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问》来历说考异-兼论其非阳明晚年定论

时间:2020-08-20 10:51:24 哲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大学问》来历说考异-兼论其非阳明晚年定论

  阳明(1472~1528)是明代中最有的思想家,也是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在有关阳明的中,历来学者都较为看重《大学问》一文(见《阳明全集》*卷26“续编一”,967-973页),将它视作阳明晚年思想的重要史料。《大学问》的史料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阳明全集》编纂者钱德洪对它来历的说明。迄今为止,未见有对此来历之说提出质疑。本文则考证出,钱德洪关于《大学问》来历的说法并不可信;《大学问》不是阳明的晚年定论,它的史料价值必须重新予以认识。

  关于《大学问》的来历,全集乃有如下说法:

  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师征思、田,将发,先授《大学问》。德洪受而录之。(《全集》卷26,967页。)

  按:从文中的“吾师”、“德洪”这些称呼来看,这一说明当为阳明弟子、文集编纂者的钱德洪所加。“师”即阳明,“征思、田”系指阳明于嘉靖六年丁亥(1527)接受朝廷命令前往两广平定思州、田州之乱一事。阳明从家乡越中起程日期为是年九月八日[1]。据此而言,阳明口授、钱德洪笔录《大学问》一事当发生在阳明出发之前。具体又是何时呢?

  《大学问》尾跋又云:

  德洪曰:《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师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门人有请录成书者。曰: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师起征思、田,将发,门人复请,师许之。(《全集》卷26,973页。)

  据此而言,《大学问》为王门“教典”,讲习已久,但一直似乎是口口相传。《大学问》首次笔录成文,则是在嘉靖六年丁亥(1527)八月。那么,《大学问》最早付梓刻印又是何时呢?

  《大学问》尾跋亦有说明:

  是篇邹子谦之尝附刻于《大学古本》,兹收录《续编》之首。(同上)

  如此说来,《大学问》之最早见刻,是在邹谦之的《大学古本》。然邹谦之又是何时刻《大学古本》的呢?

  查《东廓先生文集》(明嘉靖刻九卷本[2],二册,北京图书馆藏),据书中原序,此书为嘉靖戊戌年(嘉靖十七年,1538)邹的门生林春所刻。因此,其收入文字的写作时间应不早于嘉靖十七年。卷九“杂著类”有〈跋《古本大学问》〉一文,云:

  阳明先师恐《大学》之失其传也,既述古本以息群疑,复为问答以阐古本之蕴。

  又卷七之《复毛古庵式之》,中云:

  近刻《古本大学问》,附以鄙见谨寄上求教。

  上述材料证明:在钱德洪编《文录续编》收入《大学问》之前,邹谦之确曾刻过一种叫《古本大学问》的东西。是:邹谦之所说的《古本大学问》是否就是钱德洪所说的《大学问》呢?在将两者核对之前,作出肯定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不能找到邹谦之所刻的这个《古本大学问》,所以核实工作无法进行。不过,细按之,邹谦之《文集》中两次提到的都是《古本大学问》,它似乎是独立成篇的一个单行本;而据钱德洪言,《大学问》是附刻于《大学古本》,则似乎是一种附录性质的东西,有理由怀疑它们不是一个东西。现在我们既找不到《古本大学问》来作核对,而在邹谦之的《文集》中也没有发现有关证据说明《古本大学问》是阳明出征思、田前所授,因此,不能期望从邹谦之这一线索获得《大学问》来历问题的最终解决。我们需要另辟蹊径。

  上述材料向我们提示了这样一点:《大学问》与《大学古本》关系密切。《大学问》既然是对古本《大学》的解释,那么将这两者合刻在一起就是很的事,甚至还可能与阳明说明古本《大学》的其他文字[3]放在一起。因此,我们不妨把注意力投向这方面的刻本。

  百陵学山本《大学古本傍释》王文禄跋云:

  嘉靖丁亥(案:即嘉靖六年,1527)秋,先康毅君率禄渡江,扣阳明洞天,闻王龙溪先生讲《大学》,得《古本傍释》,止前序。后增四问答。禄今重梓,增答格物问标眉。

  由此材料可知,王文禄父子嘉靖六年秋访阳明洞,听王龙溪讲《大学》[4],当时只得到《古本大学傍释》及前序,其后才相继增加有关五个问答。陈来先生曾认为《跋》中所说《答格物问》即《大学问》[5],然今本《大学问》共有六条问答[6],答格物问只是其中的第六条,若以此径认作《大学问》全篇,于理未安。王文禄陆续增加的总共也不过五条问答,并非〈大学问〉的全部。因此,可以肯定,王文禄到刻梓《大学古本傍释》之时,都一直未见到全本的《大学问》。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假定《大学问》于嘉靖六年就录成文,但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公开,至少王门之外者一直未闻其详。

  那么,《大学问》究竟是何时公开的呢?它是何时才开始出现在阳明文集的刻本里的呢?为此,我们来简略地考察一下钱德洪收集、编刻阳明文录的经过。

  在阳明殁后,钱德洪等人曾经想方设法搜集其遗文,以便编辑其文集。嘉靖八年(1529)正月钱德洪尝作《讣告同门》[7],有“明发,逾玉山,水陆兼程,以寻吾夫子游魂,收其遗书”之语,又有“将遣人遍采夫子遗言及朋友私录以续成书”的计划 [8]。

  《年谱附录》“嘉靖十四年刻先生文录于姑苏”条,对检收阳明遗书与采集遗言诸事又有追记:

  先是,洪、畿奔师丧,过玉山,检收遗书。越六年,洪教授姑苏,过金陵,与黄绾、闻人诠等议刻文录。洪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至是年二月,鸠工成刻。(《全集》卷36,1331页。)

  此事复记于写于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正月的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戊子年(按即嘉靖七年,1528)冬,先生时在两广谢病归,将下庾岭。德洪与王汝中闻之,乃自钱塘趋迎。至龙游闻讣,遂趋广信,讣告同门,约每三年遣人裒写遗言。 明日又进贵溪,扶丧还玉山,至草萍驿,戒记书箧,故诸稿幸免散逸。自后同门各以所录见遗,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吴,始校定篇类。复为《购遗文疏》,遣安成王生自闽、粤由洪都入岭表,抵苍梧,取道荆、湘,还自金陵,又获所未备,然后谋诸提学闻人邦正,入梓以行。文录之有外集、别录,遵附录例也。(《全集》卷41,15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