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

时间:2020-10-09 12:13:49 哲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

  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当代儒学话语——无论是叙事还是论辩,基本上循着两个路数:一是历史的,重其发展脉络、迁延历程;二是观念的,往往拣金弃沙,只把握根本的传统。前者多为治历史学者所取,处之极端,往往陷溺于所谓“史学的偏见”。三十年代以还,喜宋明理学或研哲学者,于此多有掊击,兹不具论。而后者为习哲学诸人惯常所用,不管是批判儒家,还是复兴儒学,关键处均是一些观念铺陈和范式架构,难免于“良知的傲慢”之讥。海外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流派学者对此多有指证。如张灏谓“把儒家思想等同于一种哲学体系或学术研究的倾向是危险的”。自称“更注重哲学的框架”以著述的艾尔曼也指出:迄今以新儒家讨论为中心的思想史领域,只不过是“较为浅显的中国哲学史”。深受德国人以“精神史”研究哲学史之取向的影响,普遍服膺“观念史”的模式,“结果,中国思想史只能以叙事方式进行,精于哲学却短于历史脉络”。

  因现代知识体系的学科分际而造成的史、哲之别,深深濡染了当代的儒学识辨与言说,使儒家的本来面貌在强烈的古今之辩意识的现代阐释之下,更多增添了难以圆合的裂痕。“史学的偏见”与“良知的傲慢”之争讼与对垒不见消弥,反愈加剧。于此,若不能有更深刻的说明和消解紧张的有效途径,势必将成儒学进入现代性语境的极大障碍。

  也许用发生学的方法以观其眇是一可行之道。当代的儒学话语(批判的、旁观的、弘扬的)及其复杂的形态,均是在百年间原有体系发生剧烈的动荡、裂变、转型过程之中的迁延或歧出。尽管有西学东来的重大外缘,但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体系内在的变化。所以,对清末儒学的状况作些了解和分析,当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清理。另外,我们今天所说辩腾喧于口的儒学,早已走出了经学时代的范式,在形态上已被现代的知识体系所夹裹和切割,这一转换的发生机制和微妙历程也是饶有趣味的问题。本文即围绕清末经学的解构和现代形态儒学的创发作一思考,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三大争论宣告了经学时代的结束

  清末,皮锡瑞总结有清一代经学。谓有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承继此说,以佛理生、住、异、灭喻思潮之流转,将这一段思想史概括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又进而将清学“屡迁而返其初”的独特现象解释成为“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郑许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鹿门“义愈推而愈高”、“一变而至于道”的说词,明显带有保守的今文家自吹自许之意,远不能和任公“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的揭示之敏锐与深刻相比。但皮、梁二人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站在清学的落幕处,对已经逝去的一个时代作全景式的观察和描述。这一“离场”的宏大叙事虽有助于从全体上把握清代学术的纲节,但不一定能使我们真正进入到清学形态转换的复杂脉络之中。

  倒是《汉学师承记》这样在今天看来过于偏宕、缺少客观性的谱系,更能引发出来问题和思考。江藩坚执汉学的纯洁性,以三惠之学为典范,摈除一切经世和义理的成分,甚至将公认的朴学开山顾炎武附赘在卷末。这一切都表现了乾嘉考据学发展到极盛之时,正统汉学家“唯我独尊”、“目无余子”的自大心态。以经学考据为正统、以吴派为标准,不但彻底否定了程朱理学的权威,实际上也颠覆了儒学赖以存在的整个基础。沉溺于文献考据之中,以文本、音符为道统,可以无关社会、不涉人生,此固能成就一二经生的安身立命之业,但于整个社会、芸芸大众悬隔千里。这绝不是孔孟的初衷。江藩的谱系学一方面说明考据在清代学术界的主流地位,至乾嘉后期势力是何等的强大;另一方面视野如此的狭限,似乎也把儒学纳入到了没有出路的犄角之中。所以,随后激起的反弹,在形式上是挽救儒学,而实质上则是“对于孔孟而得解放”,最终导致了传统儒学的解体。梁启超在解释“道咸以后,清学曷为而分裂耶”时,举出了内、外各三因。内因一是考据之范围“甚拘迂”,末流落入空而不实;二是成一“汉学专制”之局,其驺卒多为盛气临人的“学阀”;三是自身发展,不断突创,必至异端涌现。外因一是“嘉道以还,积威日驰,人心已渐获解放”,学问必由虚逐实;二是咸同间,清学的根据地江浙一带“受祸最烈,文献荡然”,致“百学中落”;三是国难日重,西学渐输,学者“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对旧学体系做根本的冲击。钱穆也指出,“嘉道之际,在上之压力已衰,而在下之衰运亦见”,汉学家正统皆有“途穷将变”之迹。诸先进“起而变之者,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最后导出康南海的“尽变祖宗之法”,于是乎传统彻底瓦解。“所谓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到这会只成为望古遥集的资料。考证学本已在落潮的时代,到这会更未绝如缕了”。伴随着汉学的衰落,是宋学复振的呼声、今文经学的崛起和诸子学的兴盛,正是在汉宋、今古文、经子三大争论之中,一步一步迎来了经学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