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形之间-中西哲学形而上学的通汇
[内容摘要] 器是物自身，形是人心对器的感知，而道又是对形的抽象提升。形在道、器之间，形的存在与意义常被人们所忽略。器、道、形三者之外还有一个“心”字，最为重要，是构成世界、组建社会存在的基础与前提。但它与器是永远有隔的。器是人心的界限。作为最凝练、最具有概括性的道学，哲学不关乎器，至少不直接与器相联系，而只是对关于器的所有道学的再度总结。科学直接关乎对象，而哲学则是最高程度的形而上，始终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最严肃、最艰苦而又最具有征服力的哲学追求一定是指向本体之物（器）的。“物是什么”不可问，“哲学是什么”也不可答。问不可问之问，说不可说之说，把哲学推向其本身永远无法企及的境地，这是哲学家永远不可超越的游戏。
[关 键 词] 道 器 形 哲学 形而上学
怎样用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把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家难倒？只要问一句——“什么是哲学”就行。究竟什么是哲学，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将来抑或永远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其实，哲学本身什么也不是，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物体，也不是一种能够被决定的精神，更不是一种益已终结的人类活动，它随时都在发生发展，随时都在继续着自己的探索。问哲学家什么是哲学，颇有似于问每一个普通人什么是人。哲学家研究了几千年，也回答不上来究竟什么是哲学；每一个普通人做了一辈子的人，也回答不上来究竟什么是人，当然，哲学家也同样回答不上来究竟什么是人。这在根本上是由哲学活动的主观性、个体性、心理性和未完成性所决定的。哲学，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于是，只有哲学家才可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哲学是哲学家心灵之海的自然漂溢，想到哪就流到哪，从没有固定的岸。海德格尔说过：“只要人还生存着，哲学着（das Philosophieren）就会以一定的方式发生。”[①]只要人种还在延续，哲学活动就不可能结束，于是也就不可能给哲学下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议论哲学总离不开形而上学。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总有一根割不断的脐带。形而上学是人类的本性，只要人类存在，人类就无法拒绝形而上学。人们可以拒绝形而上学的某种形式，如哲学，但就是不能拒绝形而上学本身。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提出的“非哲学”（non-philosophy）、“哲学的终结”（the ends of philosophy），实质上只是对西方哲学的现代形式的否定与抛弃。人类只要还生存着，就已经置身于形而上学之中了。一任何一种成熟的文明都是自足的，尽管中国古汉语里没有“哲学”这一词汇，但是中国古代一定有可以与西方哲学相匹对的这门学问。
从主题内容、发生意义上理解，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道”，近似于西方的哲学之思。道学与哲学应该是相通的。《易传·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以说，要想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及哲学内容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一定得从这十四个字开始。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竟同时出现了“形”、“道”、“器”、“形而上”、“形而下”五个关涉整个中国哲学话语系统的基本概念，非常重要。其实，要把这句话理解透彻，关键在于一个“形”字。可惜人们往往只解释“道”、“器”二字而忽略了处于道、器之间的“形”。什么是“形”？物自身有“形”吗？或者，“形”真的属于器自身吗？这些问题不解决，理解“形而上”与“形而下”是根本不可能的。“道”不是“形”，“形”不是“道”，这一点应该没有太多的异议。但是，“器”与“形”是一回事吗？“器”能等于“形”吗？“器”与“形”的分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器”直接就是“形”，那么，《系辞》为什么还要用一个“形”字把器称为“形而下”呢？可见，这句话并不那么简单，应该还有值得挖掘的涵义。在我看来，“器”是物自身，是本体之物、自在之物，它在我们的感觉之外，永远不可能被我们的感觉系统所认知。而“形”则是器在我们感觉中的存在样态，是器在我们的感觉经验系统中所呈现给我们的样态，它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是能够被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系统所感觉到的世界存在物，一如色、声、香、味、触之类。而“道”则超越于形，比形更格式化，是世界存在物在人心思维中的抽象形式，是世界存在物在人心意识中相对稳定的记忆残留。一个物有一个物的道，同一个物在不同人的思维中，其道也是不同的。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看同一个物，道也一定有不同的呈现。器，就它自身而言，与我们的人心意识没有任何形式的关联，有没有人心意识，器都照样是其所是，它始终是它自己的存在。器是绝对，是自由，是永恒，是无所依赖，是《庄子·逍遥游》里所记述的“无待”。
所以，器拥有着人心所不能想象的、无对而真实的自由。器是人心的界限，它始终在人心之外，从不因为感觉意识而转移。而形与道则不可能离开我们的人心意识，没有人心感觉意识的构造，形与道就无从产生。心是一切思想世界的源泉。有人才能有世界，单纯的器是构不成世界的。单纯的器只能形成那种无生命、无意识的宇宙。宇宙，如上帝的概念一样，只是物自身的杂乱堆积。而世界则属于人，是经过人心加工过的现实存在，世界从一开始就渗透着忍心意识。所以，世界一定是有人参与的世界。存在是世界里的存在，物自身是不存在的，存在总是被理解了的存在，存在一定与人的看、与人的意识有关。一个纯粹的物自身，只有在被我看、被我所感知之后，才能进入到我的世界里来，才能有效地构成我的世界里的一个组成部分。广袤天地宇宙之中的纯粹物自身，不可能有看的感觉，也不可能有关于自我的觉醒意识，所以，它始终只是它自身的存在，但它肯定从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于是，它就不能够被称为存在。世界在形、道之间存在。作为纯粹物自身的器，是形、道的客观来源，是康德批判哲学中的那个“消极意义的本体”，即作为“先验对象”的X，是人心产生感觉、观念与意识的最原初的刺激源，它纯粹外在，又永远躲藏在形的背后，是形的界限，所以才被称为“形而下”。“形而下”所说明的应该是人心一切感觉认知的本根，是比“形”更为源始、更为真实的本体之物。而心则是形、道的主观根据，是主体自我感知一切外物的反映器、模型制造体。只有当人心与物自身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一切知识与理解才有可能发生发展。但是，心又极为复杂，它不但是一个纯粹的器、物自身，却又是一切感觉、意识的寓所，又是一个能够积极而主动地为一切存在事物制造出生命形式的母体。放在我眼前的一只茶杯，它首先得是一个物自身，首先得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器，然后才有可能被我们所感知，才能以改变了的形式进入我们的感觉系统。神经正常的我不会把眼前的这只茶杯看成是一张纸、一支笔，就是由这只茶杯的物自身所决定的。
抑或这就是认识论中强调物质优先的所谓唯物主义路线。无论如何，物自身是最重要的，世界离不开物自身，世界一定得在宇宙之后才能够产生。如果没有一个个确凿的宇宙物自身，属于我们人的这个世界肯定是一个无，或者一定早已是紊乱不堪的了。人永远无法面对纯粹的差异之物，人根本就不可能生存在一个没有任何物的规定性的世界里。眼前的这只茶杯，是圆的、高的、有把子的、玻璃的、白色的、盛满水的……，这些都是我张开眼、耳、鼻、舌、身等感官系统去感知茶杯物自身的结果。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印象中，我关于这只茶杯的所有感觉都是具体而有限的，都是只属于这一只茶杯的，应该说，这些感觉都是我关于这只茶杯的感性记忆，可以说是这只茶杯在我心中的“形”。另一方面，当我眼睛一闭，或者当我离开这间屋子的时候，我还能够想象得出，或者也能够叙说并描述得出刚才我所看到过的那只茶杯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此时所能够想象、所能够叙说和描述出的茶杯，也是这只茶杯在我心中的“形”。二由形而道，是器在我心之中印象的一次抽象加工，或理性提升。如果说，形还与具体的感性事物联系着，那么，道则相对地已经从具体的感性事物身上剥离了出来，实现了一种理念化、形式化的精神超越。道是人心为感性事物所提供的超验知性形式。我心之中关于茶杯的各种感觉印象，在还没有关于茶杯的理念形式组织的情况下，有时并不一定就能够形成关于茶杯的准确认识。假如有人问你：拥有圆的、高的、有把子的、玻璃的、白色的、盛满水的……之类特性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并不一定能够猜出是茶杯，因为天地万物之中也并不只有茶杯才具备圆的、高的、有把子的、玻璃的、白色的、盛满水的……之类特性。感觉印象只有被赋予形式之后才能够成为现实的、感性之中的事物。一切认识论哲学的根本目的无非就是人把自己的理解放进物中去，加到物身上，从而为物给出形式，让物成为事物，变宇宙为世界。自然无法、人为自然立法，是一切认识论真理的最后秘地。因为我已经对各种各样的茶杯有了一定的了解，如果我心之中此刻并没有关于某一只茶杯的具体印象，或者已经忘记、忽略某一只茶杯的具体的形，但突然从报纸上读到茶杯这个词，或者听别人说起茶杯这个词，我也一定能够明白茶杯指的是个什么东西，此刻我心中的茶杯一定是关于茶杯的理性形式，只是一般茶杯的纯粹理念而已，属于“概念一般”，而这恰恰就是我心关于茶杯的“道”。
所以，《系辞》才把“道”称为“形而上”。“形而上”中的“上”并不具有任何空间意义，而指的是一种超越，所说明的无非是，“道”对于“形”的超越关系，“道”已经与“形”拉开了一定的理性距离。相比于“形”而言，“道”似乎更为高级、更为抽象，也更趋于精神化，显然已经大大超越了物自身留存在人心之中的感性的、直观的层次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形式化提升。在流俗的理解中，“器”总被直接等同于“形”，人们似乎总天真地以为自己始终是在与器直接打交道，并且能够这么做。其实在本质上，“器”还不是“形”，“器”也不可能是“形”。上手的任何事物都已经源始地处于我的世界之中，并且总已经预先已经给予了我。“器”如果直接就已是“形”，那么《系辞》又何必还要把“器”称为在“形”之“下”（非空间意义上的）的东西呢？！器是所指，是不可能进入语言世界的纯粹物自身。而形则是能指，是在人心我识产生之后所发生的，完全属于语言意识之中的存在。器是作为本体自在的那个月亮自身，而形则一定是我心感觉之中的那个月，是被我看到的水中月，是被我所观察到的那个月。可以说，悠悠的哲学史长河中，“器”与“形”始终粘合在一起，并且“形”的存在几乎始终被遮蔽着，而只在少数思想家、哲学家那里才引起了注意，并恰当地被剥离了开来，如释迦牟尼、老子、康德。现代西方的认识论哲学也没能够从根本上把“形”的全部意义彰显出来。同样，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够在器与道、形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道是可通约的，并不可以完全被私有。不进入语言和思维的道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形式的理想、道德、价值才可能在人的世界成立。道，对于人之为人来说，必不可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都是依靠道的成立才是可能的，世界也依靠道才存在。借助于已经被赋予情感及意识内容的语言、符号，人与人才开始交往，形成了社会。
所以，人心与人心之间，惟有那些共同的、可沟通的意识（即“道”）才是社会存在的第一前提和首要基础。一旦离开了道，人都还只是物自身而已，都不可能进入社会交往，思维也是不可能的，人也就不可能成其为人了。形在道、器之间，人也生活在道、器之间，世界亦在道、器之间。形、人、世界三者都不可能偏落于道、器一边。形，因为人心才得以存在。人不可能直接与器自身打交道，必须经过属于人自己的感觉系统，必须经过人心意识的构造加工，才能够接近于器。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其实都是已经在我们感觉和认知系统存在了的事物，都已经经过我们人心的加工、整理和改造，已不再是绝对的、纯粹的物本体自身了。人在跟物打交道之时，物已不再清白、单纯，心早已把物改造过一遍甚至若干遍了。这里隐含着一个更为源始、更为根本的前提，即心在构造事物的表象，尽管它常被人们所遗忘。没有器，就没有道；没有人，就更不可能有道。器、道、形三者的关系复杂得很，剪不断理还乱，自古以来还没有一个哲学家能把它们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