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形而上学比较与“通约性”建构
【摘要】文章从分析中西哲学中形而上学不可通约问题的原因，即西方对哲学概念的曲解和西方哲学的科学化着手，认为自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形而上学已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而相对的非体系化的中国古典哲学更便于认知和与应用;指出“通约性”问题并非出现在中国形而上学系统内，而是由于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自身匮乏完备性造成的。
【关键词】形而上学 通约性 形上本体哲学
中西哲学的比较始终是一种颇具困难的工作，问题关键即双方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的可能与否。本文试图从中西形而上学各自立场对双方传统中的部分问题加以讨论：既考量西方比较哲学界的前沿成果，也强调汉语背景的最新形而上学思考;既吸收西方学界的前沿观点，也探讨其中隐在的问题。在凸现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根本观念同时，发现比较哲学领域的最大通约性。
中西比较哲学中形而上学不可通约问题的本质
所谓通约性，借用集合论的说法，即A和B两个集合有交叉。交叉部分便具备通约性，非交叉部分则不可通约。
对不同文化系统的哲学，西方比较学界相关通约性问题有以下几种态度：传统问题上的绝对与温和的不可通约性态度，以及差异的传统之间具有诸多共同性的观点;非传统问题上缺乏调节性的共通标准不可通约性态度，和中间立场的既不强烈秉持不可通约性也不认同完全共通性的态度。在形而上学方面，西方比较哲学界通常的态度是极端的，认为中国哲学的文献常关乎“智慧”，属“邀请性”的，西方哲学则是体系化论证和理论式的，双方不可通约。①
形成中西哲学不可通约性局面的原因其实并非仅仅哲学自身的问题，更为尖锐的是，西方比较哲学界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有意无意间的殖民化态度所造成的人为障碍。事实上，西方形而上学是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或西方到底有没有客观本质的形而上学，才是双方哲学间发生“绝对不可通约”的根本。
就中西方哲学的“通约性”而言，研究者所标榜的西方哲学体系化和中国哲学论证匮乏化的差异，其实完全不是哲学或形而上学进行中西比较时横亘两者之间的隔绝问题。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体系化或系统化不过是一类模型或理论，自身就有相当大的局限，在将它们与客观现实相对应时，只能贴合部分自然现象而非全部。相反，恰恰非体系化的中国古典哲学才更游刃有余于认知与应用。说到底，导致西方哲学整体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有两点：对哲学概念的曲解、②哲学的科学化。后者也被认为是哲学的形式逻辑本质化。③
中西比较哲学中形而上学的通约性“建构”
我们说了，造成中西形而上学不可通约的原因在于人的主观态度，即人对“自我”态度的放大，它与人根本性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并非必然因果，换言之，不可通约的结果是人对客观真实存在性结果的极度轻视所造成，即对自身各种重要存在性经验极端武断否决的恶果。在这样的态度下，人不仅不断曲解哲学概念，还试图以科学取代哲学。因此，要想建构中西形而上学的通约，必须斧正这两方面问题。
“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概念。在西方，“哲学”并非缘起“爱智”的含义而是与“智慧”同义，“智慧”又是什么呢?梳理古希腊前苏格拉底的哲学残篇可发现，有观点认为：智慧不仅是一种能力，而且还是能从根本上判断宇宙根源的能力。概言之，“智慧，即明了一切的能力。”④对此，亚里士多德也表示认同。⑤但在汉语中，“智慧”源自佛教术语，是“开悟”者拥有的能力。这样一来，赫拉克利特对“哲学”概念的调整，就从本质上产生了差异，它至多是对智慧的“试图努力靠近或理解”而不是“获得”，爱好智慧并不等于拥有智慧。所以有人指出，这样的哲学已经从原初的客观性立场“迫降”为一门主观角度的“训练性学科”，⑥虽然赫拉克利特“一切是一”的宇宙观很纯粹。
赫拉克利特之后，巴门尼德不仅提出了极其相似的'宇宙观，还首先明确了“存在”的概念，并认为只有“存在”是不需要生产也不会毁灭的，“存在”是完整的、惟一的，也是无限的。⑦这也是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认定巴门尼德为西方“形而上学”鼻祖的原因。后者遗留下的残篇包含两部分：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⑧至于当下西方哲学界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奉为肇始，⑨无疑是一种“近视”。《形而上学》所研究的并非巴门尼德强调的“存在物存在”(being)，而且还把“存在物存在”的being当成了“存在物”本身，即beings。⑩我们允许在“爱智慧”的“哲学”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相关学科，比如认知论、伦理学，但不能接受因为其他相关学科的衍生而割了“爱智慧”之“哲学”本质的后果。或者说，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爱智慧”的“哲学”就已经由“知道”退化为“猜测”了。亚里士多德的“是之为是”的科学被译为汉语的“形而上学”显然是个错误。这个错误的翻译同样反映了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在现当代的“变异”上。汉语的“形而上”所指与亚里士多德的“是之为是”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形而上”谓之以“道”，“道”即“存在”(being);“是之为是”却只是“公理”甚至仅仅是“原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理是最普遍的，是万物的本原”，这样的“是之为是”是“逻辑”不是“存在”(being)。
中国古代并没有“哲学”的说法，当然也更谈不上学科。“哲学”一词进入汉语是转译于日语。不过，前苏格拉底学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对“爱智慧”的“哲学”，都强调“是由整个有组织的知识所组成”的本质，这和中国古代先人大哲对待“知”与“学”，“习”与“用”的态度十分相似。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态度，亚里士多德在发展“爱智慧”的“哲学”过程中，过度使用了他所依赖的“物理学”，而且可怕的是他的物理学结论大多是错的，因此必然导致了他“哲学”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中国古代先哲大智于这些西方哲学古人。本质地说，古希腊时期伊始，西方哲学就在整体上出现了科学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