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汸的生平及其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春秋属辞》与其余四种构成了具有赵氏特色的《春秋》学完整体系，探索的范围也极广泛，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春秋》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春秋》为儒家五经之一，历代学者的注疏解说多不胜数。众多《春秋》学着作中，元末明初徽州学者赵汸的《春秋》学着作，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历来为人称道，钱谦益曾誉为“本朝儒林第一”①，并非虚语。本文从赵汸的学术师承、着书宗旨、学术特色等方面作一分析探讨，阐发其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章节一
赵汸，字子常，徽州休宁人，在元末动乱中隐居着书，筑东山精舍，四方来学者甚众，学者称东山先生，事迹见《明史·儒林传》。史传简略，而其学生詹烜的《东山赵先生汸行状》较为详尽。据《行状》，赵汸先世本陇西人，唐末避兵迁居新安海宁之龙安里，从此定居下来②。
祖象元，才识超异，元初授杭州仁和令，未到任便卒于扬州。父克明，孝友敦厚，乡里有“善人”之称。赵汸为幼子，生于元延佑六年(1319)，《行状》说:自孩抱闻读书辄能成诵，及就外傅，读朱子《四书》疑难不一，师告以初学毋过求。意辄不释，夜归取《文公大全集》《语录》等书翻阅，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厉志圣贤之学，不事举子业。少长遍诣郡之师儒，遂有负笈四方之思。鬻恒产以为裹粮执贽之具，亲友或议其非，弗顾。③至元三年(1337)，赵汸19岁，闻九江黄泽杜门着述，遂往拜师求学。时黄泽年近80，贫无立锥之地，而穷经之志不辍。其学以积思自悟为主，故其教人引而不发，使其自思。一再登门，乃得授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至正元年(1341)秋，第二次往九江从学，居二年，得口授六十四卦义与学《春秋》之要。并由此获教，知讲学而不切于己，治经而不究其事，算不上闻道。至正四年至临川虞集处拜师，在虞家从学一年。至正六年，再往九江，黄泽已经去世。归来筑东山精舍，虞集有《东山精舍记》，转述赵汸之言云:
汸蚤学于乡，所求朱程之绪余者，诵习经训，辨释其文义之外，无以致力焉。恐终身不足以知至，毕世不能以意诚，古昔圣贤师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切尝思之，以求涂辙之正，至于道南之叹而有感焉。
……其所学者何学?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谓潜思力行，任重诣极者，亦将何所底乎?此精舍之作，所以愿尽心焉者也。①自精舍成，四方学者尊之为东山先生。又，清初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称，元末动乱中，赵汸辅元帅汪同起兵保乡井，授江南行枢密院都事。赵汸从书斋里走出来是为了保卫家乡，并非为了做官，故辞而不受。为此结茅于星溪之古阆山。山在星溪上游，高寒深阻，人迹几绝，在这里潜心着述。至正二十二年春回东山，才知朱元璋开府金陵，徽州已附属六年。有司屡奉命征辟，皆以疾得辞。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下诏修《元史》，次年八月书成，李善长《进元史表》中，赵氏即名列修史的十六儒士中。赵汸不愿出仕，回休宁后不到一月就去世了，年仅51岁。
从《行状》可知，赵汸的学术师承有二:一为九江的黄泽，所学主要是《易》与《春秋》，尤以《春秋》所得为多。黄泽，字楚望，为学以独立思考自悟为主。赵汸《黄楚望先生行状》中有详细描述:
先生于经学以积思自悟为主，以自然的当不可移易为则。故其悟也，或得诸幽闲寂寞之余，或得诸颠沛流离之顷，或得诸疾病无聊之日，或得诸道途风雨之中，及其久也则豁然无不贯通。……于是，《易》《春秋》传注之失，《诗》《书》未决之疑，《周礼》非圣人书之谤，凡历代聚讼不决，数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冰解冻释，怡然各就条理，盖由专精积久而后得之。……其说《易》有常变，而《春秋》则有经有权。
《易》虽万变而必复于常，《春秋》虽用权而不远于经，各以二义贯一经之旨。②黄泽认为《周易》《春秋》二经中有孔子的手笔，书中体现了圣人精神，“心术所存，必尽得其不传之旨，然后孔门之教乃备”。有感于当世学者多迷信前儒成说，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每遇此类人，虽问弗答;即便解答也皆引而不发，留有余地令其自思，所以连及门之士也很少能领会他的思想。赵汸回忆当初拜师黄泽，向他请教治经的门径，黄泽只说了一句“在致思而已”。再请问如何致思?黄泽举了“《礼》，女有五不娶”例，其一为丧父长子，注曰“无所受命”，近代学者解说“丧父而无兄者也”，女之丧父无兄的情况很常见，何以见绝于人如此?
明显这是违背常理的事，可见其非先王之意。
他让赵汸姑以此问题思之二三年或七八年，“傥得其说则知先儒说经，其已通者未必皆当，其未通者未尝不可致思也”。汸退而思之，久之悟得这是《春秋》中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之类的事，故《注》曰“无所受命”。以此质于先生，黄泽说:“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经疑义若此者众矣，当务完养而慎思之，毋轻发也。”于是授以《春秋》之要:“楚杀其大夫得臣，此书法也，当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夫人姜氏如齐师，此书法也，当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这个问题困扰赵汸一年多终不得其说，黄泽变换其语启发说:“夫人姜氏如齐师，此书法也，当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内。楚杀其大夫得臣，此书法也，当求之于二百四十二年之外。”
③赵汸由此始悟《春秋》笔削之权之旨，所谓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自伯禽至鲁国亡之《春秋》，即《鲁春秋》，史官相承之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内者，隐公元年至获麟之《春秋》，即六经中的《春秋》。凡一事皆具此二义。这也启发了他后来研究《春秋》的门径。
赵汸的另一老师为临川的虞集。虞集父名汲，与吴澄为友，故集以通家子从吴澄学。赵汸第二次往九江拜谒黄泽后，又往临川谒见虞集，获闻吴澄的理学。时江西宪私试请题，虞集即拟策问《江右先贤名节文章经学》《朱陆二氏立教所以异同》及《孟子策问》三题。这好比是入门程度考试，赵汸一一作文回答，虞集大为称善①。今赵氏《东山存稿》卷二有此三篇长文，并有虞集批语。这样便留在虞集家中学习，虞家有丰富的藏书供其研讨。转益多师使其学问又有了提高。
但学术上对赵汸影响最大的是黄泽，有一事可证。其与吴澄弟子袁明善(字诚夫，临川人)论学多所契合，金居敬说“至论《春秋》则确守师说不变，先生亦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绝不与人谈”②。黄氏之学以《易》《春秋》最为人称道，赵汸继承并发扬光大，说《易》之书有《周易文铨》四卷行世，至于说《春秋》之书更是多达五种。可见赵汸平生为学工夫于《春秋》最深，所着说《春秋》之书亦最多。为何以《春秋》之学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除了师教，还有身体的原因。赵汸与人信中也曾解释:
汸之生也，禀气甚薄，二十五六时风痰之症，积成痼疾，手足头目日渐长大而躯干与两臂独细弱如初，步履极艰，饮食甚少，如耄耋老衰者，其残废不堪人事之日久矣。
迩岁以来，加以寒湿外感，身兼数症，药饵无功。医者厌于调治，友朋倦于馈给。……然汸所以得虚誉于时贤者，盖亦有说，早岁获见一二前辈，于经学稍知用心，既而以久病故仅守《春秋》一经，其他经皆不能复更。读史书仅考《左氏传》亦不能记诵，其他自《史记》而下，治乱成败之说，皆力不能及。盖以久病早衰不能勉强，非自弃也。③这虽是回绝当局强其出仕的话，然也系实情。赵汸以一羸弱半残之躯，在学术上取得惊人的成就，固然是本人刻苦自励所致，也与所遇明师关联甚大。纪昀说得好:“有元一代，经术莫深于黄泽，文律莫精于虞集。汸经术出于泽，文律得于集。其渊源所自，皆天下第一，故其议论有根底……在元季亦翘然独出。”④
章节二
赵汸《春秋》学的著作，其本人在致宋濂等友人书中谈及“《春秋》纂述大意”时列举四种。
门人金居敬在《春秋师说》总跋中也说:“《春秋赵氏集传》十五卷、《属辞》十五卷、《左氏传补注》十卷、《师说》三卷，皆居敬所校定。”
⑤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明史·艺文志》同。《属辞》《补注》《师说》，赵汸生前已刊行，《集传》则去世后才由学生补足定稿，有明嘉靖刊本。康熙年间刊刻的《通志堂经解》即收入此四种。朱彝尊《经义考》则着录五种，多《春秋金锁匙》一种。《四库全书》“春秋类”全部收录此五种。
这样看来，赵汸的《春秋》学着作共有五种，殆无疑义，唯各家着录甲乙次序颇不同。窃以为金氏所列各书次序是按“校定”先后，非其着述先后次第而言。明确各书撰作次第，对于研究赵氏《春秋》学大有帮助，从中可窥其研究途径与方法。今以赵氏寄宋濂信中所述“春秋纂述大意”与金氏跋文互相考核而定其着作顺序。
第一种是《春秋师说》。赵汸早年首次负笈九江从黄泽学，金氏说“尽得其所举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所辑《春秋师说》盖始于此”。
可见赵氏《春秋》学着作中《师说》是最早的一种。之所以题曰“师说”，表明其所出之由，以示不忘师教之意。四年以后，“复念黄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传可惜也。复如九江，黄公乃授以学《春秋》之要”。这一次赵汸在九江居二年，所获更丰，除问《春秋》疑义外，还从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辞大义。五年后再往九江欲与老师商讨疑义，而黄泽已去世。
赵汸在与友人宋濂等人信中谈到，“《易》学既难着手而《春秋》微言颇有可思者，乃摭取诸书中说《春秋》处，参以所闻，辑为《春秋师说》三卷”①。《通志堂经解》本卷首有《春秋师说题辞》，为文渊阁四库本所无。《题辞》中说:“乃即前诸书中取凡为《春秋》说者，参以平日耳闻，去其重复，类次为十有一篇，分为三卷，题曰《春秋师说》。”
②文末落款为“至正戊子八月”，即为至正八年(1348)。这当是就刊刻年代而言，写作则还在此前。虽说以师说为主，其中也包含师徒两人研讨的成果。这是赵汸研究《春秋》过程中的起步阶段。
第二种是《春秋左氏传补注》。赵汸《春秋纂述大意》说:“黄先生论《春秋》学以左丘明、杜元凯为主。”在老师黄泽的启发下，独立思考了十几年，悟得孟子论《春秋》之言，便考三传及诸家之书，而具知其得失异同之故，反复推明，又复数载，终于成一家之学。《春秋集传序》中明确指出后世学《春秋》，能知历史事件的本末，是依赖了《左传》，故取《左传》为之补注，“欲学者必以考事为先，其文与义则三传而后”。也就是说，欲求《春秋》大义，必先弄清历史事件。赵汸认为“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词说经者其刻深辩急之说皆不攻而自破”。历代研究《春秋》名家无虑数十家，求其论笔削有依据的`唯宋代陈良傅的《春秋章指》一书，遂合杜预《左传注》考之，将陈氏《章指》附于《杜注》之下，取其长而舍其短。这就是撰作《春秋左氏传补注》的由来。通过这番工作，悉悟传注得失之由，而后笔削义例触类贯通，纵横错综，各有条理。这是赵氏《春秋》研究中的第二种着作，属于基础研究工作。
赵汸研究《春秋》的第三种着作是《春秋集传》，在上述两种着作的基础上所做的综合性研究。《春秋集传序》中说:《春秋》，鲁史策书也。……吾鲁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职而修之……凡史所书，有笔有削，史所不书，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则史，史主实录而已。《春秋》志存拨乱，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来鲜有能推是说以论《春秋》者，盖其失由三传始。
《春秋》制作之原，自以孟子说得最清楚。
惜孟子以后此义逐渐湮没。《春秋》三传，《左传》以史释经，不知笔削之义;《公》《谷》阐释经义是其长，然不知《春秋》“其文则史”之义。宋代陈良傅以《公》《谷》为主，参以《左传》，其法较诸家为善。不足的是以左氏所录为鲁史旧文，而不知策书有体。殊不知左氏书首所载不书之例皆史法，非笔削之旨。《集传》要解决的问题是探索《春秋》制作的本意，以及孔子的经世之志。据门人倪尚谊《后序》，此书初稿撰作始于至正八年(1348)，从时间上看正是刊定《师说》《补注》后从事的另一项着述。此书一再删削，迄至正十七年成编。初稿完成后，觉得不满意，有些问题如“日月之说”仍未讲通。此后从《礼记·经解》悟得研究《春秋》当用“属辞比事”法方行得通，于是有《春秋属辞》之作。
拟《属辞》完成后，再作修改定稿。从至正二十二年开始重新修订《集传》，方改至昭公二十七年，以病搁笔。赵汸去世后由门人倪尚谊补足编定③。可见《集传》撰写在前，但定稿却在《属辞》后。
第四种《春秋属辞》。这是赵氏《春秋》学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也是其学术思想成熟的标志。赵氏本人对此书的特色也有说明:今汸所纂述却只是属辞比事法，其间异同详略，触类贯通，自成义例，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然后知以例说经，固不足以知圣人为一切之说，以自欺而谩无统纪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属辞》名书而序文具见微意，明不可与《释例》《纂例》等书同论也。
①信中表现出对《属辞》一书极为自信，提醒友人勿与晋代杜预《春秋释例》、唐代陆淳《春秋纂例》等量齐观。此书与《集传》关系密切，赵氏自云《属辞》是先考定史法，以明圣人笔削之权;《集传》是推原事情世变，以达圣人经世之用，二书各有所主，互相发明，而后经意乃备。
第五种《春秋金锁匙》一卷。赵氏在《春秋纂述大意》信上未提及，金居敬校定群书也无此书。但从内容看，显然是从《属辞》中摘取事迹相近者，以类相比，分为105条;条下各为解说，何为圣人特笔?何为《春秋》大例?性质类似《属辞》的简明本，为赵氏《春秋》学纲领性的著作。考文集有《与朱枫林先生允升学正书》一篇，内云:“《春秋》疑义难决，有自来矣。所谓事大体重，人微言轻，一过目未极底蕴便欲决其是非，此黄先生所以宁终身不以示人也。若小子则不然……择其大有关系者得百十条设为问答，以附书后，则一得之愚可以自见，而经旨明矣，岂不快哉。”
②朱升字允升，号枫林，年辈属“乡先生”，当年曾同往九江问学。前见赵汸《集传》序文，即云“春秋之说定于此矣”，后见《属辞》乃手抄一部，点抹甚精，脱误处亦时窜定，为赵汸讨论《春秋》的良师益友。此处所云书后所附百十条，疑即为《春秋金锁匙》。果如是，则原非单行之书，后人另拟书名抽出别行也未可知。事实究竟如何，只有存疑待考。
从以上着作撰作次第，可以看出赵氏研究《春秋》的途径是循序渐进式，先做基础工作，后上升到提炼总结工作，方法上值得后人借鉴。
章节三
《春秋属辞》是赵汸的代表作。宋濂《序》中称赞“发千古不传之秘”，谓赵汸以前的《春秋》学研究经历了“五变”:其始变也，三家竞为专门，各守师说，故有“墨守”“膏肓”“废疾”之论。至其后也，或觉其胶固已深，而不能行远，乃仿《周官》调人之义，而和解之，是再变也。
又其后也，有恶其是非淆乱，而不本诸经，择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变也。
又其后也，解者众多，实有溢于三家之外。
有志之士，会粹成编，而《集传》《集义》之书愈盛焉，是四变也。又其后也，患恒说不足耸人视听，争以立异相雄，破碎书法，牵合条类，哗然自以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实之，是五变也。③“五变”纷扰不定的原因，在于没有区分经文史法不同，这就造成了后世着作愈多而歧异愈大，《春秋》之旨愈晦的局面。赵汸的《属辞》着于五变之后，明确区分二者的分别，所以能够“直探圣人之心于千载之上”，成就远迈前儒也就不奇怪了。赵汸与宋濂、王祎的信上也说:
此经唐宋说者虽多，大抵有二途:一曰褒贬，一曰实录。褒贬之法每相矛盾，其说自不能通。而实录只是史官之事，与孟子说《春秋》处不合，诸家各以其意立论，言人人殊，既失事情又昧书法，故黄先生一切断以虚辞。必经旨既明，义例既定，然后可择其存者存之。
④既然用“褒贬”“实录”的途径皆不足以明《春秋》之旨，就须探索新的途径。赵汸为此“竭精毕虑，几废寝食，如是者二十年”，终于从《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一语中，悟出《春秋》之法在于属辞比事。赵汸《春秋属辞》自序中说:六经同出于圣人。《易》《诗》《书》《礼》《乐》之旨，近代说者皆得其宗。《春秋》独未定于一，何也?学者知不足以知圣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圣人既作六经以成教于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独与《五经》不同，所谓“属辞比事”是也。盖《诗》《书》《礼》《乐》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观阴阳消息，以见吉凶，圣人皆述而传之而已。《春秋》断截鲁史，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权，与“述而不作”者事异。自弟子高第者，如游、夏尚不能赞一辞，苟非圣人为法以教人，使考其异同之故以求之，则笔削之意何由可见乎?
此“属辞比事”所以为《春秋》之教，不得与《五经》同也。
①在赵汸看来，儒家六经中，其他五经经过历代学者的研究，都有宗旨可寻，唯独《春秋》不同。究其原因，《春秋》乃是孔子在鲁旧史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有笔有削。
另一原因是，《春秋》有三传，学者各尊一是，不能会通。《左传》去七十子之徒未远，虽博览遗文，略见本末，而于笔削之旨无所发明。
这就是所谓“知不足以知圣人”，说到底还是不了解《春秋》的“属辞比事”之教。《公羊传》《谷梁传》解经，重点在探究《春秋》的书法问题，即在哪些事要“书”、哪些“不书”上做文章，以此显示讥刺、褒贬之例。为此，他批评说: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在史官者，则丘明作《传》;在高第者，则一再传而为公羊高、谷梁赤;在史官者则得事之情实而义理间有讹，在高第者则不见事实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义理则间有可观，而事则多讹矣。
②又如三传多异同，则须详考事实，不为曲说所蔽。
《春秋》当详考事实，以求圣人笔削之旨。而三传去圣未久，已多异同。如鲁隐公不书即位，《左氏》《公羊》以为是摄，《谷梁》以为让桓不正。三者所见各不同。君氏卒，《左氏》以为隐公之母，二传以为天子之卿夫人。子氏薨，一以为惠公妾母，一以为桓母仲子，一以为是隐公之妻，遂使三世母妻不辨，汩乱人伦。说《春秋》之最谬，未有甚于人伦不辨者。……其间非无正说，但为曲说所蔽耳。③唐代的啖助、赵匡已指出《左传》是据各国史策遗文编次而成，又广采当时文籍，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陆淳本二氏之说作《春秋纂例》，开“《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先河。宋代以来此风大盛，陈傅良《春秋后传》已知从《春秋》之教“属辞比事”入手，然皆泥于褒贬，不能推见始终，则圣人之志还是不甚了了。此外，程张邵朱四先生虽知圣人之志，也未从“属辞比事”入手。这就是其他各经的“微旨”所以暗而复明，唯独《春秋》郁而不明的原因。所以说《春秋》之义不明，是由于学者“知不足以知圣人”，是不明《春秋》之教的缘故。
赵汸明确提出，欲通《春秋》，了解孔子的制作之意，必须通过“属辞比事”的方法才能找出《春秋》的义例，进而通晓《春秋》大义。赵汸又认为，《春秋》本来就是根据鲁史成书，所以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三传中《左传》记载史事最为详明，故从《左传》中考鲁史遗法。《左传》不明经义，则从《公羊》《谷梁》
二传中探求。因悟三传而后，诸家纷纭之失不越此二端。于是，离经辩类，析类为凡，发其隐蔽，辩而释之，作《春秋属辞》十五卷。复推孔子笔削之旨，发凡起例，将全书分为八篇。
该书八篇的命名也是有用意的。赵汸自己解释说，《春秋》原本于鲁国旧史，孔子虽作了笔削，而一国之纪纲本末大体仍具。这中间有笔而无削的地方，就是原来《鲁春秋》的旧样，故第一篇名之为《存策书之大体》。第二篇为《假笔削以行权》，意思是圣人拨乱以经世，而国书有定体，非假笔削无以寄文，故此命名。第三篇是《变文以示义》，是说事有非常，情有特异，虽笔削有不足以尽其义者，于是有变文、有特笔，而变文之别为类者，为辩名实、谨华夷。
意即通过变文的形式揭示《春秋》的大义。第四篇《辩名实之际》，第五篇《谨华夷之辩》，第六篇《特笔以正名》，意义如篇名所示。经过这么分析，《春秋》“上下内外之殊分，轻重浅深之弗齐”，应该说是比较完备了。为了使六义无微不显，则以日月之法来区而别之，故第七篇命名为《因日月以明类》。第八篇《辞从主人》，是说辨正是非的依据，皆从史文出发，特笔也不过数简，所以说“辞从主人”①。另外，八篇的立论观点何者是本于前人师说，何者是自己创见，与友人书中也有说明:
第一篇与末篇即是黄先生之意，考之经传并不见笔削之迹。第二篇笔削之旨，乃本二传、陈氏，择其所当存而补所未备。
第三篇至六篇，间有先儒之说而《后传》之指居多，或辨其所未然。第七篇发机于二《传》、何氏及西畴崔氏。然黄先生日月例亦只守孟氏之说，尝取林少颖谕日月二篇置《六经补注》中，亦不甚取《后传》，不全废褒贬。所取三传义例，今皆不能尽合。
譬如适国都者，其道路行程轨辙一遵指授，至于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只合据今日所见言之，乃为弗畔尔。②我们不妨先看第一篇《存策书之大体》，以见其继承师说的基础上而又有发挥创新。赵汸说，策书是国之正史。《左传》定公四年，祝佗谓鲁公分物有备物典策。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班固《艺文志》因谓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
杜预也以备物典策为《春秋》之制，而孔颖达《左传正义》以为若今官程品式之类。总之，皆谓鲁之旧史中有周公遗法，自伯禽以来，无大丧乱，史官前后相蒙，非他国可及。然古者非大事不登于策，小事则简牍载之，所以说是国之正史。以《春秋》所记载的标准来说，西周未乱之时，登于策上的大事，不过是公即位、逆夫人、朝聘会同，崩、薨、卒、葬，祸福、告命、雩社、禘尝、搜狩、城筑之类的事，一国的纪纲本末都在其中，善恶亦存其中。策书大体不外乎如此而已。
但东迁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周王室日益衰微，诸侯背叛，外夷纵横。诸侯国内，大夫专政、陪臣擅命，于是伐国灭国、围入迁取之祸交作，弑君、杀大夫这些以前没有的事常常发生。策书常法已不能适应新的变化，故孔子断自隐公，有笔有削，以寓其拨乱之志。孔子的《春秋》是当代史，首先要使其不失鲁国正史的旧规，这就是“存策书之大体”的意思。孔子所做的工作是有笔有削以行其权，有笔无削以存其实。但《左氏》不知有笔削之旨，《公羊》学者又以《春秋》为夫子博采众国之书所成的一代通史，于是褒贬之说盛行。又有人以为《春秋》有贬无褒，有人以为《春秋》所书者皆非常事，而常事往往不书。甚至有以“黜周王鲁”、“用夏变周”为非常异义。凡此种种，失在不知有存策书大体之义。为此，赵汸归纳了以下几种情况:
一为“嗣君逾年即位，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如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襄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赵氏归纳总结“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的情况共有七次。
这些嗣君继位后要举行告朔、到周天子处备案等，策书要写上“王正月”。赵氏说:古者天子建诸侯皆得世其爵，践其位，臣妾其民人，皆有史官以记一国之政令，而奉天子之正朔，故诸侯薨，既殡，嗣子定位于柩前。逾年正月朔日，乃先谒庙，以明继祖，还就阼阶之位，见百官以正君臣。国史因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而近代以来学者对此问题的解释往往不同，有的认为《春秋》是以夏时冠周月。赵汸指出，一年有四时，始春终冬，以成一岁。三代虽正朔不同，而正月之必为岁首。岁首之为孟春，其序皆固定不可变易，也就是说改正朔而不改月。《春秋》书月又书时，为夫子特笔者，盖古书乃简牍记言之体，得以从略。《春秋》策书，国之正史，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是三代正史的遗法。
二是“不行即位礼，不书”。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庄公元年春，王正月;闵公元年春，王正月;僖公元年春，王正月。赵氏归纳《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的情况有四次。
至于其原因，赵氏解释说:若《春秋》书隐、庄、闵、僖是也。隐摄君位，不行即位礼。庄、闵、僖以继弑君，不行即位礼。桓、宣亦继弑君，而行即位礼者，桓、宣躬负篡逆，欲自同于遭丧继位者以欺天下后世也。盖即位乃已见群臣，故有所隐避，则其礼可废，朝庙、告朔乃新君见祖祢，奉王教之始，礼不可废也。此在周人必有故事，鲁史修辞亦有成法，故杜氏、啖氏据《周书》与《春秋》经传定着其说如此。
①以上四公没有举行即位礼，是特殊原因造成的。未行即位礼，则《春秋》不写“即位”。虽未行即位礼，但朝庙、告朔一类礼仪还是少不了，所以要写上“王正月”。所谓特殊原因，就是“庄、闵、僖以继弑君，不行即位礼”。而《左传》的解释却说，隐公不书即位，称为摄;庄公不书即位，称是文姜出之故;闵公不书即位，是因为国内有乱;僖公不书即位，是说公外出的缘故。赵汸批评《左传》这些解释是不举其大，反而举了一些细小的事来解说，以致经义不相通，遭到后世学者的攻击。宋代刘敞《春秋权衡》已指出其说之不可通，刘敞又批评杜预未晓《传》文，《传》曰不书即位者，固言仲尼不书也。
若云隐、庄初不即位，《传》当但云“公不即位，摄也”，“公不即位，文姜出故也”，不当云不书即位，不称即位。且杜氏注定公元年无正月说，公未即位，则不得书正月。何以隐公等初年不即位，反书正月，自相矛盾如此?由此可知，赵汸基本上是同意杜预不行即位礼，故策书不记载的说法，而有所变通。再如庄公“元年春，王正月”，赵汸认为不如《谷梁传》的解释有道理。
《谷梁传》说“继弑君不称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不忍即位也”。认为此说必有所传，惜学者不能体会。即位一事，书亦有罪，不书亦有罪，以致经义愈解释愈不通。
《春秋属辞》全书十五卷，“存策书之大体”却有七卷的篇幅，下又细分131目，由此可见此为其重点。正如宋濂《春秋属辞序》中所说:“集杜、陈二氏之所长，而弃其短，有未及者辩而补之。何者为史策旧文，何者是圣人之笔削，悉有所附丽。”也就是说，赵汸的书是以晋代杜预的《春秋释例》、宋代陈傅良的《春秋后传》为本，在二家的基础上又有所补正。其旨在辨明哪些是史策旧文，哪些是经孔子笔削过的，体现了孔子的意图和思想。目的是以此纠正前人穿凿附会的毛病。赵氏文集中《答赵伯友书》说:“属辞比事法，无一义出于杜撰。”《与梁按察书》也提到“其间所列笔削义例，稽经考传，悉有据依”②。可知《属辞》是其一生得意之作。
《春秋属辞》与其余四种构成了具有赵氏特色的《春秋》学完整体系，探索的范围也极广泛。如“史例”和“经义”问题，赵氏《春秋集传序》云:左氏有见于史，其所发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释经，是不知笔削之有义也。《公羊》《谷梁》有见于经，其所传者，犹有经之佚义焉，故据经以生义，是不知其文之则史也。
赵汸分辨“史例”与“经义”，从此又分辨史学与经学的区别。这方面的见解虽多本于朱子，然强调经与史不可绝对割裂，要明经书大义，必先考校史实。唯其如此，方可通《春秋》。
《春秋》固是经，然本是记事，且先从史看。所以如此说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书法。事情既得，书法既明，然后可以辩其何以谓之经，何以谓之史。经史之辩既决，则《春秋》始可通。而凡古今之曲说异端，不待致诘而无所遁其情矣。
①由此可见，他承认《春秋》是经，但实质是记事，故须从史的角度入手。三传中以《左传》为主，由《左传》考索事情，再参考《公》《谷》求书法。
又，关于《春秋》“例”的问题。一说主《春秋》有例，如杜预《春秋释例》便是。一说《春秋》随事笔削，绝无凡例。自宋代洪兴祖提出“《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学者多从之。至黄泽又提出新说，谓“鲁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也”②。黄泽仅是发凡而已，实际探求大为不易。赵汸正是用“属辞比事”的方法，尝试探求《春秋》义例，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正可谓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综上所论，我们基本可以断言赵汸的《春秋》研究是经义辨析与史学考证并兼。他强调孔子因时代不同，故《春秋》中有笔有削，寓其拨乱之志。不同意后世所谓的“断乱朝报”，肯定了《春秋》的思想性。他批评《左传》不知有笔削之旨，《公羊传》则过多讲褒贬之说。这些见解都极有见地，非如流俗人云亦云。如詹烜《行状》所称:“新安自朱子后，儒学之盛，四方称之，为东南邹鲁，然其末流或以辨析之义纂辑群言即为朱子之学。先生独超然有见于圣贤之授受，不徒在于推究文义之间，故其读书一切以实理求之，反而验之于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
③我们同时又看到，赵汸过分注重《春秋》“存策书大体”之义，批评指摘《公羊》一派学者中讲“黜周王鲁者”、“用夏变周”为异论，殊不知这些命题正是“春秋公羊”学说中的核心问题，离开了这些问题也就不成为“春秋公羊”学说了。赵汸的《春秋》学对清代常州的庄存与影响极大。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正是在赵汸《春秋属辞》的启发下写作的，其开篇《叙目》明确说:“存与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辄不自量为隐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④庄氏《春秋正辞》被视为清代复兴《公羊》学的第一部着作，而这一切不能不追溯到赵氏《春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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