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政治的新论证
在排比了《尚书》、《国语》和《左传》中大量的文献材料后，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 思想史》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周以前，民本主义极有力；西周之末尚然；东迁以后渐衰 ；至春秋末，几无复道此者。”[1] 应该说这一多少令人沮丧的描述只是针对现实中霸道政 治对王道政治的取代而言。在思想界，儒、墨、道等主要学术流派所秉持的政治理念均表现 出鲜明的民本色彩或倾向。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法而进乎道，自然必须经 历一番基于现实境况而展开的理论思考和阐释。我认为，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主要 代表的儒学主流所致力者，即在于通过这样的努力促使民本主义的理念与原则重新成为现实 政治运作的基础。本文即拟在此思想脉胳中对郭店楚简《尊德义》加以解读。
一
为方便后面的讨论，先简单勾勒《尊德义》的论证理路或思想轮廓。该文本系综合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2]、裘锡圭整理《郭店楚墓竹简》[3]和廖名春先生未刊稿《〈尊德义〉释 文》而成。根据自己的理解所作调改则以括号标示。
（1）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去忿戾，改忌胜，为人上者之务也。——开宗明义，以民为本为主，君为末为客。因为民之伦本于天道，故“为人上者”须“慎求之于己” ，“以至顺天常。”从君主角度论政，并不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现代政治学或以权力运 作为研析对象，或以制度建构为讨论主题。而从人性的实现及生命的福祉与政治活动的关系 展开思辨，则是古典政治学的特征。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如此，《尊德义》亦如此。
（2）赏与刑，祸福之基也，或前之者矣。爵位，所以信其然也。征侵，所以攻□也。 刑罚，所以□与也。杀戮，所以除害也。不由其道，不行。——肯定行政手段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强调，正因“不可亵刑而轻爵”，这一切必须以道作为其运作实施的根据。
（3）仁为可亲也，义为可尊也，忠为可信也，学为可益也，教为可类也。教非改道也 ，教之也。学非改伦也。学己也。——仁、义、忠、学、教五者是以道为治的手段或 原则，所谓“以道为治，道亦术也。”此五者或为《非十二子》中荀子所指责的五行(仁、 义、礼、智、信)之所本。
（4）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乱其民。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 。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人道为近。是以君子人道之 取先。——以历史事实说明人道的客观性。对它是否尊重，是决定民之治乱的关键。 仁、义、忠、学、教由此获得历史和逻辑的基础。
（5）察（诸）出，所以知己。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 知行。由礼知乐，由乐知哀。有知己而不知命者，无知命而不知己者。有知礼而不知乐者， 无知乐而不知礼者。善取，人能从之，上也。——全文枢轴：契近道的途径，道反转 而为治的内在关节点。
（6）为故，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其载也无厚焉，交矣而弗 知也，亡。德者，且莫大乎礼乐焉。治乐和哀，民不可惑也。反之此，枉矣。—— 道是形上本体，德是道在现象界的落实或呈现，即见诸人性者。以德为中介，道成为礼乐的根据，礼乐成为道在政治层面的实现手段或方式。
（7）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小人。攻□者复，依惠则民材足，不时则无劝也。不爱则不亲，不（抚）则不怀，不赖则无威，不忠则不信，弗勇则无复。咎则民轻，正则民不吝， 恭则民不怨。均不足以安民，勇不足以蔑众，博不足以知善，决不足以知伦，杀不足以胜民 。——爱、抚、赖、忠、勇是“导之以德”；“均、勇、博、决、杀”是“导之以政”。
（8）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也，下必有甚焉者。夫唯是，故 德可易而施可转也。有是，施小有利而大有害者有之。有是，施小有害转而大有利者有之 。行此度也，然后可逾也。因恒则固。察曲则无僻，不党则无怨，尚思则无惑。——“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是由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咸有一德”。德与施，均是为治之方，但根本上说，率民向方唯德可，是即“因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