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政统”之间

时间:2020-10-09 18:27:48 哲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道统”与“政统”之间

  “道统”与“政统”之间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上世纪90年代初,余英时教授发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系统而尖锐地批评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其中特别是关涉到熊、牟以”心性”论”道统”的讲法。该文颇受关注。遗憾的是,在有关的讨论与争论中,无论是余文的支持者还是反驳者,差不多都是在前者所设定的圈内钻来钻去,基本上无助于问题的明晰与深化。

  事实上,如果我们超越了当代儒学发展中师承与门派之间的种种纠葛与限制,那么更深一层的问题似乎就不在于熊、牟一系如何讲,而在于他们为甚么要这样讲。余先生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哲学(熊、牟)与史学(钱穆)两种进路的分判,似乎没有关注到后一层面的问题。近读郑家栋教授新著《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方知晓从儒家传统的”断续之间”来看,熊、牟有关儒家”道统”的讲法,实关系甚大;并由此也在内在脉络和理路上,对于80年代以来众说纷纭的儒家传统”断续之间”的问题,了然于心。

  ”断裂中的传统”之所谓”断裂中”,似可以理解为”断续之间”。而”断续之间”事关重大,也极为复杂。今日与传统相关的诸种讨论、争论、研究等等,可以说莫不与”断续之间”的问题有关。而对于郑著来说,”断续之间”并不是一个判断或结论,而是展开为极其复杂的思想脉络与学理系统,其中不仅关涉到思想、历史、社会等不同层面的解析与学术史意义上严谨而精微的考辨,而且亦关涉到思想家个人的禀性、才情、学识、经历等诸种因素的探讨,关涉到必然的与偶然的、主流的与枝节的及思想与历史、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制约与限定。

  郑著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儒家还活着,活在思想而非历史中。”此一论断有一前提,即认为”知行合一”的儒家传统较之任何思想与文化形态都更完整的体现了”思想与历史之间的统一”:”在儒家传统中,思想与历史是统一在一起的,思想应当能够在历史的具体性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脱离历史的思想会被认为是抽象的,不真实的。”1 所谓思想”在历史的具体性中体现出来,实现出来”,即表现为社会法规、制度与礼俗,表现为社会的”文制”方面。”儒教中国”或”儒家中国”一类概念,即是着眼于”思想”与”历史”(社会)之间的统一性。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情况又如何呢?”儒教中国”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这在经验的层面可以说是一个无从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同的说法同样可以得到论证。而郑著所要处理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就儒学自身发展的义理结构及其演化,表现当代儒家如何处理”思想”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此种改变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疏理和论析后”五四”时期的”道统”观念,此大有深意。二十世纪以来,讲”道统”的一个基本趋向就是”泛化”。到了90年代,余英时肯定钱穆先生所主张的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反驳余氏而卫护熊、牟一系者(如牟氏弟子李明辉等),居然亦论辩后者同样是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显然,到了这里,所谓”道统”已经”泛化”得没了边际,而且此”泛化”是作为某种理想的状态被肯定。而实际上,道统观念的”泛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现当代儒家的茫无归着和游离不定。

  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当然不是以”整个文化大传统”为道统,至少牟宗三不是如此。如余英时先生言,熊、牟等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这里我们不讨论熊、牟以”心性”论”道统”与宋儒以”传心之法”论”道统”的区别,此区别或许并不重要,问题在于牟宗三等以”心性”论”道统”的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