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康德的“自我意识”
[摘要]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康德试图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局限，从认知主体先天的认知结构与形式出发，改造并发展了笛卡尔关于“自我意识”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先验自我意识”的概念，力图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寻求终极依据。[关键词]“哥白尼式的革命”；经验自我意识；先验自我意识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唯理论和经验论就知识的来源、真理的标准、演绎与归纳及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必然性的来源问题等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其中关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的争论在哲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经验论哲学家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都认为，人的知识既不来源于神的启示，也不是来源于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如经验论者洛克就认为人的心灵原本是一块白板，所有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经验论还主张：感性是唯一可靠的、真实的，而理性是不可靠的。感性与理性只是量上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他们认为理性活动即判断推理，不过是对感觉的变形，是感觉的加减乘除，对简单观念进行加工就变成了复杂观念。所以从感性到理性不是质的飞跃，而是量的增加[1]。发现真理的道路是“从感觉与特殊事物中把公理引伸出来，然后不断上升，最后达到普遍的公理”[2](P10)。由于经验在所有人那里都是一样的，所以经验就是普遍性的知识。显然，经验论认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必然性主要来源于经验。
唯理论者认为科学知识是人心固有的，即天赋的。在他们看来，人们所有最简单明了的真理性的观念，都不是从经验得来，而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是由全能的上帝赋予人心中的。唯理论者还认为：既然感觉经验的知识是个别的、有限的知识，所以这种知识具有或然性，没有必然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是心灵所固有的，是天赋观念，或者是理性自身具有将经验提升到普遍原理的能力。正是因为人具有这种超越感觉经验的理性能力，才使人们能够形成关于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而主体所具有的理性能力是天赋的。在人们心目中清楚明白的观念是天赋的，它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是一样的，因此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具有科学的意义。这种观念就是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即唯理论者主张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必然性来源于理性。
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就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来源的争论以唯理论陷入独断论和经验论陷入怀疑论而告终，都没有能够解决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必然性的来源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者康德试图克服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局限，以寻求能够最终解决人类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来源的新方法。
其实，康德在哲学上本来出身于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学派，最初也是唯理论的持有者。“但是，在牛顿自然科学理论的影响下，康德开始偏离唯理论而逐渐转向经验论，企图通过经验的途径来论证因果性等理性原理的普遍必然有效性。这时他所接触到的洛克、休谟等人的经验论学说对他的这一倾向起了一种支持和加强的作用。可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休谟对于因果性的怀疑论学说的新思考，却对康德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影响。”[3](P7)休谟在《人性论》中对人类理智进行考察之后承认，他无法找到一个在思想中或意识中统一各个知觉的原则。他说：“这个困难太大了，不是我的理智所能解决的。不过我也不冒昧断言，它是绝对不可克服的，其他人或者我自己在较为成熟的考虑之后。也许会发现出可以调和这些矛盾的某种假设。”[4](P673)康德正是在休谟的启示下开始寻找不同的解决途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坦率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3](P7)
那么康德找到了一个怎样完全不同的方向呢?康德在总结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中，看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争论双方都假定了认识对象的事先给定性，即在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就假定认识对象“是什么样子”，它已经现成地存在于那里了，而后由认识主体去符合那个“现成的被给定性”。康德认为，解决困难的前提是必须抛弃客观对象在认识活动之前的“现成被给定性”。这个假定的给定性可以抛弃吗?康德的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他的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认为：“过去的哲学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可靠的路径来完成自己的任务，总是不断地走回头路，在暗中摸索，并陷入各种意见的冲突和怀疑论中。其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哲学在知识与对象的关系上遵循的是这样一种无批判的思维方式，就是假定知识必须依照对象，而对象却不依赖于知识，假定一切关于对象的知识都来自对象，是由对象给予的，知识完全被动地以对象为前提和准绳，向它看齐，与它一致符合。康德认为，这个假定本身就直接否定了哲学完成其任务的可能性。因为知识既然必须依赖对象，那么关于对象的知识就只能是后天的、经验的，这样一来……它就不可能为自然科学原理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保障了。”[3](P38)针对这种情况，康德认为我们应该在思维方式上来一个革命，他主张“在知识与对象的关系上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颠倒过来：对象依照知识。康德把他在知识与对象的关系上提出的这个假设自豪地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3](P38)。
首先，为了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在知识的来源问题上康德接受了经验论者的主张，认为人与对象沟通的唯一途径便是感觉、经验。外物一切能够提供给思维主体的东西，都无一例外地是在感性直观中提供的，人类知识的内容只能来自感觉经验。也就是说康德像经验论者一样否定了人类知识来源于主观的臆想或者是借上帝之手植入人类心灵的天赋观念。这就保障了人类认识在来源上的客观性。但是康德又批评说，经验论尽管强调经验的作用。可是却没有对经验如何可能作出说明，更没有为人类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保障。
在为人类科学知识寻求普遍必然性保障的问题上，康德继承了笛卡尔以自我意识来解释科学知识必然性的思路，但他却不满意笛卡尔对自我意识作出的规定。
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自我意识概念是由笛卡尔的“我思”演化而来的。笛卡尔认为：意识以外在的东西为对象时也总是以心灵的眼睛注视自身，我们的认识必须是从人的灵魂开始，因为我们的全部知识都依赖它。“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说一个理性，这些名称的意义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那么我……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说过，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5](P26)联想起笛卡尔把“思”理解为在我们身上发生而为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一切，我们就不难看出，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是对意识的意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我意识。康德认为笛卡尔的“我思”只是一种经验的、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笛卡尔并没有区分“先验的我思”和“经验的我思”，也就是说笛卡尔没有区分经验的自我意识和先验的自我意识，而先验自我意识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之所以得以实现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是人类科学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终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