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孔子与《春秋》
您好！收到来函真有棒喝之感。先生谆谆相责，知道都是为了我好，高情深谢。我在印大的论文可不敢写得那么自由，否则恐怕连文凭都拿不到－－－美国研究所从来都是一板一眼。学校本是“人才工厂”，永远在制造着社会所需的各种型号的人才，而象在下这样废料恐怕什么型号也合不上。在此地念书没有奖金，全靠家里支持，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有时不能不顾及父母的心情，到底是中国人。我没有什么生活享受的欲望，心境象老僧一般。读过先生《儒家与现代中国》中的自述，深受感动。我想您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先生放心好了。
“孔子与《春秋》”是一篇经学习作严格意义上的经学有类西洋学术传统中的神学，不应带有历史意味。经学的孔子乃一历史文化精神之代言人，并不必然等同于历史上的孔子，如此才有“万世立法”一说（一如神学的耶稣不同于《伟大的哲学家》所描述的那位公元初年巴勒斯坦的预言家）。彼时即此时，此地亦即彼地；时空在人而言，而历史文化精神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春秋》经世，真正的谜局不在经内而在经外－－只要人性的弱点存在，何时而非春秋之际？经内的谜局只是经外谜局的影身而已。我们心中的历史文化精神若能解开现实世界的困境，经内的谜局自然迎刃而解。“孔子与《春秋》”正是借着中国历史的“空套”探讨当代西方文化困境的成因及其解决之道。
近几百年西洋文明扩张的结果已将整个世界纳入西方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之中，而这段连续的历史发展是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为其起点－基督教文化而非希腊罗马文化才代表了近代西洋文明之原始。比较一下基督教系统和儒家系统我们就会发现《旧约》的说书方式是以“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此其所以耶稣总以“神子”自居〕，而《诗》、《书》则从“人”的角度看待“上帝”。一位是通过宗教神秘经验领悟的超验的“上帝”，另一位则是从政治、历史的经历总结的经验的“上帝”（类似客观必然性）此其二者相异之大较。早在安瑟尔谟以“本体论证法”调和信仰与理性之时，近代西洋文化困境的症结即已萌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圣经》由拉丁文译为各民族语言而人们无需通过教会即可直接与经典交流。基督教文化系统内部的这一矛盾随着西方民族理性的成长愈演愈烈。而高度发达的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正是这一文化病症的表现。
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古代中国发达的技术没有萌生现代科学。这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不仅中国文化，所有的非基督教文化（包括希腊罗马文化）都没有萌生现代科学。真问题应当是为什么唯独基督教文化系统发展出现代科学。我是这样看的：基督教系统的宗教性相要求进入《圣经》情境之人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自觉全知全能。如果“理性”意识其能力有限（此乃事实），这一系统必然发生“精神分裂”，所以“理性”只有通过“上帝”的眼光不断向外部世界扩张－如此才能满足这种病态的文化心理。而在经院哲学阶段开始发育成熟的希腊文化工具理性为之提供了满足其欲望的必要手段，由此萌生近现代科学（中国人讲“利用厚生”，技术仅为满足实际需要而存在，这也是所有其他非基督教系统之共性）。近代西方文化系统的“理性”在这种病态文化心理的驱使下走上了不懈地征服外部世界的道路，从而达到高度的成熟。也因其只能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就无法象中国文化系统的“理性”一样顺利地发生自我意识，从而生升华为“悟性”。近代世界在西洋文化高度发达的“理性”帮助之下从自然界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因人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的动物本能的支配，其所释放的能量只能使之在自然法则的机括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人”因此不断发生“异化”，沦为其所释放的自然力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