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话语与文化政治诗学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 theory)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开始崭露头角，并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本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而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研究策略。
一 后殖民文化霸权问题
后殖民主义诸种理论，旨在考察昔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包括文学、政治、历史等)以及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后殖民主义理论受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影响很大。同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和《地球上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对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重要的开创作用。当然，福科(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则成为后殖民主义思潮中的核心话题。
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就已萌发，而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始出现的一种新的意识和新的声音。其理论自觉和成熟是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年)出版为标志。在赛义德之后，最主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Spivak)、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等。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阿尔都塞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从而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批评家。而霍米·巴巴则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学层面的后殖民批评，并将自己的研究从非洲文学转到印度次大陆上来。
其后，英格兰希雷德福大学博士汤林森(John TomLinson)以其《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1985)，开始了对后殖民的媒体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现代性的批判，从四个层面的分析揭示出文化殖民的内蕴以及其历史走向。
另外，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加雷斯·格里菲斯(Govreth Griffiths)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的著作《帝国反击：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强调所谓"混成"(hybridization)，即本土传统通过这一形式与帝国残存物相结合，以一种语言创设出一种新的后殖民表述方式，即与帝国输送的"大写英语"(English)不同的、变异的"小写英语"(english)。
近年来，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关注并汇入后殖民批评思潮中，如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和美国的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尤其是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研究，为后殖民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近年发表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表明他的视点始终集中在全球文化后现代与后殖民处境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的变革与前景上。他试图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即中心与边缘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把握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并力求寻觅到后殖民氛围中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契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杰姆逊注意到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面对这种后殖民文化霸权，杰姆逊期望第三世界文化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或他者的"他者")的文化身份成为一种特异的文化表达，以打破第一世界文本的中心性和权威性，进而在后现代与后殖民潮流中，展示第三世界文化清新、刚健的风格，以及走向世界的新的可能性。无疑，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后殖民理论在后殖民理论中是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