2.1完善数字图书馆建设
书籍的贮存场所图书馆在高校的地位至关重要。大力加强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提高图书馆服务水平，提高读者阅读舒适度，增强数据库建设，为读者提供更加全面的书籍种类，对读者，对高校，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普通图书馆已不能满足学生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生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在电子信息时代，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迫在眉睫。另外，图书馆的服务水平也是影响读者阅读质量的重要因素，信息资源丰富，服务水平较高的数字图书馆是每一个读者所向往的。为此要大力加强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提高图书馆服务水平。
2.2增强情景模拟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上的运用力度
情景模拟教学法是近些年来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它具有实践性，经济性，有效性以及多种特性。它能创造一个仿真的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接近真实状况的情况下进行学习与演练，激发人们的思维能力，使人们自觉的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弥补了传统教学方式注重理论性的缺点。2.2.1实践性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教师会传授学生理论知识，但是学生的现实实践能力却得不到锻炼，无法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而情景模拟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近现实的平台，学生在情景模拟教学中可以有效的将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锻炼学生的与现实相结合能力，促进学生更好的发展。2.2.2经济性情景模拟教学法是一种有效的锻炼学生联系现实能力的方法。同时，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实践法也是一种有效的锻炼学生现实能力的方法，但是二者相比较，情景模拟教学法具有诸多优势，由于受时间，经费等限制，社会实践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而情景模拟教学法由于其快速性，有效性，被更多人所接受，它耗费的时间短，耗费的资金少，也不用受时间地点的制约，就可以有效地锻炼学生的现实能力，是一种快速高效的实践能力锻炼法。2.2.3有效性在情景模拟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学生成为情景模拟教学活动的主体。在整个过程的参与中，学生可以充分锻炼多种能力，还可以将理论知识应用于现实之中，在实践能力锻炼的同时也可以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能力，发现自己学习理论知识的不足，加以改正，促进自身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学生寻找古代文学与现实人生的契合点。2.3丰富师资力量大部分高校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师资力量较小，师资队伍不算庞大，而具有丰富经验，教学时间长久的高校教师资源非常匮乏。为此，学校应该大力招揽有学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教师。但是青年教师也会为教学的发展带来双重影响，大部分青年教师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接受了严格的理论训练，掌握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新颖的教学方式，懂得与学生进行沟通，并且青年教师年轻，充满朝气，新颖的教学方式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也会乐于与老师进行沟通。但是青年教师由于教学经验匮乏，不懂得如何更好的传播知识，无法将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合理的传授给学生。青年教师可以多听有经验老师的讲解，在听课的过程中注意总结，思考自身的不足，及时改正。学校也应该为新老师的经验交流建立一个平台，可以举办经验交流会来促进教师经验的交流，促进资深教师对于青年教师经验的传递。学校也可以聘请一些知名教师，为他们举办讲座，使本学校教师在听解讲座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经验。
2.4调动课堂氛围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丰富，但是教学方式不当，就会枯燥无味，使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课堂氛围沉闷。高校中国古代文学的课堂现状往往是班里积极的学生较少，大部分学生都不积极于在课堂表现自己。授课时间本来就短，如果老师再不能在课堂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紧跟自己的教学步奏，那么可以说这节课上得是相当失败了。繁重的课堂任务使得部分教师只知道赶上教学进度，而忽略了学生的接受能力。教师应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给予学生更多的表现机会，活跃课堂氛围，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但是由于课堂中的学生人数比较多，老师照顾得不太全面，导致部分学生的表现机会比较少，使得这部分学生的学习质量不如一些活泼积极的学生，这也是我国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另外，教师应该合理制定教学计划。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制定教学计划。老师应该抓住学生的心理特征，设计有趣的有新意的教学计划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其次，还应该有效利用学生注意力集中的那个时间段提高授课质量。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包含“听”和“说”这两个大的领域。教师们要帮助学生们养成善于聆听的好习惯，另外还得让学生们养成善于表达自己想法观点的好习惯。但是，也不能将古代文学教学简单地等同于“听”和“说”，因为在听和说的过程中，学生还必须学会抓住重点，学会分析所听到的内容，然后仔细思考，在大脑中组织语言，进而再表述自己的想法。这就需要充分调动学生多种感官的应用，促使学生思考，活跃课堂氛围。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学科，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由于缺乏立竿见影的功利性而被人们所忽视，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但是文学素养的提升对于个人以及社会的发展是具有深刻影响的，只有大力支持文学教学的发展，促进新时代文学人才的培养，才能促进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承，促进更多群体内心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提升。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迫在眉睫，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为了使这个社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平静，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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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7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文学的近代研究已走过了百年历程，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和反思。其首要问题是文学观念的僵化和滞后，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过分追攀学术时尚、老问题翻新等。
【关键词】 古代文学 反思
从上世纪初黄人、林传甲等人编写《中国文学史》起，中国古代文学的近代研究也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进入21世纪门槛的前后，古代文学研究界对这一学科的百年历史曾纷纷撰文进行回顾和总结，应该说，通过这些相对集中的讨论，古代文学研究中有些问题明确了，过去的模糊认识得到了澄清;有些问题趋于明确，过去的模糊认识有望得到澄清。但是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和反思，直到今天仍不免让人感到困惑。本文拟选择在笔者看来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影响较大的若干问题，发表一管之见，以就正于方家。
反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我以为其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文学观念的僵化和滞后。与其他专业和学科相比，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较为悠久，积累的实践经验比较多，因此，就总体而言，它的成熟程度应该是优于其他学科的。但是，几十年来的文学研究现实却并不令人乐观。我们常常感到，古代文学研究所持基本观念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对于文学中敏感的理论性问题也几乎不感兴趣。比如说机械的文学反映论在业内仍然占有很大的市场，作家创作中的主体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再比如，早在上世纪初，《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在他们研究伊始，不仅明确提出了“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而且从理论阐释上给予了较好的回答。把这样的问题不仅提出来而且先行予以理论的界定虽看似基础，但却并不简单。因为这样的做法表明，那一代学人是明确具有理性地划分文学边界的鲜明意识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这一问题得以明确，此后的研究和讨论才可能是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的。当然，明确地提出问题并不等于完满地解决问题，那一代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在他们的研究实践中得到完满解决，甚至很多问题几乎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当时明确提出这一问题时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敏感是很值得我们今天肯定的，因为有无这个意识和敏感，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在走过百年长路以后，在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取得的数量是百年前的十倍百倍的今天，类似这样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敏感反倒不多见了。我们在研究中所持守的多是文学观念中最最基本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僵化和滞后的。
在僵化和滞后的观念制约下，也就很难产生对相关文学对象研究的突破。僵化、滞后的观念往往带来僵化和滞后的文学研究现实。要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在我们几十年通行的文学理论中，有一个观点一直是占据主流地位的，那就是“文学产生于劳动”说。当然，我们如果要探讨文学的发生问题，这一观点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它本身是含有合理成分的。起码截止目前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也是占主流地位的两种观点“文学产生于劳动”和“文学产生于游戏”中，“文学产生于劳动”还是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观点。实在说来，“文学产生于劳动”是一个诞生于革命远比文学重要的特殊年代的理论，从它产生之日起，这个理论就带有很强的排他性和革命色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虽包含合理性但更多地带有革命色彩的理论是不允许被怀疑更不可能对之进行平等讨论的，由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包含合理性就成了唯一正确性。不仅如此，它还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被夸张不断被放大，以至于到了不仅在讨论文学的起源，就连我们在研究探讨某种文学文体产生的时候，也几乎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习惯成自然地贴上这一标签，判定它产生的根源在劳动而不在其他。问题在于，这一观点首先不是不可商量的，它不具有也不应该具有唯一性;其次作为一个理论它应该具有自己的边界，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多年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差不多都把这一观点当成了真理，奉之为圭臬，从而一遇到问题也就习惯性地简单地照搬照套了。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许多文学现象产生的真实原因都要比这一理论复杂，也可以说都与这一理论相左。特别是在文体问题上，“文学产生于劳动”理论边界的盲目扩大，恰恰导致惟命是从的研究者在研究中犯下本可避免的基础性失误。别的不用说，仅以汉赋为例，如果仍以劳动理论认定汉赋的产生和发展，我们认为就是极不准确的。根据我们的研究，汉赋文体的形成既与劳动无关，也与我们一向认为的楚辞渊源并不构成一一对应的影响关系。我们倒是能够找到可靠的证据证明，汉赋文体产生的更为真实的源头是先秦隐语。先秦隐语的问对形式，先秦隐语的巧言状物和描摹绘饰，构成了汉赋的基本骨架和基本结构。从先秦隐语，中经楚宫廷文人赋，再到汉代散体大赋，这是汉赋形成的基本线索。从汉赋发展变迁的整个过程看，贯穿始终的、促进汉赋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游戏。先秦隐语的生产和生活化操作是为游戏，楚宫廷文人以赋斗智是为游戏，汉王朝中群臣竞相献呈、盛极一时的煌煌大赋依然充满着以繁辞丽句为胜、以铺排扬厉为尚的游戏心态和游戏规则 （参见拙作《汉赋文体形成新论》，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除了汉赋以外，其他文体的产生和发展也还有不少与游戏有关者，兹不一一列举，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人们会越来越深切地认识这一点。但是，由于多少年来我们无意识或下意识地接受了一套陈旧的、僵化的理论和观念，从而也就使得我们在所谓“经典”的陈旧观念面前窒息了创新力和想象力，于是剩下的就只有墨守陈规认同旧说了。实际上直到今天，类似的情况仍然还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有形无形地制约着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
如果说上述由于滞后、陈旧的文学观念带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不利后果主要来自于我们原有的传统的话，那么自上个世纪30年代前苏联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领域的全面占有和全面控制以来，更使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文学研究的歧途。举例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国各大专院校中文系全面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大学本科学生使用的教材中，不管是著名专家编写的还是师生共同编写的，不管是编写体例还是编撰原则，不论是作家选择还是价值评判标准，其基本框架和基本模式几乎一无例外是从前苏联照搬照抄过来的。我以为，苏联文学理论带给中国文学研究最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阶级分析法，二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二分论。前者基本属于世界观范围，是决定方向的;后者是方法论，它直接限定了文学史编写的具体操作。尤其是阶级分析法，事实上它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影响无非是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而在长期非正常研究环境中，阶级分析的大面积运用，政治标准第一的强调，使研究者在坚持政治立场的同时而把文学标准无情地置于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地位，选择作家要先看他的阶级地位、阶级出身，看他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被剥削阶级立场上。有了这个标准，文学和文学性就只好退避三舍。其结果就像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政治标准第一成为政治标准唯一，文学研究成了政治批判的第二战场。而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讨论时，按照习惯的格式和通行的套路，文学史总是要先分析某一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照例总结出一、二、三、四等若干条，并逐一举例加以分析论证。然后是综合叙述分析该作家作品的艺术特点，也无非是总结一、二、三、四等若干条。交代完这些内容，文学史上某位作家的功过是非包括文学史地位就大体有了结论。这样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那种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二分的结构套路，虽不能说正是因为它才使完整的作家作品遭到严重割裂，但确确实实由于这一结构套路长期占据古代文学研究的强势地位，从而使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无障碍创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则是没有疑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文学研究长时期以来基本上是走在苏联老大哥为我们设定和铺平的旧路上的。我们坚信，中国古代文学界绝对不乏实力和创新精神，而且事实上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在他们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中已经作了突破旧有研究方式和格局的努力，但是，即使是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试图尽快扭转此种局面的学人，要想在短时间内彻底摆脱几十年苏联模式的影响，重建自己的新知识系统，也非一蹴而就，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想做到就能做到。因为这种机械看待文学和简单阐释文学的做法一旦构成固定的模式和形成传统，耽误的可能只是一代人或一茬人，而受其影响的就不仅是一代人或一茬人的问题了，实际上人们在接受传统的同时也在培育着传统。我以为问题的复杂性和问题的难度恐怕主要表现在这里。
文学观念的落后和僵化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确带来了不少问题，从大的方面看，文学研究的理性缺失，墨守陈规，还有受政治牵引而盲信盲从，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影响和制约了古代文学的正常发展。在这样的文学大背景下，古代文学研究时不时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也就势所难免。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影响和干扰有的是非学术性的，有的还是学术性、学术色彩浓厚的。面对前者，以我们今天所具备的学术免疫力和学术判断力，防止和应对相对还比较容易;而面对后者，我们应对起来有时就不那么容易，不那么从容，古代文学研究还需要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保有更加自信的定力。下面就简要探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学术时尚对古代文学研究造成了冲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时尚，甚至一个阶段也有一个阶段的学术时尚。作为一个有着较长时间学术积累，有着自身研究范围和研究边界的独立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如何面对和处理自身发展和学术时尚的关系，如何在波涛滚滚的学术时尚面前，既不被潮流抛弃，又能保持本学科的学术独立立场，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一点上，古代文学研究实践是存在问题和偏差的。我们似乎不必追溯太远，仅近二十余年真正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就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时尚冲击。诸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组合论、现象学、文化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知识考古学，还有什么熵定律、文人心态研究等等，众多观念和方法差不多悉数登场，来一种思潮来一种观念，古代文学就紧跟在哲学、文艺学的马首后面，以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迫切的追随心态，尽最大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学习、模仿着那些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问题和概念，并同时在未加认真消化的情况下，就仓促上阵迅速拿起新工具参加战斗，企图用洋理论和洋方法立竿见影地解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今天的我们肯定不会一般性地反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通俗而深刻的道理人们早就普遍接受并且一再因此而受益。但问题是，舶来的理论方法是否真的有效，水土不服问题能否解决，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应怎样对待舶来的理论方法，是唯新是视，照单全收，还是理性冷静地将其放在适当的位置上。特别是像控制论、信息论，尤其是熵定律这种完全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前些年不仅被古代文学研究不问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而且竟风靡一时、轰动一时，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此举已经相当不理智了。很显然，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对待时尚往往是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对新理论洋方法吹捧多、批评少，盲从多、分析少。理性的力量总是显得过分薄弱。定力不足，学科本位立场坚持不够，结果只能导致古代文学也像许多新兴学科一样，东风来了唱东风，西风来了唱西风，学术风标左右摇摆，到头来时髦思潮过了一波又一波，虽不能说经受洗礼的古代文学因此一无所获，但算起总帐来，投入产出失衡，付出和收获是很不成比例的。所以，古代文学界在经过一次次学术时尚的云诡波谲之后，我们最终还不得不重整河山，再次回到如何建立真正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一原点上来。
面对洋理论洋方法如此，面对相邻相关学科的变化和牵动，古代文学也同样存在瞻“马首”问题。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古代文学研究产生的时间长，积累的实践比较多，学科也相对比较成熟。但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一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读原典、打基础。那么，在同样的有效时间里，其他学科的人完全可以腾出比我们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接受新信息，我们则只能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为本学科研究作准备的基础性工作方面。这是这个学科的特点，也同时是它的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在获得研究古代文学的基本资质以后，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问题意识与信息来源，就经常会比其他的相邻、相关学科慢半拍甚至慢一拍。再有，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同时决定了这个学科的特点和性质，即它的发展比较缓慢，它的观念很难超前，它不大可能引领时尚和领导学术发展新潮流。有了这些基本前提，古代文学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相关相邻学科的牵动和影响了。这里仍然需要举例加以说明。众所周知，由于受文化热的影响，近年的考古学、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了学术时尚的代名词，包括文史哲在内的各学科各专业学人，差不多到了言必称考古发现、言必称地下发掘的程度，学界仿佛真的“开篇不谈考古学，读遍诗书也枉然”了。形势逼人，古代文学研究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和被转移。早些年的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不说，阜阳汉简也可以不提，更晚近的荆门竹简的出土，特别是上博简的面世，可以说一夜之间打破了学术界的平静。我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学术界特别是古代文学界已经把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学术发展期待寄托于地下发掘了。当然，我本身不是考古学圈内人，对考古完全是一个外行，我这样描述这一状况绝非有意对考古学心存不敬，而是觉得学术界尤其是古代文学界对地下发掘的追捧明显过热，期待值明显超出实际。仅以上博简而言，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一位权威学者对它的出土地和出土时间作过肯定性的说明。既然它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说明其出土地和出土时间真的就那么难吗?再有，其中《孔子诗论》一篇对《诗经》研究意义非同小可，不过，在许多学者那里，它也存在被过度阐释的危险。因为在我看来，《孔子诗论》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诗》本义问题。我以为，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论《诗》，与我们今天论《诗》，其间并没有本质性的不同。当然，孔子去古未远，对《诗经》的了解或许更接近事实。但从理论上讲，孔子所理解的《诗》之本义也只是他的理解，孔子的理解并不是真正的《诗》之本义。目前古代文学界围绕通过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企图就此彻底弄清《诗》本义的所作所为很可能又于无意间制造出一场新的误解。我认为，这一误解的产生恐怕主要来源于古代文学对考古学的崇拜性期待。我们不妨这样提出问题，如果古代文学仍然一如既往地寄厚望于考古学，如果以后考古学界不能像此前一样陆续为我们提供新的地下发掘，古代文学界的文物期待倘得不到满足，那么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下一步该怎么搞?这样下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战略?起码就现实的状况看，这个问题还没有展现令人信服的答案。还有，与追随考古学相仿，古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出现的禅佛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无庸讳言，佛教不仅对汉以后的中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也创造了有足够理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佛教文学。但是，佛教既不是与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段文学都有关系，也不是任何文学现象都适合引进禅佛视角进行研究，更不是任何知识结构、任何素养和研究风格的研究者都能从事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禅佛热似乎也有适当降温的必要。
如果说古代文学研究受新时期以来的一次又一次学术时尚的牵制尚属于老学科遇到新挑战的话，那么，于古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也经常花样翻新地旧话重提以吸引学界的关注，事实上也一定程度地分散了正常研究的学术注意力。这样的问题尽管常常是关注的人不少，但是要想把它成功地向前推进哪怕是一小步几乎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此类问题有的就是由某权威人士的一个名言警句而来，原本问题的核心就未得充分论证，或命题在命名之后就未经过认真考虑其是否具备学理的根据。史学界长盛不衰、久争不下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大家争辩驳难，无非是那么几条仅有的人所共知的材料，无非是那么仅有的可供选择的若干答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关于文学的自觉问题似也可归入此类。这一话题原本是由鲁迅先生所谓魏晋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一语而来。但是，由于此言出于鲁迅先生之口，它也因此就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大问题。当然，鲁迅先生作出这样的判断无疑是有其学术根据的，例如进入魏晋以后，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而后又陆续出现了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文体的划分越来越细，文体的自觉追求越来越明确，由此，遂导致后来持续较长时间的文、笔之分和文、笔之争。有了这些理由，断定魏晋是“文的自觉”时代就已经相当坚实了。不过，自打鲁迅先生作出这样的判断以后，文学界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就基本没有停止过。近年来，人们越来越不满足当年鲁迅先生的时间认定，而企图把中国“文的自觉”到来的时间提前，于是就有了东汉说、西汉初年说，乃至先秦说。如果对这一现象稍加审视，就不难发现，这个引起学人扎堆讨论的现象起码暗含了一个非学术化问题:那就是崇古尚早心态，似乎中国“文的自觉”的发生时间越早就越能证明中国文学的伟大。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许多学者不假思索地把当年鲁迅先生“文的自觉”对译为“文学的自觉”，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误会，就已经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了。很显然，鲁迅先生所谓“文”是指“文体”，他之所以断定魏晋是“文的自觉”时代的理由也都是侧重“文体”而言的。不仅如此，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的所谓“文学”也指的是“文体”，否则他就不会在下面按时代先后逐一罗列先秦散文、汉赋、南北朝骈文，乃至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了。事实上，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不把“文体”和“文学”相混淆，“文体”的变迁是有迹可寻的，也是可以讨论的，而“文学”的自觉与否则是一个相对比较难以进行学理讨论的话题，因为这一语境下的“文学”的核心是“文学性”、“文学因素”或曰“文学色彩”等等，而这些描述性概念是很难确定其准确内涵的。没有准确内涵，讨论和驳辩只能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谓争执。
由此可见，过分追攀学术时尚，古代文学以其先天的劣势往往非但不能搭上时尚的末班车，反倒不免受时尚之误、之累、之害，最后在五颜六色的时尚面前一无所获，而不得不重新收拾行囊，再次从起点出发;以著名的老话题来作新文章，又不免常常像孙悟空落入如来佛的掌心一样，由于从根本上缺乏超出如来佛法的能力而空作无意义的挣扎，最终只能在白白忙乎许多时辰之后依然束手就擒。在这方面，但愿今后的古代文学研究还是力争少缴学费为好。
上述不无苛刻和偏颇的讨论纯粹是笔者的一己之见，错误之处恳请批评。有一点必须声明，中国古代文学在近二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其研究观念、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等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有成绩并不说明它没有问题，我想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解决问题之后，古代文学研究才可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文化视角下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 篇8
摘要：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对传承优秀中国古代文化至关重要。受到传统教学思路与市场经济的影响，部分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重形式、轻能力等问题，忽视了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这不仅不利于我国优秀古代文化的传承，而且不符合社会对人才发展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教师培训、课程设置与内容、考核标准等方面入手，为基于能力培养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寻求方向。
关键词：能力培养；古代文学；教学策略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形成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又对整个中华民族后续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深入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还能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但是，在当前一些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依然存在重形式、轻能力的现象。教师过分重视对文本字句的理解，却忽视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这既无法加强学生实际的古文学修养，也无法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将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重点转移到能力培养上来对人才的培养和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
一、培养学生古代文学课程自主学习能力的必要性
（一）传统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式忽略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自主学习能力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西方教育学的发展过程中，在教育学家分析传统教育观念弊病时被首次提出。欧洲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认为，传统教育观念的最根本弊病在于过分重视固有知识的重复积累，却忽视学生学习过程中自主性的培养。学习者一旦缺乏自主性，脱离了教师、家长等的监督，将难以实现终身学习和独立思考的目标。这样的问题在传统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受到我国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的影响，一些古代文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急于让学生将考试可能出现的知识点多加记忆和背诵，对与考试关系不大的历史背景、文史资料等内容，教师则会一笔带过。不仅如此，为了追赶教学进度、节省课堂时间，教师甚至会将学生自主预习、阅读资料、讨论交流的时间省去。需要指出的是，教师在省去这些让学生自主思考和交流的时间的同时，也省去了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在日复一日的背诵和默写中，学生们记住的只是古代文学的皮毛，他们无法领悟到古代文学的真正魅力，也无法燃起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二）市场经济冲击使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重形式、轻能力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高校在专业课程的设置过程中更重视课程的实用性和操作性，高等教育的重点也逐渐转为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加优质的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这使一些高校教师对古代文学教学的重视程度大大降低。负责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师有些还在使用陈旧的教案和资料，在课上也只是简单地带学生读课文、听写默写，极少开展课堂活动或者布置需要学生查阅资料、深入思考的课后作业。部分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逐渐流于形式。
（三）自主学习能力是古代文学课程发展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事物发展的推动因素归为内因和外因。二者之中，外因是条件，往往指的是外部条件的推动和影响，而内因则是根本和关键，指的是事物本身的主观能动性。换言之，要想真正推动当代学子对古代文学的兴趣，不断积极学习，就必须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2005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将提高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作为当代高等教学的重点。这也说明被动的学习方式不利于当代大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只有积极主动的学习方式才能够深化大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进而培养大学生对知识的把握和应用的能力。
二、培养学生古代文学课程自主学习能力的策略
（一）加强教师培训，发挥引导作用
教师在学生学习习惯的形成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正确的引导方式和教学策略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养成浓厚的学习兴趣，从而循序渐进地培养起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加强对教师的日常培训，让教师采用科学合理的引导方法带动学生自主学习。在日常的教师职业技能培训过程中，必须树立起教师“引导者”的意识。具体来说，就是将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的自我定位从课程的“管理者”“主导者”转变为“引导者”。受到传统观念和旧有课堂模式的影响，绝大多数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往往习惯于直接将固定的知识点和考点灌输给学生，却忽略了向学生传递科学高效的学习方法。针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如果学生仅仅只会记忆和背诵，对古代文学真正内涵的理解能力将大大降低。只有掌握科学的方法，理解古代文学的核心内涵，才能让学生真正领悟到古代文学之美，迸发出持久的自主学习的动力。
（二）优化课程设置，培养学生兴趣
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是一门学科广受欢迎的关键因素。传统的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往往较为枯燥，多以传统篇目的背诵和理解为主，鲜有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的其他的形式。这种方式看似能够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古文基础，实则是将学生有限的精力浪费在了无用的重复上。长此以往，学生非但不会对古代文学产生兴趣，还会对其产生厌恶、抵触情绪，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因此，优化课程设置、培养学生兴趣，对培养学生在古代文学学习中的自主学习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与现代文学不同，古代文学与当代生活距离较远，语言体系和行文习惯也与当代人日常所用的有着很大区别。因此，在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中，不仅要有教会学生进行理解、记忆和背诵的课程，还应该有相应的背景介绍课程、影片赏析课程等，将学生带入到具体的古代文学语境中，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学的语感和兴趣。不仅如此，对于不同专业基础和发展方向的学生，古代文学的课程设置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古汉语专业、中文专业的学生具有较强的文化底蕴和文学功底，在他们的古代文学课程设置中，就应适当增加写作、对比等专业性更强的课程的比重。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则应当侧重加深他们对古代文学的了解，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
（三）丰富课堂内容，推动学生思考
除了优化课程设置，还有一种提高学生兴趣、推动学生思考的教学策略，就是丰富课堂内容。如果说课程设置决定了学生应该掌握哪些内容，那么课堂内容就决定了学生以何种方式来掌握这些内容。现今，无论是中小学教育还是高校教育，互联网络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将互联网络应用到古代文学课程设置中，在讲述文本的同时为学生播放丰富的影像资料，或是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设备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堂活动，都是能大大推动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良方。不仅如此，传统的教学方式中也有许多优秀方法值得借鉴。比如，在学习古代人物传记时，鼓励学生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在课堂上表演人物一生中的重要片段，或者鼓励学生创作与主人公相关的故事、歌曲等，这些都能够寓教于乐，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这样的方式还能够推动学生揣摩人物心理，加深理解和思考，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相关知识的探索欲和求知欲。
（四）改革考核标准，鼓励学生创新
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自开展以来，就一直以书面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在这种考核标准下，即便课程内容与课堂活动再丰富，学生也很难抛开应试的压力，将精力投入其中。随着现代化多媒体设备和互联网络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成果的考核标准也应做出适当的调整。只有重视学生的努力和创造，才能予以学生充分的肯定，推动学生积极创新。首先，应将平时成绩纳入古代文学课程的考核标准当中，形成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这里的平时成绩，可以包括学生课堂上的表现，也可以包括学生向教师提交的与古文学相关的诗词、书法、文学作品水平等。其次，对学生的评价标准也应当相对灵活一些，对于基础较差的学生，只要他们对古代文学学习的热情明显提高，而且有一定的进步，就可以给他们较好的成绩；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则可以适当鼓励他们创作更多的古文学相关作品、阅读更多的书籍，推动他们学以致用，更深入地理解古代文化。
三、结语
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自主学习兴趣和能力，不仅是提高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质量的要求，还是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发展对人才发展的要求。只有充分意识到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在现阶段的主要问题，从教师队伍、课程设置与课堂内容、考核评价标准等多个角度着手改善，多管齐下、对症下药，做到教师引导与学生自主创造相结合、古代文学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知识巩固与合理创新相结合，才能为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赋予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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