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官德建设; 德践行 先秦思想
论文摘要:先秦人性善恶趋善思想为先秦官德评建模式的三个维度为何可能与何以可能提供了理论前提。先秦官德评建模式的三个维度中:以贤示官是从为政者内在建设的角度建设官德的，是官德建设中的“软”着陆层面;以废惮官和以刑待官则是从外在角度敦促为政者之官德建设，是官德建设的“硬”措施。先秦官德建设的三个维度反映了先秦官德建设重德治、轻法治的思想倾向。先秦官德建设的模式为我们当代官德之践行提供了可行性价值标准。
先秦是我国古代的辉煌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开创了我国道德哲学时代。先秦道德哲学的一个重大创建表现在官德建设方面。先秦官德评建模式有一个逻辑前提:即官德评建模式中的三个维度为何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先秦官德评建模式的三个维度才能在逻辑上成立。
1.儒家人性论思想为先秦官德评建模式的三个维度提供了逻辑前提
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抑或是荀子的性恶论，其价值指向为善，儒家人性论思想解决了官德评建维度为何可能的问题，内圣外王则解决了评建维度如何可能的问题。
孟子道性善，目标指向为四端，要想真正成为圣人，达到至善，须后天努力，将四端加以扩充。他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具有“四端”之人，如果把它扩充起来，就会如刚燃烧的火，不可扑灭，象刚流出来的泉水，不可终竭。假如能扩充“四端”则足以安天下，否则，连父母也难以赡养。孟子将善的潜能形象地比喻为“火之始然”和“泉之始达”，只有将人善端加以培养，才能造就燎原之势，沛然而成江河。由此，孟子既讲内在善性的扩充，又十分重视后夭的道德修习。他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泵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一个人能否发展自己的善性，决定于是否有向善的主观愿望和实际行动，舜就是因为如此而成为圣人的。
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恶，但他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而趋善的。荀子之所以明确提出性与伪之分，目的在于强调后天努力对人性的改造，通过后天的和学习，以改变人性之恶。他提出了“化性起伪”的哲学命题，即通过人为努力转化所谓“恶”之本性，获得所谓“善”的品质。在他看来，人之性恶，并不意味着不能为善，相反，性恶正是人欲为善的动因，激励着人性趋善。他说:“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荀子·性恶》)即是说，人性恶只是人性趋善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源动力。荀子日:“可以为尧舜，可以为莱环，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荀子·荣辱》)“注错习俗”即指环境的训练和积累，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注错习俗”对人们的影响。荀子肯定人性是可以改变、改造的，最终和孟子人性为善思想殊途同归于“善”。表面看来，孟子和荀子人性思想决然对立，但其最终指向为善，这为先秦官德评建模式中的三个维度提供了逻辑前提，回答了评建维度为何可能的问题。
那么先秦官德评建模式三个维度如何可能呢?关键在于“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一词最早出现在《·天下篇》中:“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此即“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代表作者的一种人格理想，讲的是成圣之功夫，作者认为内圣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庄子·天下篇》)外王代表一种理想，作者认为:“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庄子·杂篇》)在法家之政治思想和儒家之思想的支配下共同形成“外王”之道。儒家政治思想学说简要地概括为“内圣外王”之思想，不过儒家做了进一步发挥:儒家首先讲求个人的道德修养，讲求的是成圣的渐修功夫，然后由己及人，推己及，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
由此，先秦官德评建模式中，人性趋善为评建维度提供了可能，内圣外王则回答了评建维度何以可能的问题。
2.以贤示官:官德评建模式之“软着陆”
以贤示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德导官，暗含着先秦官德建设德治为本的思想。“以贤示官”的官德建设有两种基本含义:其一，为政者应该尊崇、重用贤能之士，选贤授能，不让平庸之辈滥竿充数。让真正有才识的贤能之士“在其位，谋其政”，真正做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尊贤使能、选贤授能的思想是官德建设必不可少的。其二，各级官员应该以贤官、贤吏作为自己的榜样。“以贤示官”所重视的是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即教化。一向主张以直正枉，如哀公问日:“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日:“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以贤官示范道德品质恶劣之官。因为“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先秦官德建设讲求以贤官、善政引导、感染各级官员，以达官德建设之目标。孔子特别强调示范之作用，在季康子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中表明了这一思想:“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日:‘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季康子问孔子，要使老百姓恭敬、尽忠和互相行善，应该怎么办?孔子认为如果人对老百姓态度端庄，他们就会对你尊敬;如果你孝顺父母、慈爱百姓，他们就会对你忠心;如果任用品德高尚的人，能力比较差的人，百姓就会勤勉了，这充分说明了示范机制之魔力。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一批以卿大夫为主体的有修养、有德识、有才干、有思想的贤人，他们或在政界、或在学界频繁交往，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贤人群体。他们的言行，思想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社会动态以及潮流。从政治上讲，他们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参政;在文化上，他们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以往的经典文献了如指掌，并能在政坛上能够灵活地加以运用;在思想上，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能够不断地创新思想。具有这些素养的人，可谓圣人、贤人。诸如尧、舜、文、武、周公、孔、孟等贤人，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官员门学习的榜样。他们富国裕民的经世思想、为政以德的理政谋略，宽猛相济的施政策略、礼治德教的吏治方略、尊贤使能的用人手段，都给先秦官德建设提供了有益的道德资源。此外，“以贤示官”之官德建设思想一直在先秦与示范: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孔孟都对先贤之官德称赞有加，并把先圣们的道德品质、为政措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孔子日:“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大同》)说明了先秦官德建设圣贤们自己也在不断努力，凸显了“以贤示官”乃先秦官德评建模式的“软着陆”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