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论争的意义

时间:2020-08-25 17:51:30 哲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论争的意义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展开延续至今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论争,标志着中国美学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这场论争的意义在于,由实践本体论转向生存本体论,由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由世俗现代性转向反思-超越的现代性。

一 实践本体论还是生存本体论
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本体论,而后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存本体论,这是它们的根本区别,实践美学的要害也在这里。
实践派哲学包括实践美学扩大实践的外延,以物质性吞没精神性,以物质劳动包容精神生产,进而以实践取代存在(生存),成为哲学基本范畴。本来实践是物质生产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而从事的生产,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精神的因素,但精神性是附属于物质性的,所以马克思才认为它是片面的体力的消耗,与片面的脑力的消耗同样是异化劳动。这就是说,实践作为物质生产在本质上与精神生产不同,(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强调实践对于精神生产的基础作用),而且实践也不是人的全部生存活动。这样实践美学就遇到了一个致命的困难,即物质实践如何能够成为哲学和美学的基本范畴,因为很明显,物质生产活动不但不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全部内容,而且也不是人类生存活动的最高形式。实践美学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首先是诉诸决定论,强调物质实践——劳动创造和决定了审美活动。实践美学强调:实践产生美,实践决定美、实践包含着美,总之,实践论是美学的哲学基础,审美的性质可以从实践中得到说明,审美与实践具有同质性。但是,实践虽然是审美的物质现实基础,但实践不能决定审美的性质,相反,审美超越现实,也超越实践,具有非决定论的性质。这就是说。审美与实践不具有同质性,审美的性只不能从实践中得出,审美是自由的精神活动,而实践是不自由的物质生产。
为了解决实践与审美的非同质性,实践美学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动向即偷换命题和扩大概念的外延,提出实践包含着精神活动,从而也就包括了审美。但是,实践是物质生产活动,它不能吞没精神生产,否则历史唯物主义就失去了意义;也不等于人的存在(生存),否则人就成为经济动物,丧失了精神性。因此,实践不能包含审美,也不能成为哲学和美学的基本范畴,从而实践美学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作为实际的生存活动,审美与劳动可能有渗透,劳动中可能发生审美活动。但这不等于劳动与审美的等同,恰恰相反,劳动中的审美活动正是对劳动本身的超越。作为两个概念,审美与劳动必须在逻辑上予以区分,界定二者不同的内涵。如果借口劳动与审美有关联,就把二者等同,就无法从事理论研究。显然,审美与劳动有不同的性质,审美是自由的精神活动,劳动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审美的本质不包含于劳动的本质之中。实践美学家显然没有把逻辑的分析与实际的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对实际进行理论的抽象,而这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如果把二者混为一谈,就无法进行理论研究,就会把不同的概念搅成一锅粥。
另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实践具有现实性,是异化劳动,而审美具有超越性,是自由的活动。这样,实践美学由实践来说明审美的性质就遇到了第二个致命的困难。于是,实践美学只好拔高实践概念的内涵,把实践由现实的、异化的活动变成了超越性的、自由的活动。但这同样是行不通的。实践具有两重性,既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又是一种不自由的、片面的、异化的劳动。而且,实践的正面性又是通过其负面性实现的,即在异化形式中实现历史的进步。所以,片面地崇拜实践、拔高实践,只是理性主义的乐观精神的体现。这种理性主义的乐观精神是启蒙时期所特有的。马克思曾经批评黑格尔“他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1]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也受到启蒙主义理性精神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对实践的乐观肯定。在现代社会,实践或异化劳动的负面性日益突出,对实践的乐观态度也随之消失,代之以对现代性的批判。实践美学像黑格尔一样,只讲劳动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而回避劳动异化的现实。实践美学把实践非历史化,把实践从其历史形式中抽象出来,剥离其异化的性质,把它变成了抽象的“劳动”(甚至原始劳动也成为实践的形式之一),进而认为劳动创造了人、又推动历史发展,从而成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这种劳动崇拜是建立实践乌托邦的基础。在实践美学家看来,实践只有正面的自由属性,没有负面的异化属性;异化只是其非本质的历史形式,迟早会被克服。这不仅导致一种劳动崇拜和实践乌托邦,也导致一种社会乌托邦。马克思确实一方面指出劳动本应是人的本质的确证,同时又指出了现实劳动的异化性质。他认为可以经由社会革命消除劳动异化,恢复劳动的自由本质。这体现了青年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主义。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对象化的过程,而对象化就是异化;实践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异化劳动,而且这种异化的性质不会在现实中消失。所以,成年马克思才指出:真正自由的领域“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其次,对于历史性的实践活动,有两种评价的立场。历史主义的立场肯定其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性,哲学的立场则批判其异化的负面性。哲学是超越性的.批判之学,它应当从生存的自由本质即超历史主义的高度批判实践,而不是仅仅站在历史主义的高度肯定实践。实践美学放弃了哲学的批判立场,而仅仅固守于历史主义的肯定立场,从而导致实践乌托邦。实践乌托邦天真地认为,历史实践不但创推动了历史发展,而且能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消除人与世界的对立,从而实现自由。但是他们忘记了,正是在脱离原始社会以后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才产生了人的异化、人与世界(社会、自然)的对立以及人的片面发展;而且,正是由于异化导致自由的缺失,从而才激发了对自由的追求。因此,不是实践直接带来了自由,而是实践即异化劳动产生的不自由,才产生了对自由的意识。马克思在肯定实践推动历史的进步作用的同时,严厉地批判了异化劳动,“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2] 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批判,也是对实践的负面性质的批判。脱离了历史性的、绝对肯定的实践并不存在,现实的实践就是异化劳动。实践美学一方面绝对肯定实践,另一方面又承认异化劳动,似乎实践与异化劳动是两回事。这不仅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后实践美学建立在生存本体论的基础上,生存范畴克服了实践概念的局限性,具有了本体论的性质。存在是一种生存,生存是美学的逻辑起点,由生存的超越性推演出审美的超越本质。生存作为美学的逻辑起点,是最一般、最抽象的逻辑规定,一切具体存在都包含于其中,包括主体和世界,都是从生存中分析出来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活动也包含其中。因此,生存是不可还原的源始范畴。而且,生存也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我存在着,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由此出发才能合理地推演出哲学和美学的体系。生存也包含着审美的本质,审美不是别的,而是生存方式的一种即超越的生存方式;由于生存的解释性,审美也是超越的解释方式。生存的超越性只能由生存体验确证,经过现象学的体验和反思,就会领悟:生存不是已然的现实,而是一种超越的可能性;它不是指向现实或实践,而是指向超验的、形上的领域。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王国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我们总是不满足于现实而有终极价值的追求,它被表述为自我实现、终极关怀、本真的存在、自为的存在、形上的追求等。它没有确定解答,而只是超越的过程。生存的超越本质并不直接体现于现实活动中,它只是发生于现实生存的缺陷中,即由于现实生存的不完善性(异化的存在),人才努力超越现实。这种努力最终在充分的精神活动即审美活动中(同时也包括哲学思辨和信仰中)得到实现。同时,审美作为生存超越本质的实现,也具有了超越性,而由此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诸审美规定性。这些审美规定性如主客同一、知情合一、感性与理性对立的克服、现象与本质对立的消失、超越时空、还有康德提出的审美的四个二律背反等,都源于审美的超越性。诸审美范畴如优美、崇高、喜剧和丑陋、荒诞、悲剧等也是对现实的超越性理解,从而获致对生存意义的自觉把握。当然,由生存范畴到审美范畴有若干中间环节,包括由自然(原始)的生存方式到现实的生存方式,到自由的生存方式的历史—逻辑的演变。由此可见,生存范畴已经包含着审美范畴,从生存范畴中就可以推导出审美范畴,审美是生存的超越本质的实现。这也就是说,生存范畴是美学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