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

时间：2023-03-07 06:03:13 哲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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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性的困境与启蒙理性

　　　　论文关键词：新启蒙理性意识哲学范式现代性主体间性交往理性范式
　　论文摘要：现代性的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启蒙理性二元对立的逻辑，也就是以主体性原则为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要在深层解决现代性与启蒙理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理性导致了现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启蒙理性为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出路。
　　现代性面I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统一性规范的缺失，亦即弱化了标准的选择存在主义的焦虑。现代性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启蒙理性，因为启蒙在破除了神圣权威的同时造成了现代性的分裂，因此现代性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确立一个统一性的规范，弥合分裂。但这背后隐藏着另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即怎么对待启蒙，因为启蒙一方面使现代性陷入了困境，我们本应该抛弃它；但是另一方面，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自身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道路，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这条道路是否合理呢?
　　一、现代性的自我分裂与现代性的困境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是对现代性进行哲学反思的第一人，“现代必须在自身内部发生分裂的前提下巩固自己的地位”m，也就是说，现代性之所以有高度敏感的“自我意识”并且努力地进行“自我确证”，是因为自身发生了分裂。那么现代性是如何发生分裂，为什么发生分裂就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呢?
　　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是现代性的标准的自我阐释，即现代性的本质精神就是启蒙理性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始于笛卡尔，而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则进一步促进了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并确定了主体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他没有意识到理性内部的分化、文化形态的划分和所有这些领域的分离就意味着分裂。康德没有认识到现代性的自我分裂，从而拒绝把分离的主体性统一起来。主体的分离就是现代性的分裂，而弥合分裂就需要现代性为自己创制新的规范。问题在于，如何创制规范?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它谋求与过去(传统)的决裂，并将这种决裂作为自己的起点。因此，现代精神必须要贬低直接与之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一旦现代性有了这个要求，就会出现以下的问题：主体性原则和内在于主体性自我意识的结构能不能作为确定规范的源泉?很明确，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不能产生这样的标准，因为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同时又能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这一问题彰显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主体性一方面能够塑造自由的主体并进行反思，能够削弱宗教发挥的一体化的绝对力量，但它却不能运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统一力量。
　　现代性由于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造成了分裂，而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说到底就是主体性原则的统治性，“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社会状况蒙上主体哲学的概念阴影，那样做是不恰当的。无论是社会集体还是作为整体的社会，都不能被想象为一个大主体。正因为如此，我今天在个体经验外运用‘解放’这一表达时非常谨慎”，这就充分说明了主体性原则的控制和统治本性，这就是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一种意识哲学范式。从笛卡尔到康德都属于这种主体认识论哲学，这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就是把主体作为世界上一切存在者的根据和尺度，除了主体——人之外，其他的一切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就在于主体，主体是他们存在的惟一理由。在这种主体性思维方式中，人挺立出来了，成为优于其他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者，“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人上升为主体，世界则沦为客体”。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性的本质是一致的，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人的自我力量的发现。
　　在认识论哲学的层面上探讨现代性，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奠基于意识哲学范式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这是现代性不可逃避的命运，也正是这种不可逃避的命运使之陷入了窘境。这种意识哲学范式实质上是—种脱离了人的具体历史和实践的“反思哲学”，它片面地立足于主客体关系，设定了一个自主的理性主体，与作为客体的整个世界相对立，这就使得理性单一化，仅仅成为工具理性，它所关注的是主体如何利用启蒙理性压制客体、控制客体，而不考虑理性的其他多种表现及其各种形式所应有的位置，这种理性成了存在于所有存在者当中的逻各斯，因此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启蒙理性。
　　二、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的困境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提出了启蒙运动的口号，“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以及“在一切事物上都有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而且必须保证永远有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启蒙的宗旨就在于要求人不屈服于权威和传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评判一切，这样才能给人们带来彻底的启蒙。
　　启蒙的理想就是获得永恒的真理和人类的解放，但是，启蒙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依靠的只能是作为主体的人。康德哲学延续了整个笛卡尔哲学的主观主义倾向，他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核心地位，“人为自然界立法”。黑格尔精致地概括了康德的思想：“康德哲学的观点首先是这样的，思维通过它的推理作用达到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本身是绝对的、具体的、自由的、至高无上的。思维认识到自己是一切的一切。除了思维的权威之外更没有外在的权威；一切权威只有通过思维才有效准。所以思维是自己规定自己的，是具体的；其次，这种本身具体的思维被他理解为某种主观的东西。”Hs0在康德哲学中，理性成了最高的法庭和审判官，其逻辑的结论是启蒙的价值理念。黑格尔说：“康德哲学的最后结果是启蒙思想。”
　　在启蒙哲学中，只有认识主体才能掌握真理：作为主体的人可以掌握“真理话语”，可以为知识提供真理的合法性基础等等。如果启蒙要实现的是普遍解放的理想，那么它依靠的是作为自由英雄的实践主体。启蒙之前，上帝是最高权威，一切法则都是上帝制定的；启蒙之后，作为主体的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用康德的话说，人为自然界立法。
　　现代性以主体性的名义展现了启蒙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性是以人对‘神’的反抗开始的：人把自己虚幻中观念化的超自然力量拉下了神坛，把人及其理性放在了原来上帝的位置”。建立在启蒙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性就是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发展和展示。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质就是“个人主体性”的生成，这种主体性原则最早由笛卡尔奠定，在康德、费希特等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达。黑格尔第一个明确地把“主体性”原则概括为“现代性”的原则，在黑格尔看来，这一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个体)主义：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独特不群的个体都自命不凡；二是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认可的东西，应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三是行为自由：在现代，我们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四是最后是唯心主义哲学自身：黑格尔认为，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
　　“个人主体性”原则是作为中世纪宗教和神学的替代物出现的。在中世纪，神、上帝是确定一切的权威，是人们生活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现代社会则是作为主体的个人确立了启蒙运动，支撑了宗教改革。这种个人主体性原则内蕴的致思取向是“对象化逻辑”，也即“主客二元对立”的逻辑，这种逻辑把自我确立为“主体”，同时总是把自我之外的他者规定为“客体”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讲，个人主体性原则是一种把个体性“我”视为第一性的实体的原则，它把主观意识的“自我”实体化为“主体”，强调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保证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也就是说，主体被认为是转移到意识中的根据，即真实的在场者。立足于这种自我，一切自我之外的“非我”都是与我相对立，并由我所规定和覆盖的。海德格尔概括说：“直到笛卡尔时代，任何—个自为地现存的物都被看作‘主体’；但现在，‘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它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对此，黑格尔也曾做过专门的探讨，他指出，“个体性原则”在实质上是一种“知性”的原则，这种知性的原则表现为一种控制性、征服性的“暴力”，这种“暴力”体现在他人的关系上，将把他人“作为客体加以压迫”，每个人不仅把社会共同体视为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东西，而且，也把他人当作只具有工具价值。同自我有着关联的主体性获得了自我意识，但付出的代价是把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客体化。由于无论是在认知还是在行为中，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外部，主体都必须与客体建立起永久的联系。因此，应当能够确保自我认识和自主性的主体行为变得既模糊不清，又不能独立。自我关系结构中所具有的这种局限性，在意识形成过程中一直都了无痕迹。由此在反思和解放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出现了自我神圣化和幻想化的趋势，亦即自我绝对化的趋势。德国学者韦尔默说：“所谓‘现代话语’指的是人类制定规范并被规范所约束的组织形式，而此处的人是某种社会动物。自有统一性自我开始，暴力便存在了，而不是自律自我在确定过程中的某种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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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现代性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是现代性作出的贡献，但是在这一笔结构性的财产之后，还有它不可避免的阴暗面，“解放必然会变成不自由”，这里的解放主要指的是主体的解放，主体的解放使反思力量获得了独立，人的思维开始不淳朴了，这样便通过反思力量的暴力建立起了普遍性、必然性，而有了暴力，必然就变得不自由了。启蒙理性作茧自缚，这构成了现代性自身面临的严峻的挑战。
　　面对着狭隘的启蒙理性，人们开始怀疑理性自身的可靠性、绝对性。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宣称启蒙理性的死亡和现代性的终结之际，摆在我们面前的真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启蒙理性，怎么合理地摆脱现代性的困境。
　　三、现代性的困境与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
　　要解决现代性的困境，不能别样地思考，就像德里达所说的，“它不能别样地存在，也不能被别样地思考”。要使思考有意义，就必须有许多不容置疑的东西，这就是不能放弃启蒙理性，只能深化理性，不能终结现代性，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方案。“工业现代性的病根不是理性过多而是理性缺乏、非理性的盛行。退隐治不了这种病，只有通过理性的激进化以吸收被抑制的不确定性才能治好这种疾患”。
　　哈贝马斯从启蒙理性的根基入手，对现代性的困境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由于启蒙导致的现代性的困境只是启蒙的缺陷，是狭隘的启蒙理性，我们不能因为它有缺陷就抛弃它，启蒙的缺陷只能靠进一步的启蒙来弥补。哈贝马斯把由于启蒙的“对象化的逻辑”导致的狭隘的启蒙理性归结为“意识哲学范式”，这种“意识哲学范式”是对启蒙主体性的一种误用，因此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关键就是重建启蒙理性、更新范式。
　　哈贝马斯认为从笛卡尔到康德都属于意识哲学范式，尤其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更是进一步地促进了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黑格尔虽然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困境，但是他不过是对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的完成。“主体性是近代哲学的本质规定”，康德和黑格尔对主体性的强调是和他们对启蒙以及现代性的理解相关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主体性和现代性具有同一性。在意识哲学范式中，意识哲学等同于主体性，而主体性又是现代性的等价物，意识哲学坚持的是一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主体性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性的本质是一致的。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就是推行全球资本霸权、技术霸权，欲以资本、技术统治全世界，现代性是一种资本的形而上学、技术的形而上学，他认为，现代资本、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中，座架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技术、资本的本质中隐藏的是人的关系。海德格尔相信，尽管形而上学的“遮蔽”是“存在的天命”，但是这种关系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海德格尔论述的是形而上学的命运，也是现代性的命运，即现代性和主体性是合二而一、内在结合在一起的。
　　哈贝马斯认为解决现代性的困境的惟一出路就在于重建启蒙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意识哲学范式只是启蒙的一种误用，启蒙自身具有解放的潜能，现代性的规范基础是而且只能是主体间性。哈贝马斯认为要突破传统主体性哲学的窠臼，必然要以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取代认知主体，换言之也就是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以交往理性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这在哈贝马斯看来是走出主体哲学的惟一一条出路，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存在主义的焦虑。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范式中，认知主体针对自身以及世界中的实体所采取的客观立场就不再拥有特权。相反，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互动参与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而把他们的行为协调起来。从传统意识哲学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客观立场”转变为“互动参与者的完成行为式立场”，这是因为一旦自我做出行为，而他者采取了相应的立场，他们就进入了一种交往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由言语者、听众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所具有的视角系统构成的，这就形成了3种不同的视角：第一人称的视角，也就是行为者的视角；第二人称的视角，也就是参与者的视角；第三人称的视角，也就是观察者的视角。这3种视角相互约束、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一个以言语为中介的互动的生活世界，交往主体用完成行为式的立场来接受第一、二、三人称的视角，并使这些视角相互转换。
　　哈贝马斯认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摆脱意识哲学范式，是一种从深层拒斥“对象化逻辑”的思维范式。交往行为理论祛除了一种俗命所具有的难以揣度的因果性，这种俗命由于具有一种无情的内在性而同存在的天命区别了开来。不同于存在事件或权力事件的“不可预测性”，遭到损害的交往生活关系所具有的伪自然动力保留着自我负责的天命的某种性质，当然，这里说的是一种主体问性意义上的“责任”，也就是说，交往行为者不管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如何，都必然要卷入一种集体责任，从而不自觉地造成了后果。交往行为理论包含着3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性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对自己的交往理性、主体问性很自信，他说：“我所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超越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它应当能够摆脱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的悖论和平庸。”在交往过程中，语言所建立起来的共识取决于交往参与者对待可以批判的有效性要求所持的肯定或否定立场。有了语言建立起来的共识，时空才能形成广泛的互动”。
　　这种共识的有效性标准是主体间的真诚性，而真诚性的东西是情感的东西，是“非理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贝马斯的理性是开放的理性，只有让理性自身让我们看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恋权力，把周围的一切都作为征服的对象，仅仅具有表面上的普遍性，坚持的是自我捍卫和特殊的自我膨胀，理性的他者自身才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能动的力量，它奠定了存在的基础，既充满活力，又识别不透，不再被理性的火花所照亮。只有当理性自身所产生出来的仅仅是赤裸裸的权利时，这种自我毁灭的动力才会发生作用。其实，理性本身是想把它所产生出来的权力作为一种达到更好认识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性”充分地发挥了启蒙理性的潜能，弥合了现代性的分裂，重建了统一性的规范，“如果以这种共识为基础，那么关于规范问题的合理论证就必定是可能的”。商谈共识在后现代的反理性、反启蒙的高呼声中坚守了启蒙理性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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