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聊斋志异》科举制度受害者形象
摘要： 《聊斋志异》是中国第一部闻言短篇小说集，科举制度自隋唐建立以来，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也日益腐朽，日益成为阻碍思想文化进步，毒害知识分子，腐蚀社会风气的痈疽.本文通过对其中的科举制度的受害者们进行了分析研究，可以了解作者蒲松林作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的一些感受。
关键词：科举制服；受害形象；《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形象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一系列千姿百态、个性鲜明、兼具形象美和心里美的女性，其实书中受到关注较少的庞大的书生群体其实也毫不逊色，与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相映成辉。更重要的是这些读书应试的男子身上渗透着更多的作者情感，反映着作者大半生的辛酸经历。在他们身上，常常能看到蒲松龄自己的影子。作者通过这些形象的描绘，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发抒自己内心的孤愤寄托自己的理想抱负与苦闷情怀。同时也反应出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科举制度发展至明清时期已成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最主要手段，普通读书人要想入仕做官，就非走这条路不可，不得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读书和应试上。《聊斋志异》中的书生们也是如此。他们几乎都或明或暗与科举有关，他们的日常生活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科举的影响，甚至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建立，也与科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聊斋志异》中的许多书生都抱着“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梦想去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相对于庞大的应考人群，得志者只能是极小的一部分。而在别无它途的情况下，读书人不得不抱着相同或相似的心态共同挤上这条折桂之路，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般。众多的书生为此一生努力，头悬梁、锥刺股，埋头读书，皓首穷经，然而能越过龙门名列仕林而显身扬名者毕竟寥寥无几，更多的则成了久困场屋的'悲剧角色。更有甚者，一些人耗尽平身精力，老死牍下而不知悔悟，而最终成了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
《聊斋志异》中这类形象时常可见，叶生本是淮阳才子，“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可惜“所遇不偶，困于场屋”，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知音县太爷丁乘鹤，替他“游扬于学使”，得在科试中“领冠军”。乡闱后，丁“索文读之，击节称叹”，以为必中。结果却依然铩羽，叶生“嗒丧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心中郁结，无法排解，竟赍恨以殁。死为魂魄，还念念不忘科场，在阴间入北闱，竟领乡荐，等“荣”归故里时，发现自己依然是“家贫子幼”，且“灵柩俨然”于是万念俱灰，“扑地而灭”。其遭际之凄惨，对功名之留恋，使人不能卒读。蒲松龄有感于此，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不能自已“嗟乎，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古今痛哭之人卞和惟尔;颠倒逸群之物，伯乐伊谁?”像叶生这样痴心科举之人，在那个时代何止一二。兴于唐(《三生》)与考官湖南某三世不解冤仇，世世为敌，不管为人为犬。俞士忱(《素秋》)、宋生(《司文郎》、于去恶(《于去恶》)等人的遭际，也与叶生相似。
在蒲松龄笔下，还有另一类受害者形象，他们虽然没有丧失生命，但其人生经历依然使人产生可怜可悲之情。他们迷恋醉心于金榜题名，日思夜想，以致精神都有些失常，王子安望报心切，精神恍惚，神魂颠倒，竟遭到狐狸的奚落;郎玉柱迷于经书，整日埋首故纸堆中，深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知人情交往，不懂人事，“夫妻之乐，逢人辄道”。人性已被扭曲，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畸形人，一个精神病患者，读来让人发笑。但仔细体会，就可以发现，王、郎两个形象可笑有趣的表面之下，却蕴藏着作者深刻的愤懑。他批判科举不仅使《司文郎》中的宋生也是一个。他死后，还说什么“凡吾辈读书人，不当忧人，但当克己……，平心而论，文章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并积极帮助朋友闱战，然而事与愿违，他不禁大哭道：“仆为造物所忌，困顿至于终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这宛然是蒲松龄的痛哭，为落魄士子，也为自己，为自己碰上这种不合理的选才制度。
蒲松龄之所以有这样的悲痛，是因为他也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对叶生等人的就经历有着切身体会。他自幼刻苦攻读经史诗文，十九岁参加秀才考试，县府道三场考试中三次夺冠，补博士弟子员，春风得意。可惜，好景难继，以后尽管刻苦钻研八股文，但文战屡屡不顺。皓首穷经，仍是个白衣秀才。七十二岁时，还不顾年迈，顶风冒雪，参加了岁贡生考试。对于科场的黑暗，可以说是了然于心。在书中他也表达了自己一生失意所带来的彻骨连心之痛：“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放榜，直叫那抱玉卞和哭死”。可以说，《聊斋志异》中的一系列落魄文人形象就是作者从自身体验和情绪出发塑造出来的，是作者生活感受的艺术外化。
科场不得志，生活穷困潦倒。为了解决一家人的衣食问题，蒲松龄不得不入幕坐馆，先后持续五十年。但是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熏染较重的知识分子，又十分渴望显示自己的才能，人生价值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现实生活却是贫寒寂寞，无人能理解他的内心酸楚，分担他的忧愁，收入又很微薄，心理自然难以平衡。这种情绪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映在《聊斋志异》的写作过程中，体现在书中一个个科举落榜者形象上。生不逢时，愤世嫉俗，块垒难消，抱有“卞和之愁”，一系列科场牺牲品便是这种思想的明证。而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形象也反映了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被誉为社会的良心，本该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什么朝气和引领社会进步的力量。他们身上表现地更多的是颟顸与腐朽，看不到屈原的忧国忧民，班超投笔从戎出使西域的勇气和胆识，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高尚节操，也看不到陶渊明孟浩然的恬然自得，司马相如李白的大气狂放，甚至连孟郊的怨怼悲凉，李煜的哀婉凄绝都没有。所以，蒲松龄所塑造的这些形象也是对历史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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