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三者天然之理的张扬(实现)是否存在着谁带动谁的问题呢?人类中心论的回答是：是人先体道，牛与刀之天然之理方才能显示出来。然而庖丁接下来的话却对这个问题本身作了否定。在他的陈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人、刀、牛三者在解牛这同一过程中，同时实现了向自身的回归。若把“解牛”比作一张网，人、刀、牛就是构成这张网的三个结点。网一经启动，三个结点随即同时跃动。
“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36]，庖丁正式开始了解牛。牛的结构在刀之“批”之“导”中被勾勒出来，清晰起来了。以至于牛最终“如土委地”[37]复归为一堆骨肉，所昭示的正是牛之天然之结构的展现是如此的彻底、酣畅、完满。那刀呢?“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38]此乃刀性之“脆”，在“肯綮”“大軱”面前彰也;“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忍必有余地以矣。”[39]此乃刀性之薄且韧，在骨节间显也。牛之结构在刀下朗现，刀之性亦在牛之结构中呈现;牛最终“如土委地”以示酣畅;刀亦以“游刃有余”以示其自由。“刀竟能游”这是良庖和族庖(人类中心论者)们从没想到过的事情。在他们眼中，刀之所以对人有用，是因为可以用来砍、批、割东西;因而他们从未体味到刀性的“脆、薄、韧”。于是他们手中之刀又怎么能“游”呢?他们自己亦为更刀所累，为“靡物”所累也。相比之下，庖丁要轻松多了。你看他：遇“大郤”则批，遇“大窾”则导;遇骨节则“以无厚入有间”，游刃其间;“每至于族”[40](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则“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41]这样的张弛有度，松紧快慢适宜，无怪乎会出现开始之时那“奏刀騞然，莫不中音”的一幕。在这个节奏性很强的过程中，人被节奏之美牵引着渐渐远离了人世间的功利之心;解牛不再是一项对象性的活动，而在对美的追求中转化为一种对生命的体验;人从中自娱自乐得到内在解脱。此时的庖丁其实已不再是“为文惠君解牛”了，以至于最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42]这种姿态，与牛之“如土委地”，与那刀之“恢恢乎其于游忍必有余地以矣”一道昭示了本性的解放。而庖丁之“善刀而藏之”更是意味深长。它预示着：人与物向自身回归的努力并不会因为解牛完毕而走向终结，人仍在，刀仍在，自然物也仍在，因而对自身本性的回归仍会继续。只不过下次不一定是解牛罢了。然而变的只是形式，不变的却是内核。
人、刀、牛三个结点就是这样重叠着、跳跃着，彼此牵引着奔向自身。人(庖丁)不再以为君解牛为目的;刀也不再被设定为实现目的的手段;牛也不再被视为供人食用之物。人、刀、牛三者在解牛这一活动中均以自身为根据，实现了向自身回归。尽管回归指向的具体物是不同的，但他们在整体上又是这样的和谐一致。因而其中必有玄机。反观“庖丁释刀对曰”的第一句：“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43]原来就是因为“技进乎道”。庖丁那艺术化的解牛动作，就其表面看就是“技”，连文惠君都赞叹道：“譆，善哉!技盖至此乎?”[44]而庖丁之言则启发我们走进“技”，看到其“道”的内核。正因为“技”之内核是旨在让人和物向道本原回归，“技”才能表现出如此高度的和谐。还记得前面那个正立圆锥的比喻吗?技的这种内核和外表的高度统一，就好比是底面圆上的各点(人和自然物)，苏醒了(走向自身);这些苏醒了的各点共同奔往圆锥顶点(运行于鸟瞰纬度的“道”，亦即超越的“道”)。于是我们看到的仍是一个生动的、完整的、和谐的整体。
由此 “庖丁解牛”的故事就启发了我们去构造“技”：以追求“道”，实行物性为内核;以艺术化的活动为外壳。这样的构造显然是粗线条的，但若将之置于生态伦理层面我们还是几乎能马上发现其重大的生态价值。
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当下所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在现代技术世界中走得更远?”。问题的关键词就是：现代技术。而对于克服新时代技术所带来的问题，海德格尔的观点是挺独到的。其观点要旨归结如下：“克服技术不是靠人的主体的行动，而是靠事物和世界的真理的本源的表现。在技术世界中为这事变开辟活动领域，这是人的最高任务。”[45]那从哪里“开辟”呢?海氏认为“人首先思索技术本质;技术虽然并不因此就被克服了，但却剥夺了它的严酷性和绝对性，以致于事物和世界的自由表现的活动领域就被开辟了。”[46]
海氏的观点蕴涵着一个基本的逻辑，那就是：技术带来的问题源于技术本质的攻击性。因此，问题的解决就必须从技术的本质(内核)入手。“技术作为危险已经在本身内潜伏着拯救者”[47]。
面对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生态问题，如果说海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插入点，那么庄子则为我们推进这插入点提供了一个创造性的思路：在技术的内核中安置一个箭头，箭头的指向是物性自身;在具体的技术应用中，也安置一个箭头，指向“美”。
现代技术与庄子时代的“技”的一个根源性的差别在于：后者的发展受制于人力;前者的发展则受制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基于此，若要彻底端正现代技术的指向，我们首先要严肃科学研究精神之内核。毫无疑问，科学的诞生源于人类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实现人类的福祉”也就成为了科学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是科学研究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价值;然而一旦触及科学精神，科学研究就不再是手段和工具，而进入了价值论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人根据其对人的完善形象的理解和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而‘构建’的意义世界，是人塑造、确认和完成‘人类自我’的一种方式。”[48]而人作为大自然最杰出的作品，所拥有的潜能当然并不只够他的生存之用。于是，人类“那些超出其生存所需的潜能是能够、也应该用来‘赞天地之化育’，突显大自然的‘生物成物之德’的”[49]。因而进入价值领域的科学的视野是能够也应该跳出人类自身，把直接的道德关怀推至其他存在物(自然物);从生态系统层面，把握所有存在物的福祉。这种完整意义上的“把握”所体现的正是“科学精神”之内核，亦即科学的终极关怀。
技术是科学研究的具体应用，同时更是对科学精神内核的追求。因此，与完整健康的科学精神内核相呼应，我们为技术内核安置一个指向物性回归的箭头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在实践中亦是可能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技术成为了科学精神落实于地球和人间的可视现象。
在此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广东省的治蝗虫技术。相信从中，大家能对上述对技术构造的构想有更形象的了解。
“据刘南欣研究员介绍，省昆虫研究所曾在珠三角地区做过一项试验，将大量鸭子引入农田，捕食水稻蝗虫，结果仅需要2000只鸭子就能把4000亩土地里的蝗虫吃得干干净净。此外，挂在网田间的圆蛛及狼蛛、猫蛛等游走蛛，也能在田里迅速找到小蝗虫，并将其吞食。他建议广大农民应尽量保护农田里蜘蛛以防止蝗害发生。具体做法是：收割后不要把稻草随意烧掉，而将其放在田里为蜘蛛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另一种做法是：在收割前后将发现的蜘蛛卵囊集中到安全的地方并加以保护。”[50]
蝗虫以农作物为美味，因此，数量一多起来就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于人是一害，此时，人欲灭之也算是天经地义的事了。可是怎么 “灭”呢?相关方面的技术基本上是沿着“使用杀虫剂”的思路走下去的。于是杀虫剂的药力越用越烈，剂量也越用越多;最终结果是杀虫剂被滥用了。这样的事实是个教训：如此的灭蝗技术走错了方向!
当把灭蝗技术的发展方向拨向“回归物性”之后，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刘南欣研究员所展示的另一番景象。在广东省的这项灭蝗试验中，我们可以看到：蝗虫、鸭子、蜘蛛，甚至稻草都纷纷登台亮相，各在其位，各得其所。鸭子充当主力军主要负责消灭成年蝗虫，蜘蛛则主要在蝗虫后方活动负责猎食小蝗虫。对于蝗虫来说，尽管被一网打尽，但比起被杀虫剂折磨致死，甚至被折腾出个基因突变来说，这次毕竟为天敌所灭，能高飞低爬地尽逃亡之本能，也应觉得自然而然得多了。从这个角度说，在这种灭蝗术中蝗虫的天然之性得到解放。而对鸭子、蜘蛛而言，撒野于田间，尽情觅食，显然是对其本性的解放。在这里，鸭子不再是供人食用的食物，“无用”的蜘蛛在蝗害面前也有了大用。而在这些动植物(例如稻草充当起蜘蛛的温床)自身天性得到彰显的一幕前，人显得轻松和自在多了：使用杀虫剂所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都在这活生生的一幕前烟消云散了。人们心中只留下了庖丁解牛时的那份“提刀而立，为之踌躇满志”的酣畅!但请不要因技术研究员没有向我们列出一些高尖端的仪器，大家就以为这种灭蝗技术不过是一种“古法”。事实上，这种灭蝗的方法首先必须以“生物链”等自然科学为依据;然后是对于到底放鸡还是放鸭子;放哪种鸭子?放多少只适合?放之前要对鸭子进行哪些训练以及在哪里放才科学等等细节问题，不落实到现代技术上是不能得到科学地、精确地解决的。
从试验结果看，广东省的灭蝗试验可以说是成功的。这成功不仅是技术上的成功，更是生态学意义上的成功。因为它不仅没破坏当地的生态链，而且还强化了其中能量的循环。试验的成功又从事实层面印证了：给现代技术内核安置一个指向“物性之回归”的箭头是极其重要的。“箭头”象征了方向。尽管方向只是一种趋势，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目标;可是，只有大方向走对了，我们的现代技术才有希望走到一个又一个的正确的目标上。
当然与庖丁解牛时那举手投足“莫不中音”的一幕相比，广东省的这项灭蝗之技仍让我们感到有些美中不足。在研究员的描述中，“灭蝗”比起“解牛”似乎缺少了点节奏感，缺少了点美感。当然，“让具体技术的应用指向美”这显然是对现代技术的一个更高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要我们的现代技术去讲究花哨，而是基于人对美的追求的天性提出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的外壳，将为技术完整内核的深入人心开辟道路。也唯有技术的健康内核扎根于人类心灵，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类才能与技术与自然物一道由非自身走向自身。如庖丁与那若有眼之刀与那牛那样并肩走向“道”。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把非人类中心论的“如何在现代技术世界中走得更远?”的问题收拢到了“现代技术”这个点上。于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就被简化为：从非人类中心论的角度，解构“现代技术”：重建其内核，完善其外壳。若能成功构建，则由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生态问题亦将迎刃而解;而非人类中心论亦必将随之走向纵深。
结 语
人类中心主义之所以丧失了早期的优势地位，皆因事实表明其理论体系没法引领人类走向蓝天白云;生态问题仍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人们头上。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所以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非因为它已解开了悬在人们头上的利刃，而只是因为它让人们看到了解开的希望。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仍可谓“任重而道远”。“如何真正走出人类中心论，在现代技术世界开辟一条通往纵深的道路”仍是所有非人类中心论者当前所必须直面的问题。
在思索的路上，我们被庄学中熠熠生辉的“绿光”吸引了过去。从其“道”本体论出发，沿着其“物无贵贱”的相对性的认识论;“无用之大用”的价值观以及“技进乎道”的审美化的实践论(注意：其中观点与其道本体论遥相呼应)的理路，我们对庄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做了庖丁解牛式的解体。这种解构方法的合理性就在于：可以保证对庄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对“遥相呼应”处的发现为新一轮研究(循环)准备了新的起点。解构的合理性也就为其中折射出的“绿光”提供了合理性。
当然，非人类中心主义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仅靠庄学中挥散出的“绿光”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博取众家之长(跨民族的，跨学科的)。然而，作为抛砖引玉之用，相信庄学还是“游刃有余”的。
注：
[1]、[2]、[3]、[4]、[5]、[48]、[49]：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361，337，264，265，361，369页;
[6]：《庄子•大宗师》;
[7]、[8]、[9]、[10]：《庄子•知北游》;
[11]、[12]、[13]：《庄子•秋水》;
[14]、[15]：《庄子•至乐》;
[16]、[17]、[18]、[19]、[20]：《庄子•人间世》;
[21]、[22]、[23]、[24]、[25]、[26]：《庄子•逍遥游》;
[27]：《庄子•齐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