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释中与中国哲学的学科构建论文
作为现代学科之一的中国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强势东侵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它自始就与“以西释中”的诠释模式相联系。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哲学研究逐渐深人和成熟。由于中西文化的各自发展的独立性以及迥异的思想特色，“以西释中”模式的合理性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应如何认识“以西释中”的诠释模式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中国哲学是否只有完全放弃这种模式才能真正回归其自身，这一直是人们众说纷纭的问题。本文即尝试对此做一些探索。
一
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没有哲学之名。19世纪后期，日本学者西周时懋为翻译西方的爱智之学(Philosophy)才创造了“哲学”一词，并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逐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采用。该词起初只是用来指西方的爱智之学，后来则渐被用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范畴。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开讲中国哲学课程，自是始有中国哲学之名。就著作而言，谢无量写了第一部《中国哲学史》。但作为中国哲学学科的诞生，一般是被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联系在一起的，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则以其体系之严整和叙述之清晰标志着中国哲学学科的正式形。
在西方，哲学之范围起初非常广泛，几乎是一切学问之总汇。当各门具体科学独立出来之后,哲学便仅指在西方思想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最抽象普遍而无法分属于各具体科学的部分。当哲学的学科观念传入中国之时正是这个意义,就哲学在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地位而言，人们很容易就会类比的用它指称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部分，将其也称为哲学并且是中国的哲学。因此，在普遍提倡西学、并模仿西方建立近代化的学科和教育体系时，中国哲学学科的提出和设置是很自然的。同时，哲学在西方就与数学、化学等具体科学不同，它是具有民族性的学科。正像冯友兰曾提到的那样我们常说，德国哲学、英国哲学等，却很少说，德国化学、英国化学，按照西方哲学的划分，自然也应该有中国哲学。事实上，在将中国与哲学联系在一起而提出中国哲学这一点上，西方人要远早于中国人自己。最早提到中国哲学的当是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亦有此说，而黑格尔尽管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评价过于负面，但仍在其哲学史著作中设立了“中国哲学”的专章，作为世界哲学发展的开端。
这充分说明，尽管中国古无哲学之名，但中国哲学的产生却绝非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中有其必然性的。
与此相应的是,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视角，也不可能有中国哲学学科的产生。中国哲学正是从西方文化出发观察中国传统思想才提出和形成的。在这一点上，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英国哲学有根本之不同，即其本身所标示之民族性和身份认同是复杂的。我们可以说德国哲学就是德国自身的哲学，英国哲学就是英国自身的哲学，但却不能说中国哲学就是中国自身的哲学。中国哲学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西方化诠释，BP“以西释中”的产物。事实上，中国哲学研究的先行者们对此是有明确意识的。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就在其《哲学辨惑》一文中提出要“通西方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这应当就是所谓“以西释中”的'最早出处。后来胡适亦有类似之说，而冯友兰的表述则最为典型的代表了“以西释中”的中国哲学研究模式。他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2]所谓中国哲学，并不是中国本有之学术，而是“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对中国固有思想文化进行拣择、重构而形成的。此中“以西释中”的诠释模式对中国哲学的学科构建来说是本质性的。人们之所以多将中国哲学的开创之功归于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而非当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的最早授课者，如陈黻宸等人，抑或写出第一部中国哲学史的谢无量,也正是由于只有深受西方哲学正规训练的胡适才真正开始运用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写中国的哲学史，真正运用和贯彻了“以西释中”的诠释模式。
二
中国哲学学科形成于“以西释中”的诠释模式。由于当时的情势所迫，中国哲学的先行者们急于运用这一模式构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学科,而对于此种诠释模式的合理性似乎未暇多做考量。此后近百年来，“以西释中”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叙述方式。从民国时的胡、冯模式到建国后的苏联教科书模式,尽管有深浅之别、纯粹学术与意识形态之分，其根本不同实只在于以何种西方哲学思想作为评判的依据而已。
中西之学各自都有独特的源头和长期不相往来的独立发展,两者具有非常不同的形态和思想特色。就西方哲学而言,它始于希腊人对真理的探寻。就其主流而言表现为一种遵循逻辑理性而构筑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客观普遍性的知识，哲学只要可验证、严格符合逻辑规则即可，并不必与实际人生密切相关。这一点西方哲学学科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早有明言，他指出，哲学思考是“为了知而求知识,而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为了娱乐和消遣人们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中国传统思想则与之完全不同，它产生于对实际人生的体验与思考，并且是直接朝向每一个具体当下之人生实际的。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甚至佛学，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人生修养之学，而决无构筑客观知识体系的倾向，甚而将这种倾向当成蹈虚涉旷而自觉加以抵制。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直接面向实际人生而并不追求客观性知识,所以注重直觉和体验，与当下情境密切相关，在表现形态上往往显得零散而无系统。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甚而是截然相反,必然会使人们对以西方哲学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以西释中”模式产生怀疑,而这里的问题也确是不容忽视的。如以西方哲学来评判中国传统思想，则零散而无系统较之严密的逻辑性自然只能是低级的、“朴素的”。这种情况在早期的西学引介者那里即有反映。例如,严复就曾明确指出，“中国文字中有歧义者十居七八”，“有时所用之名之字，有虽欲求其定义，万万无从者”，“若‘心’字、‘天’字、‘道’字、‘仁’字、‘义’字,诸如此等，虽皆古书中极大极重要之立名，而意义歧混百出，廓清指实，皆有待于后贤也”;“出言用字如此，欲使治精深严确之科学哲学，庸有当乎?”[3]。如果说胡适、冯友兰等人对中西哲学之不同尚能有所意识，极度意识形态化的苏联教科书模式则绝不能容许有丝毫超越和不同于马列哲学的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思想必须完全屈居于马列哲学这一普遍真理的统治之下。“以西释中”模式的运用至此可谓登峰造极。
中国哲学的“以西释中”式诠释可以说产生了不少问题，以至于有学人质疑近百年的中国哲学研究：“该想的都想到了,该说的也都说了，但除了古人头上不断变换的‘帽子’和其位置的几度升降之外，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然而，通过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究竟想得到什么呢？难道自中国哲学学科开创以来写出的众多哲学史研究著作和论文不是成果吗？即便是日丹诺夫式的叙述模式不也为中国传统思想提供了一种解读尝试吗？实际上，所谓“合理性”、“合法性”必然是相对某种目的而言的。很多人之所以认为“以西释中”的诠释模式不合理、不合法，正是相对于回归中国传统思想的原貌的目的才说的。在他们看来，这种诠释模式扭曲和异化了中国传统思想，因此是无价值而必须被抛弃的。然而，既然中国哲学自始就是中西交融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相互作用形成的,那有什么必然的缘由要将揭示中国传统思想的原貌作为中国哲学唯一的目的呢？
现代解释学告诉我们，一切理解都必须以“前理解”,即先前理解的东西为前提和基础，必然受其制约而无法完全摆脱。文本原意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理解始终存在误读的可能性，并且是在创造性误读中前进的。因此，诠释活动应该保持开放性,应该允许多种模式共存。只有这样，文本的意义才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现。我们可以将揭示中国传统思想的原貌作为诠释活动的理念和目标,但却完全没有理由以此排斥甚至封杀其他诠释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郢书燕说也未必不可。例如，尽管中国传统思想本身并非像西方哲学那样的客观知识，但也未尝不可以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将其中隐涵的思路脉络清理和还原出来，毕竟逻辑规则是人类思维都必然遵守的“共法”。虽然思想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依据和规律，但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外在的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只要根据充分，基于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法也并非不能作为一种可用的诠释模式。事实上，过去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最大问题并不在于其扭曲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原貌,而是过于单一化，封闭了诠释的多样化和丰富性。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真正重要的应是探索和发展更多的诠释模式，而不是以新的单一化取代旧的单一化。可以说，若将揭示中国传统思想的原貌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唯一目的，则其问题和局限性将与过去一统天下的苏联教科书模式并无二致。
三
由于中西思想文化的巨大差异，“以西释中”的模式是否能真正揭示中国传统思想的原貌确实值得怀疑。有鉴于此,有人提出用“以中释中”取代“以西释中”。然而，“以中释中”是否真能取代“以西释中”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地位，这同样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本身就是“以西释中”的产物。它自正式诞生之日便与中国传统学术不管在学科建构还是在术语表达上都有很大之不同，而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哲学的学科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已基本稳定，正如冯契所说已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而长期的西式教育及学术研究模式使中国传统学术对今人已显得非常遥远和陌生。在这种情况下，想回归传统学术模式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即“以中释中”，可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用一种现代人非常陌生的话语体系和研究模式来讨论交流现代学术是不可想象的，而一种不能为一个时代大多数人接受的学术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也是不可能在这个时代获得发展的。同时，中国哲学要获得发展就必须要参与到世界哲学的进程之中，必须要在解决普遍性的哲学问题中显示出其独具之价值。为此，中国哲学就不能不与西方哲学展开对话，从而对西方哲学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只有能正视和应对西方哲学的挑战，中国哲学才能找到其自身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主体性地位。片面强调“以中释中”，为了“纯化”中国哲学而排斥和回避西方哲学，只会葬送掉中国哲学的现实价值和发展余地。可以说,试图用“以中释中”完全取代“以西释中”的做法既不现实也无益处。
实际上，“以西释中”的中国哲学研究模式也并非必然不能趋近中国传统思想的原貌。若细致区分以西释中”实际上可以有两种情况：一是通常所指的情况，即完全借用西方哲学的标准和范式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这时中国传统思想必然无法保持其原貌，而这样形成的中国哲学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构，也就是冯友兰所谓的“旧瓶装新酒”；另一种则是仅仅借用西方哲学的术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这时西方哲学的术语和概念为中国传统思想所用,服务于揭示中国传统思想的固有精神和脉络为目的，这样构建的中国哲学虽具西方哲学的外貌而其实质却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后者之所以可能，首先在于思想之语言形式的不固定性，即一种思想可以有多种语言表达形式，中国传统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脱离传统术语体系而获得另一种表达的。更为重要的是，语词的涵义也不是固定的，总是随其使用而有相应变化。在对中国传统思想诠释的过程中，西方哲学术语也会产生意义的相应变化。事实上，由于早期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是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基础理解和接受西方哲学的，西方哲学术语在被引人之初即非纯粹西式的，其中早就融人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因素。仅就“哲学”一词而言，且不说熊十力、牟宗三，即便胡适、冯友兰所理解的哲学就已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哲学。胡适明确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并列为构成未来世界哲学的“两大支”，而冯友兰更是将并不见于西方哲学架构的人生论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部分。正像安乐哲（RogerAmes)所说：“对于他们，哲学是一种推动和造就当前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思想话语。这一哲学传统所表现的存在主义的、务实的，以及坚定的历史主义的特性拓展了哲学外延,使它远远超出了中国之外‘哲学’界定的范围。”[7]这种涵义随使用而变化的情况，大大增加了相关术语的表达能力，使其有可能融人中国传统思想之中，从而让中国传统思想获得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表达。应该说，只有这种“以西释中”才是在当前对回归中国传统思想自身的真正具有可能性的诠释模式。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以西方思想文化为标准的“以西释中”诠释模式长期以来独霸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对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而言,复兴和揭示中国传统思想的固有精神无疑将是以后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然而，正如宋明理学建立于融汇佛学的基础上一样，揭示中国传统思想的自身精神无庸也不能完全排斥西方哲学。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排斥西学以求所谓“以中释中”，而是积极探索和发展“以西释中”的新模式，以求在融汇西学的基础上实现对中国传统精神的在更高层次上之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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