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哲学论文
1．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共性
1.1关注语言起作用的条件
语言哲学对语言起作用的条件也很关注。除了经典的格赖斯的合作准则，其他的如马克主义语言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等对此都有论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关注语言起作用的社会阶级背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描述交际中的语言合理性，认知语言学关注语言背后的人的认知机制。可以说，语言哲学是从社会条件、交际条件和认知条件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促使语言起作用的各种因素。翻译研究对促成翻译语言形成的各种条件也很关注。例如，翻译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研究就突出了社会条件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以及翻译对社会条件的反向作用。再如，译者个人条件的研究也日趋系统化，形成了以翻译能力为突出特点的多样性研究。例如，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学科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Neubert2000:3-18)，还包含两种语言的交际能力、超语言能力、工具—职业能力、心理—生理能力和策略能力(Orozco2000:199-214)。此外，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理解文本时其自身条件和状况也很重要，例如翻译过程中控制干扰的能力如何，重新表述的能力和执行翻译任务的能力如何。这些因素对形成翻译的语言也很关键。
1.2关注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语言哲学研究包含了很多关于个体心智意义与环境意义之间的互动形式。意义意味着有意识的经验，但是只有通过介质来理解的经验才能算作意义。在现实世界中，最基本的介质是实体，例如茶杯或者椅子，与一定类型的经验有关。在这种最简单的情况下，意义成为生命形式中物体角色的副产品。随着符号的兴起，意义需要获得与其介质相关的独立地位。在人类的语言中，这种地位得到最复杂的表现。随着语言的发展，人类的生命形式开始独立于意义的集体认知，而这反过来又引起了物体意义的激增。例如，Searle对社会现实的定义是内置于个体心智中的“我们意识”，而Croft认为意义是在言者大脑中发生的事情。与此相比，Hart是把个体放在意义产生的身体和来自外部世界的意义之间的接口上。这些是社会认知语言学通过意义增值来实现语言功能的方式。翻译研究一直以来也关注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早期的“意对意”翻译还只是研究的雏形，稍后，雅各布森的语言意义与对等的本质进一步突显意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后来，哈蒂姆和梅森的语境和语篇研究也关注到翻译中的意符层次。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更是将意义、心智与语言之间的关注在翻译过程中的显现描述得非常深入。这些认知形式对翻译研究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研究者论证(参见王寅2008:211-218;谭业升2009:36-58)。
1.3关注实现语言功能时的语境约束
语言哲学对语境研究非常关注。维特根茨坦关于意义的研究都没有离开语境的分析，连他提出的“激进翻译”也是一种在语境约束情况下的意义建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将语境约束突显为社会语境，在语言的阶级性上建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也非常关注语言所起作用的语境，即必须从语境中概括和抽象使其成为语境类型，从言语行为中概括和抽象使其成为语言行为类型。换言之，语言与语境约束之间的关系又被视为一种语境化、实例化的语用行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语用行为，是语言内之意和语言外之意的混合。话语环境在交际中起着决定作用，它促使言说者的话语转化成一个或另一个语用行为。言语的内容只是交流意义中的几个因素之一。翻译研究对语境的约束更为敏感。翻译依赖于两个相互分离的因素:语境效果和加工努力。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境的互动体现为双重特征。译者既能够在语境重建过程中发挥主动作用，也受到语境约束的影响。就语言内部的语境因素来看，韩礼德把语境分析分成三个方面:语场、语旨、语式。豪斯在韩礼德的语境分析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译文评估模式，扩大并细化了语境约束的特点，贝克也在韩礼德模式基础上将其应用于语用概念，对翻译中的语境推理与约束也做了深入分析。这些研究都显示了从选词的微观层次到篇章的建构层次乃至译文之后的社会文化意义都与语境约束相关。
2．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差异
虽然同样关注使用中的语言，由于学科理论建构基础不同和研究侧重点影响，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差异也很明显。首先，语言哲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翻译研究不具备，即语言哲学对语言的.真值条件非常关注。就客观语义学来看，其中认知主义的客观语义学就包括真值对应论和真值条件论。真值对应论始于Frege，认为“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语义是客观世界的内在表征，来自与所指的客观范畴密切对应的关系，因而注重描述语句与环境是如何匹配的”(王寅2006:268)。真值条件论是由Tarski、Davidson等提出的，“他们更强调‘真值条件’，句子的真值条件就是决定句子真假所依赖的客观事实。句子的客观意义是由使得该句子成真或成假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若能确定所说话语赖以成真或成假的条件，也就能理解句子的意义”(王寅2006:271)。此外，在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赖斯的语用传统中，对语境因素的强调同样重要。语用参照的结果体现在言语真值内容中，而这样的语用扩大或调解在建立言语意义方面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语用参照的主要成分包括:非语言意义，直观的真值条件，组成成分的验证(Jaszczolt2010:2898-2909)。其次，语言哲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而翻译不具备的，即语言哲学强调“元语言”、“言语”、“话语”、描述空间和时间体验并做出一定的逻辑判断。格赖斯的“会话与含义”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都与话语有关。认知语言学对语言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体验描写更为深入，将语言的“时”、“体”概念与人的认知体验相结合。语言哲学都关注言语行为的推理与分析，并对此做出一定的逻辑判断和理据验证。第三，与语言哲学相比，翻译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更加关注双语环境中语言间的转换情况，例如语言的对应与对等模式，语言对的转换与迁移模式，语篇的多重关系网络等等。翻译研究强调“原作者”、“源语言”、“译者”、“译入语”，它以语言对比为前提，涵盖了文体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交际理论、语言哲学、普通语言学、机器翻译、人工智能、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语篇分析等多个领域。翻译研究关注原文语言在译文中的变化，描述双语空间中语言的转化情况，并对其中的线性和非线性变化做出分析和评价。以话语和语篇连贯为例，语言哲学认为连贯与衔接是意义产生的基础，语言学意义上的连贯可以分为组合连贯与聚合连贯，局部连贯与总体连贯，有标记连贯与无标记连贯。与此不同，“翻译上的连贯是个多重关系网络，可以分为不连贯、伪连贯和互文连贯”(王东风2009:47-55)。第四，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有不同的语境分析路径。在语言哲学中，语境的概念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语用的定义通常与语境的含义相关。因此，Stalnaker(1999:43)认为“句法研究句子，语意研究命题，语用研究语言行为及其表现于其中的语境”。Levinson(1983:32)也认为语用学是一种将语境考虑在内来理解语言的理论。在语用学中，研究者关注意境及其所代表的内容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所使用的语言表述与语境是如何相关的。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能力被概念化为一种语境化再现过程。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延伸不仅在一种新语言中给出了一个新的形式，而且是从早期的原语境中提取出来放置在一个新的语境中，同时伴有来自交际传统、类型与读者期望范式的不同价值。总之，语言哲学关注意义生成的过程、逻辑推理过程以及相关语境，而翻译研究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关注语言之间的转换和语境重建。
3．经典哲学对翻译研究的促进
经典哲学对翻译研究具有推动和促进的积极作用。早在2000年，英国翻译理论家芒迪在《翻译学导论》一书中就专门写了一章，定名为“翻译的哲学研究”，收入了斯坦纳的阐释步骤、庞德与语言的能量、本雅明之译者的任务和解构主义等内容。后来，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主编的《翻译研究读本》也收入了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将其作为从哲学途径来研究翻译的主要内容。2007年，我国学者单继刚所写的《翻译的哲学方面》是对经典哲学与翻译研究之间关系的较为全面的总结，包含了解释学、解构论、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方面。总结目前经典哲学对翻译研究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可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促进了翻译研究从语言操作的微观层面上升到语言世界观的研究。早期的翻译研究特别是语文学阶段的翻译研究对于语言的微观层面非常关注。例如，早期西方“字对字”还是“意对意”的翻译，我国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等，都对于翻译的语言风格和翻译策略模式有了初步的讨论。后来，语言学阶段的翻译研究其模式扩大到语言意义与对等的本质，并对翻译过程中语言的转换迁移模式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哲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将翻译研究的框架扩大到语言世界观层面。例如，翻译的本体论研究使得翻译的本质研究和翻译主体性研究打开了语言世界观的大门;阐释学的翻译哲学观更进一步，认为“作为实践哲学对话，翻译是两种世界观的融合，是人类走向‘交谈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单继刚2007:38)。斯坦纳则用了四步原则描述语言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并指出“一切理解皆是翻译”。这不仅扩大了翻译行为的范围，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与语言世界观的融合。格赖斯的经典会话原则更是将翻译研究中的话语意义与逻辑推理结合在一起。此外，解构主义进一步为翻译的不确定性研究提供了哲学视野。如果说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描述的译作是原作的“afterlife”，这是具有解构意义的初步阐释，那么德里达的“在场”、“延异”、“播撒”等则是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入的哲学阐释，这与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相呼应，促进了文本层面的翻译研究向语言世界观研究的进一步转化。第二，促进了翻译研究从语言上升到语义再上升到语用。翻译研究离不开语言研究，随着跨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研究也从早期的语言形式研究(例如，词汇层、短语层、句子层、语篇层)逐渐走向深入的语义研究。例如，翻译中的意义如何再现，语境参数对其影响如何，翻译过程中的心智意向性如何体现，翻译中的准确价值、绝对价值和默认价值又该如何体现以及相关语义学对翻译的深度影响如何等等，而真值语义学则进一步促进了翻译中合并再现的认知原则。随着实践哲学的发展和促进，引导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的语用理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菁的研究表明:“基于言语行为理论、规范语用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交往实践语言观，应是实现翻译研究语用学转向的一条合理的理论途径”(2009:256)。李菁的研究还进一步分析了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语旨力、意向性、构成规则与协调规则以及语境等概念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规范语用学对翻译活动的重新定位，言语的双重结构对翻译文本意义理解的制约以及言语行为有效性对重建翻译活动理性的指导作用等，对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做了充分描述。第三，促进了翻译研究走向心智认知深层结构。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哲学也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认知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趋向”(侯敏2012:1)。“认知哲学采取语境实在论立场，奉行语境纲领，是一种区别于传统认知论的新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认知现象是语境依赖、语境敏感和语境限制的”(侯敏2012:3)。认知哲学研究语言的具体途径是通过几个有限的人类的认知方式对语言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将认知哲学引入翻译研究不仅对翻译现象进行了解释，也对翻译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作出了解释。从理论上来看，概念隐喻翻译观、概念整合翻译观、关联翻译观、原型范畴翻译观、框架语义学翻译观以及翻译认知心理学等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丰富了翻译研究走向心智认知深层结构的理论基础。从实证研究来看，研究者采用各种不同方法、使用不同工具来验证多样化的翻译过程，涉及到翻译时间、翻译阶段、翻译问题的解决方式、翻译策略的选择路径以及不同翻译背景译者的翻译心理机制比较，主要研究方法涉及有声思维、对话协议、键盘录入和眼动研究等，其结果都为翻译研究走向心智认知的深层结构提供了理据。
4．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哲学对翻译研究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哲学观也强调理解过程，例如，经验论认为理解是在追寻作者原义的过程中生成的，分析哲学兼唯理论认为理解是在发现文本意义的过程中生成的，而解释派哲学认为理解是在受话人解读的过程中生成的;语言哲学也研究意义的生成过程，不论是传统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或是后结构主义语言观，都关注语言与意义的推理生成过程，而语言哲学对语境的概念化也促进了翻译语境的参数化研究。语言哲学对翻译研究的最突出的促进作用还在于:它促进了翻译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研究翻译语言转向研究翻译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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