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一、现代美学的哲学意蕴
1905 年, 年轻的王国维以中西比较的眼光指出: 中国人是实际的、通俗的, 而西方人是思辨的、科学的②。作为中国人之“特质”的“实际”是王国维在学术上加以批判的, 《论近年之学术界》就是王国维对当时学术界只重“实际”的一次全面批判。他指出,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 到两汉则有所停滞; 宋代儒学调和了中国固有的思想和印度的思想, 使思想由受动的时代“稍带能动之性质”, 但此后又停滞了。而当时传入的西洋思想, 就好比“第二之佛学”, 影响很大。可是, 在王国维看来, 此前中国所接受的西方学术主要是“形下之学”, 与中国思想上没有丝毫关系。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开始, 加上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论说, 西方学术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 王国维并不满意这些人对待西方学术的态度, 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以学术为手段, 以政治为目的。介绍西方哲学的, 兴趣在政治学与法学; 介绍西方文学的, “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 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 与哲学无异”。因此, 他提出了在当时极富新意的观点: “故欲学术之发达, 必视学术为目的, 而不视学术为手段而后可也。”③ 这种视学术“为政论之手段”的观念是传统的, 因此, 王国维还从历史的角度批判学术上的政治功利主义。
那么, 独立的学术以什么为自己的目的呢? 王国维讲的就是真理和人生。他一方面引进了西方现代学术的普遍观念, 即学术以求真为目的; 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生命哲学家的人本主义思想, 主张学术以满足人性的需要为目的。他的学术独立论主张是从人固有的需要出发来立论的, 其直接的思想来源是叔本华关于“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的观点。所以, 在王国维那里, 学术也不仅仅是为了客观的真理, 还为了人生, 而且他把后者看作是根本, 他的学术独立论是指向人生价值论的。因为王国维所理解的“真理”, 实质上就是对“宇宙人生上之根本问题”的解释, 按照他当时的观点, 这种根本问题还是人生问题。正是确立了人生这个本体, 王国维才确立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形而上学根据。
研读王国维的前期论著, 可以发现王国维反复强调学术独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目的, 那就是关注甚至推崇学术的形而上意义。他讲学术独立, 首先是强调哲学的独立; 而哲学的独立,又是指哲学在“形上之学”意义上的独立。从康德、叔本华等西方现代哲学家那里, 王国维接受了“本体论”的观念以及“经验”与“先验”、“相对”与“绝对”、“形而下”与“形而上”等相对的概念, 并十分注重哲学作为形而上学思辨的性质和价值。王国维的这种学术主张固然同他近似国粹派的学术立场有关④, 但是, 更是出于他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一种敏感和对人生问题的关切。叶秀山评论说: “在当时中国学术界, 对于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哲学之区别, 不像现在这样清楚, 但实证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分界, 也还是有的。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王国维选择了欧洲大陆的哲学, 是一种根据自己的习性的自觉行为。”⑤ 他是深感中国的学术太关注形而下问题,注重实际经验有余而思辨和理论不足, 因而在引进和理解西方学术的过程中, 往往只看到“形下之学”, 即使是西方的形而上思想也往往被误解为形下之学。在他的心目中, 形下之学不是不必要, 而是低于形上之学。所以, 他评价学术明显地褒形上之学, 贬形下之学。这种学术追求源于王国维的学术志向, 他力图重建中国的思想文化, 创立真正可以与西方对话乃至比肩的中国现代学术, 而在他看来, 引进西方的形下之学(如科学技术) “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惟有形上之学才可能改造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国民性, 这就是他所谓的西方思想要“与我国固有之思想相化”⑥ 的要义所在。因此, 王国维讲学术独立要打破一切偏见, 并“毋以为政论之手段”, 正是以学术的形而上意义而言。也正是这种对学术的形而上学意义的追求, 使得王国维创立人生论的美学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