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系
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系,是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出来的一篇关于启蒙精神探讨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前言
欧洲的启蒙运动是兴起于18世纪的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积极吸收由开普勒和伽利略发动、由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发展,并最终由牛顿完成的 “科学革命”的思想方法,将之扩展和完善为一个现代的知识工程和社会工程。通过以上方式, “启蒙运动被确立为一种时代原型,其中,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明确特征”。
科学与启蒙运动及其倡导的启蒙精神有着相当紧密的关联:一方面,启蒙精神从科学中获得了巨大的灵感;另一方面,科学又在启蒙精神中茁壮成长。科学与启蒙运动的互动,不仅有力地推进了启蒙运动的发展,而且也为欧洲现代科学的发展创造了不可多得的社会文化条件。
以汉金斯为代表的科学史家围绕启蒙运动而展开的研究,系统地探讨了科学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但是,他们主要探究的是科学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关联,而没有在哲学的层面上概括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联。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哲学家站在现代性的哲学立场上扞卫启蒙精神,进而触及了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系问题。然而,这些研究主要以 “理性”为切入点来论述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联,而不是从更宽泛的文化视角来全方位地审视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联。以福柯、罗蒂和拉图尔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家在批评启蒙运动的纲领时,对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联做了批判性的考察。然而,这些批判性的研究局限于后现代的立场,并未充分地根据18世纪的科学语境和文化语境来揭示科学与启蒙精神的积极互动。而以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和以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倡导者,在细致剖析启蒙运动导致的 “现代性危机”时,也对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联做了相应的批判性反思。但是,这些批判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领域的问题,既没有充分解析科学与启蒙精神在整个人类文化中的复杂关联,也没有充分揭示科学与启蒙精神之间的积极互动。
本文试图超越狭隘的工具理性的视角,避免各种前现代和后现代理论的极端立场,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尽可能公正、全面而深入地透视科学与启蒙精神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纠正 “前现代”和 “后现代”哲人对科学与启蒙精神及其相互关系的误解或曲解,而且也有助于人们从科学的视角加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又从启蒙精神的视角加深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背景、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
一、启蒙精神在科学中获得灵感
自17世纪牛顿的科学体系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来,在欧洲文化中就普遍产生了一种 “牛顿崇拜”,科学和科学家开始成为人类文化的典型和权威。伏尔泰表示,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不应当是恺撒等迷恋武力征服的政治家,而应当是牛顿这样的科学家。 “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
启蒙运动极为推崇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体系,启蒙精神从科学中获取了大量的灵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 “自然”的权威取代 “上帝”的权威。文艺复兴之后的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教内部的分裂。宗教改革虽然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政治斗争和宗教战争,但是,正如罗素指出的,基督教内部不同派系间没有结果的斗争,让欧洲人逐渐相信,“统一教义这个中世纪的愿望必须放弃”,由此扩大了 “人的独立思考的自由”。
许多开明的思想家意识到,诉诸充满争议的神学教义,无法为人类社会制度提供一个稳固可靠的基础。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明确地 “把现代的社会生活加以理性化,并把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建筑在援引自然界事实的基础上”,人类文化的权威不再是宗教宣扬的 “信仰”,而是科学揭示的 “自然”。
必须指出,在18世纪,保守的宗教势力不容小觑。因此,启蒙思想家需要采用一种与宗教相调和的理论修辞方式。综观整个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往往求助于 “自然神论”来让理性与基督教的教义相调和。借助自然神论,启蒙思想家想要表明: “通过考察上帝的创造物,也可以知晓关于上帝的真理……随着17世纪科学成就的增长,源自设计的论证开始取代先验的理性论据,甚至常常取代基督教 《圣经》的 《启示录》而作为主要的宗教证据。”
在自然科学的帮助下,启蒙思想家实现了宗教的自然化、理性化和世俗化,上帝不再是随时可以干预自然和社会的神秘力量,教会宣教的启示真理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而科学揭示的自然秩序和规律,在宗教信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此,启蒙思想家成功地 “神化了自然而改变了上帝的性质。由于自然成了新的上帝,成了所有智慧和正义的源泉,因此,18世纪要向自然寻求指导,期望着从自然那里得到金科玉律”。由自然科学揭示的自然律,逐渐取代了由教会和 《圣经》宣扬的上 帝 意 志,成 为 人 类 文 化 的 新 典 范 和 新权威。
第二,以 “人的科学”改造传统文化。启蒙精神的典型特征是将 “人”作为人类研究的正当对象。借鉴科学来改造传统的人文文化,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关切内容之一。牛顿指出: “如果自然哲学在它的一切部门中能由于坚持这种方法而最后臻于完善,那么,道德哲学的领域也将随之而扩大。”牛顿科学方法所取得的公认成就,激发了启蒙运动尝试发展一门 “人的科学”。在休谟看来,这门有关人的科学 “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的基础”。不同于传统神学或形而上学对人性的抽象考察,这门科学所依赖的 “唯一牢固的基础……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启蒙思想家并不满足于仅仅成为 “道德科学上的牛顿”,而是以科学为典范,对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美学乃至教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进行了彻底的改造。
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 “人的科学”,“首先是与现在所说的心理学问题,即那时所说的 ‘人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洛克等启蒙哲学家对人性以及人类的认知能力做出了自然主义的说明。洛克主张,心灵是一块白板,人性主要由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塑造而成。 “洛克的心理学在英国和法国为启蒙运动 ‘哲学家’广为接受”,并成为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学科 “进一步研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