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之治”之发展-韩非子
荀子曰：“今君人者，辟称比方则欲自并乎汤、武，若其所以统之，则无以异于桀、纣，而求有 汤、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胜者，必与人也；凡得人者，必与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强国》）荀子之本意乃是“法圣王，隆礼义”，此与孔子同。孔子之“礼治”依托“推己及人”，靠教与学而使人行之。然战国末期之现实使孔子之不得而行，荀子于是求助于“圣王之治”。故荀子“圣王之治”存在之困难从根本上乃是由“礼治”与社会现实之冲突所引起。
沿着这1方向，若“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而“不法先王”，即到达韩非之主张。韩非以为当时“5蠹”横行，世事变而行道异，“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荫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荫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韩非子·5蠹》，以天下为己任，探求“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之道。此亦荀子所谓“大儒”之本真所在。韩非完全从现实出发，而不求“法后王”，亦是解决荀子“圣王之治”困难之关键所在。
荀子于现实之观察，概只见乱而不见治，于是更进1步，针对孟子“推己及人”之“性善”而提出“性恶”，并以此作为“圣王之治”之基础。人之性既恶，则必不能自觉遵礼，故圣王“制礼义”并“临之以势”，使人莫不循礼。故曰：“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1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1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1也。”（《强国》）
此之“善善、恶恶”非孟子之所谓，乃为“趋利避害”之谓也。“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韩非子·人经》）何以“赏罚可用”？则必依临有国“势”之“明主”。“明主”既有其“势”，则可以礼为法，“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韩非子·难3》）。“明主”既有其“势”，又有其“法”，再加以赏、罚“2柄”，则可使人“不得为非也”（《韩非子·显学》）。如此，以“礼”为“法”，亦可得荀子“圣王之治”之要旨。而且，以“法”合荀子之“礼与刑”（《荀子·君子》），岂不更为痛快，如此“尚同1义”而合“圣人无2道”，何乐而不为？故韩非子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韩非子·王蠹》）
孔子于“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荀子则曰：“治之经，礼与刑”（《君子》），韩非更进1步“以法为教”，置礼于无可无不可之境地。俗谚云：“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亦可于荀学之谓也。
然荀子以“孔子仁知且不蔽”，抑制了其走向韩非子之彻底主张。荀子“圣王之治”仍有待于“君子”，“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厚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君子者，治之厚也。”（《君道》）何以为“君子”？则必遵“先王之语”，依师而学，此亦孔学之要义。然韩非则以其1贯之彻底，曰：“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故完整说之，荀子曰：“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韩非则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前文已言，孔孟、杨墨、老子之言治，俱求人人为善然后得，如此可致“无为之治”。韩非则反其道而行之，“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如此亦可致“无为之治”。然若求人人如是，似又不可得，荀子之“礼与刑”于此似可为中庸之道。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此亦对荀子恰当之评语。
荀子探求礼治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之道，从社会组织之需要讲礼治，亦其贡献之所在。然荀子所谓之“圣王”既不可得，“礼与刑”之界限又模糊，故于现实之政治，概只能或近孔孟、或近老子、或近韩非，而无法尽致荀子“圣王之治”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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