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式的斐多篇
一 诠释的原则人面临死亡的时候，更多会想到宗教而不是。《斐多》是苏格拉底临死前一天的言行记述，所以毫不奇怪，在其中，与死亡直接相关的通常的宗教主题即灵魂不朽问题成了主要的内容；伽达默尔研究《斐多》的篇章也极其合理地名为：“柏拉图《斐多篇》中的灵魂不朽证明” [1]。我们平常人在读到《斐多》所述苏格拉底战胜了死亡恐惧、从容赴死的故事时，通常深受感动，我们出于常识所想望从其中获得的教益也正是如何直面死亡、战胜死亡。但是，当我们拿起《斐多》，我们首先不可能忽视的是，《斐多》所记述的并不是一个宗教家，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哲学家（准确地说，一个哲学家的最初与最高典范）的临死言行——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其对死亡的态度与表现造就其为这典范，同样，《斐多》的记述者也不是一个普通人或者宗教家，而是大哲学家柏拉图，而且，柏拉图本人并不是苏格拉底故事的直接讲述者（他本来也不是故事的亲历者），在文中，他让苏格拉底故事的亲历者斐多（也是一个哲学家）进行回忆与讲述。如果我们足够重视《斐多》文本首先向我们展示的这些最表面的东西，同时又对自己是否是（或够得上）哲学家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便不会匆忙又天真地相信，《斐多》（以某种前基督教的方式）给了我们平常灵魂战胜死亡的确据。作为柏拉图最优美的作品之一，《斐多》以极其诗意的方式表现出哲学家苏格拉底如何战胜了死亡，在追忆结束之时，斐多发出了对苏格拉底的无上赞美，这样，初看起来，《斐多》是哲学家们在赞美其始祖苏格拉底、赞美哲学，我们能得出的可靠结论最多是：哲学生活让哲学家战胜了死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斐多》和我们平常人的指望又有何干呢？它能为我们平常灵魂的指望留下什么呢？
作为柏拉图哲学文本的一个主要诠释者，现代哲人伽达默尔对平常灵魂的指望所面临的上述困难显然了然于心，这也许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他的《斐多》篇一开始便指出，人们可以把《斐多》比作基督性的战胜死亡，可以把苏格拉底的灵魂不朽证明当作基督性战胜死亡的异教预示，但这却是一个误解。针对这一误解，伽达默尔认为，《斐多》真正处理的问题并非“战胜死亡”（Überwindung des Todes），而是“解释死亡”（Rechenschaft über den Tod）。让我们相信他的这一看法并非随意得出，如他一贯坚持，解释一个文本必须有对诠释学原则的适当考虑 [2]，他的看法首先来自对诠释学处境的洞察。伽达默尔看到，柏拉图《斐多》对话所发生的诠释学处境有其特殊的背景，那是一个对自然的科学理解与认识日趋进步、学开始获得真正的自我意识的时代，用现在的话说，一个经历科学启蒙之后的时代。谁都不能否认他的这个洞见，更重要的是，这个洞见同样规定了他的《斐多》篇的诠释学处境，伽达默尔（或者说我们）同样身处在一个经过科学启蒙之后的时代，根据伽达默尔，哲学在这样的时代必然有它特定的任务，那就是他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之题下孜孜以求的诠释学真理。正是在对诠释学处境的如是意识中，伽达默尔的视界与他所看到的《斐多》对话录的视界达到了融合：“战胜死亡”是前启蒙时代、宗教传统站统治地位的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在启蒙之后、理性与自我意识的时代，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解释死亡”。由于对死亡的解释根本地涉及到我们对自我或灵魂的理解，所以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处境洞见的成果便可具体地表述为：《斐多》的真正主题并非灵魂如何战胜死亡，而是如何理解灵魂。
除了对诠释学处境的洞察，伽达默尔紧接着所强调的另一条诠释学原则是，要注意《斐多》对话表面的、的特征，即它是对一场戏剧性对话的诗意摹仿。伽达默尔正确地指出，若以逻辑的标准衡量，恐怕对话中提出的灵魂不朽诸证明都是不充分的，但是对话录对苏格拉底言语与行为的诗意刻画则令人信服，显然，其中文学描绘的“诗的说服力量”（poetische Überzeugungskraft）比其论证的“逻辑的证明力量”（logische Beweiskraft）更强有力。基于对“诗的”与“逻辑的”这两种论证的区分，伽达默尔认为，比较适当的进入对话的方式是，先考察其证明历程，搞清楚柏拉图是否充分意识到了这些证明的不完善性，若这是真的，便要追问[柏拉图运用]这些证明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任何一个人，若非对柏拉图对话最表面文学特征的意义视而不见，都不可能否认伽达默尔所建议方法的必要性。
本文将遵循伽达默尔所建议的方法，并跟随他重历柏拉图的证明历程，看他如何对待柏拉图所运用的“诗的”与“逻辑的”两种论证，从而探讨，他从其诠释学原则而得来的与平常灵魂的平常指望相背离的高论是否真的与柏拉图的视界、与柏拉图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相合。
二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设定”
伽达默尔以考察柏拉图《斐多》对话的诗性特征，即其场景虚构来作为探索的出发点。他当然不会去纠缠那些琐碎的时间、地点、人物、情景诸要素，而是一上来就抓住了场景安排的大特征：真正的对话是[很有象征意味地]在苏格拉底与两个“毕达哥拉斯派”的朋友之间进行的。而这意味着什么呢？伽达默尔说，两个毕达哥拉斯派的朋友，西米阿斯与克贝，并不代表毕达哥拉斯派特有的那种宗教特性，反而代表着在那一派思想中有其起源的、以及自然科学研究 [3]，他们是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代表；而苏格拉底，大家都知道，他把自己的知识局限在人类的问题与自我认识上。伽达默尔进一步设定，柏拉图这样安排对话人物，表明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正是：
把苏格拉底所代表的道德的自我反省与毕达哥拉斯派所代表的科学认识结合起来。 [4]
我们只需想到道德反省属于精神科学的范围，便能明白伽达默尔于是又让柏拉图与自己达到了一种视界融合：伽达默尔的“理解”的任务正是探询超出（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之外的真理经验，即哲学、、历史等精神科学的真理经验，而理解作为普遍的诠释学经验，即人类的世界经验本身，它所获得的知识与真理根本上当然不只是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精神科学的真理，而是两者真正的结合。本文一个核心的争点就在于：柏拉图是否真的在（像伽达默尔一样）追求科学认识与道德反思相结合的诠释学真理？不过，为了厘清这一点，我们先得跟随伽达默尔，看看他的《斐多》篇如何贯彻这一设定（Hypothese）。
三 “真正谈话”的开端
从上面的设定出发，伽达默尔略过了开篇长长的“引导性谈话”直接进入到随后“真正的谈话”中，并首先看到，真正的谈话是从一个宗教问题即毕达哥拉派明确禁止自杀这一宗教禁令开始的（61c），那么，柏拉图这样开始对话的真正内容用意何在？为什么一场哲学对话以一个宗教问题开始？伽达默尔说，柏拉图可是知道“通过强调使重要的事情显得清楚明白”的！显然，如伽达默尔反复指明的，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对传统宗教的态度突出地表明了对话所处的背景（诠释学处境），具体说来，柏拉图在这里强调的无非是毕达哥拉派朋友与苏格拉底在这一宗教问题上态度的对比。
苏格拉底提到的这个宗教禁令，本是毕达哥拉派的，但是他们却说从老师那里所听到的语焉不详，伽达默尔说，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对毕达哥拉派学说的宗教内容不再感兴趣，而真正代表着当时的（modern）科学启蒙”[5] 。这并不仅仅是他们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整个时代的风尚，如伽达默尔后来明确指出的，整个讨论的背景就是科学的启蒙以及迄今有效的传统宗教的彻底崩溃[6] 。相反，正是苏格拉底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禁令的宗教背景。伽达默尔还特别指出两个戏剧性的细节来印证他们的思想倾向：当苏格拉底提到对自杀禁令的反对意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