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他者与身体的关系考察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产生与覆灭 -以
依据克尔恺郭尔对生存的理解，生存就是个体之人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在本文中，身体是指个体之人的特殊的处境，而他者是指人通过焦虑领会到的不确定性，身体化的人与他者能够形成一种包含了超越的否定性的肯定的、积极的关系，在本文中这种关系被称为他者对身体化之人的荣耀，并认为这种荣耀是身体化的个人最深刻的渴望。从这样一种生存角度来看，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产生是通过战争将他者的否定转化为共同体的自我否定，从而建立起确定性的图腾，以此图腾取代他者，占据他者之位，成为个体之人的信仰敬畏的对象，共同体因此而产生。但是，这个图腾并不能给身体以真正的荣耀，反而是通过其必然性来向身体施暴，受敬仰的图腾沦为可怕的命运，不能与身体建立起一种积极肯定的关系，身体与图腾的对立最终导至图腾被解构，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因此覆灭。;我们选择古希腊伦理共同体为对象，因为它是一个标本。一方面，这个标本在诸多西方思想家的解剖之下，它的诸环节已经被很清晰地呈现，在我们这篇论文里，这个标本是由黑格尔来解剖的，它经黑格尔的解剖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所做的，是选择一个特别的视角来考察它；另一方面，这个标本展示的，并非是一种已经绝迹了的存在物，恰恰相反，这个标本曾植根于生存——克尔恺郭尔所谓生存——的土壤中，而我们今天却也正站立在同一土壤中。因此，一个人来考察古希腊伦理共同体，就是想通过对这个已被解剖的标本的考察，为解开其当下的生存之谜寻找一些线索。; 三．可怕的命运：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覆灭;
然而，古希腊伦理共同体是否真的能通过战争从阴间或地下的王国里借得力量来维系自身呢？在这里，我们提出这样的观点：战争建立起来的图腾不可能给身体以荣耀，战争的暴力性质与荣耀关系根本上不相容，这决定了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覆灭。;
这里暴力并不是指武力，我们受阿伦特的启发，是在一种形上的意义上来使用暴力一词。根据阿伦特的看法，暴力是与确定性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它通过强制的手段来控制与支配一切，从而建立起一种确定性。通过暴力而建立起来的确定性在阿伦特看来是由必然性概念来表达的。这里，必然性并不仅仅代表一种性，相反，是将可操纵的`规律性提升为一种确定性的信念，将规律作为一种强制“控制”的工具。暴力的必然性是与自由不相容的。真正的自由与必然性相对立，是放弃操纵与控制，同时也放弃由此而来的确定性，进入到不确定性中，因此自由与荣耀相关联。;阿伦特更多地是在的领域内讨论“暴力”，但是，如果我们从纯粹的政治哲学的领域引申开来，可以发现人类的“暴力”行为是无处不在的，只要身体化的人企图强制地为自己建立确定性，在这种确定性中体会“控制”的力量，体会“主人”的滋味，他就是在实行暴力。与这种暴力相伴而生的是无处不在的必然性统治。以此角度来看，我们前述的求生与赴死的行为就是一种暴力行为。;
其实，黑格尔对主奴斗争的已经为我们道出了暴力、确定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主人通过赴死否定死的不确定性而体会到了主人的滋味，获得了支配权，对他而言，必然性已在掌握中了；而奴隶是通过另一种方式逐渐体会到这种必然的确定性的，即是通过在劳动中服从必然性的规律从而控制劳动对象，他也由此渐渐地体会到了支配与控制的力量，即一种强制性的暴力。这正印证了阿伦特的观点：暴力是就建立起确定性，确定性表现为必然性。;
然而，必然性排斥真正与之相异的无限的可能性，从而杜绝了荣耀关系的发生。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有论述，即：他者对身体化的人有一种超越性的否定性，这使得一切直接地把握他者的无限可能性的企图都落空了，因而他者的无限可能性对身体化的人而言总是呈现为不确定性。而必然性的僭越正是要将这种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从而直接地控制支配“他者”。即，将这种无限的可能性降格为未实现或未认识的必然性，将他者的否定转化为自我的否定。这样，否定之否定导至荣耀关系中失去了崇高、敬畏这样的成份，也就不成其为荣耀，反成了对荣耀之源的亵渎。这正是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康德的崇高时所说的，“实证性地”把握“物自体”是一种“幻景般的错觉”，是一种“病态的狂热”，与真正的“激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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