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中苦难叙事的意义及其限度的阐述
在我国，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于要么以良心、同情心来谴责苦难，要么把苦难当做人格修养、道德完善的催化剂。而且，由于个性意识的匮乏，苦难最终都指向了家仇国恨，并未落实到受难的个体身上。” 张炜的《家族》突破了传统束缚，转向追问历史中事件的原始形态，关注历史与现实中个体生存的境遇，显示出强烈的苦难意识的自我觉醒，超越了一般作家的苦难叙事模式，其苦难意识也就富有了现代意义
(一)救赎：苦难叙事圭皋的呈现宗教主义者认为苦难是人与生俱来的。因此完成对苦难的救赎是人一生之重任，也是人的终极关怀。在齐鲁大地文化照耀下土生土长的张炜.无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灵魂深处又与儒家整体的‘乐感’精神迥异。从朴素的人道精神出发.从现实与历史中，他更深切地体验到一种浑厚的人类、人生与历史的苦难情感” ( ，这促使“他扬善惩恶、仗义疏财、爱憎分明，性格外柔内刚，气质温文尔雅，人生理想表现为对真、善、美的追求，他操文为业，道德救世” 。《家族》的历史苦难叙事、现实苦难叙事，作家都赋予叙述者道德救世、理想救赎的话语、行为权利。将苦难进行主体内化，加以切肤之痛、令人灵魂震颤的方式进行叙述。这种“内在的、生存论意义上的”苦难。文本授意于历史层面上的宁府和曲府两大家族中的人物.也授意于现实层面上的陶明教授、朱亚以及叙述者“我”本人。
从历史层面上看，宁周义要求以自己的亲侄儿来执行枪决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救赎，从曾经称霸一方、作恶多端到甘心伏法，宁周义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救赎之路：即死也要死得有面子。曲予作为曲府的继承者，他遣走了忠诚的家仆清涌。为他打点出路;开办医院救死扶伤，积极参与到广大民众的革命斗争中，最后虽然被敌人暗杀，但是，曲予的灵魂早已得到升华与超度。宁珂、闵葵母女则一直为革命付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和精力，在宁珂受冤坐牢之后。闵葵母女的出走实则是一次向土地的回归与精神上的皈依，即便曲缟在离开之前向历史发出了无奈的质问。从现实层面上看.陶明教授的自杀.不独源于对现实的绝望。也有自我寻求超脱的成分。老朱为了使大地免遭苦难折磨付出了生命，但是在文本中读者没有看到老朱怨天尤人。叙述者“我” 面对历史上家族的冤屈、悲剧.最后还是放弃了追究;面对零三所黄湘之流的非法行径，则选择了逃离、祈祷，“我”唯有在祈祷之中寻求救赎。
文本这些苦难叙事的意义在于更多地观照了历史和现实中的个体，其叙事指向不再以“家仇国恨”为唯一维度，那么救赎层面也就不会仅仅停留在“家仇国恨” 的层面之上，而是在个体观照之中寻求个体的救赎之路.张炜笔下的苦难叙事也就“充满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美感，洋溢着一股率真的悲怆”。
(二)围困：受挫的赎罪之路毋庸置疑，《家族》的苦难叙事为历史和现实开启了一条救赎之道，但是，这显然是一条漫漫长路。叙述者放弃对“我”之家族历史冤屈的申诉，对零三所这个研究机构的叛逃着实是无奈之举。因为那位瘫在椅子上的老者— —殷弓，至死也不愿意为“我们”家族的冤屈佐证，所以家族的冤屈也就没有得到平反，于是游荡在“我”心头之上的`那层 苦难雾霭并没有被吹散。精神上的苦难也就没有得到申诉和解救：“我”与老朱们对虚假数据的极力揭发和反对，并没有被相关部门重视.平原地区仍然被“大开发”项目所践踏.所以自然大地的苦难也就没有被赎回。也就是说。叙述者对“历史” 和“现实”苦难的叙述意义也仅就“救赎”本身而言。
而源自于这两者的真正苦难并没有被清偿，罪恶也就还在继续，赎罪也就不可能停止。换而言之，就是在苦难叙事中寻求的救赎之门被围困了，但是，在哪里可以找到原罪，并加以解救.文本并没有给出一条出路。这是《家族》苦难叙事的限度指向。
当然，这种指向并没有削弱文本的悲剧感，而“救赎”本身也毫无疑问地成为作品《家族》精神家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但是，它至少暗示着作家固守大地精神背后的孤独与无望。指示着人们正视历史，珍惜现实。正如张炜自己所言：“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有许多方面的经验，它们或者芜杂，有时掩埋着，需要挖掘和考查。所有的经验都是弥足珍贵的，? ?它们有可能生长在日常和当代.也有可能存在于以往。它们更多的是在某一段历史中蕴涵，在某一个群落中生存。即便抓住其中微小的一部分，也需要一个人付出毕生精力，全神贯注。”只是“在保护环境以及所有的为理想而斗争的方式上，我们并不赞同暴力手段”，才使得作品陷入“一种痛苦的思考，一种怀疑，一种两难”。
“苦难，是人类生存境遇中无可规避的本质属性.也是文学表现的最基本的主题之一。一部作品只有触及了苦难这一文化主题.才有可能具有历史厚度和情感深度。”《家族》显然在历史叙述苦难和现实叙述苦难之中实现了其“历史厚度和情感深度”的统一。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不论是对来自历史。还是来自现实的苦难及其对苦难的救赎.作品都没有获得清偿的途径，反而陷入了历史与现实双重围困的“两难”境地之中。
【《家族》中苦难叙事的意义及其限度的阐述】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