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生命冲动
叙事的生命冲动
叙事学主要源于西方并在西方文论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文学的六因素中，情节就居首位，情节就是叙事之事。然而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它还很年轻。1969年托多洛夫第一次提出“叙事学”（Narrotology）的概念， 从此这门学科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叙事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达到高潮。它成为文艺理论这个大家庭最年轻，同时也是最朝气蓬勃的成员。叙事学兴起的源头是二十世纪西方两大哲学思潮之一的科学主义。“所谓科学主义，是以自然科学的眼光、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世界的哲学理论，它把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的认识论根源都归结为数理科学，强调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科学性。”[1](P2) 在诸种学派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对叙事学的影响最为深刻。早期的叙事学家都极力去寻找众多叙事作品的共同结构。法国著名文论家和批评家罗兰•巴尔特曾就断言：“该叙事作品与其他叙事作品共同具有一个可资分析的结构，…… 到哪里去寻找叙事作品的结构呢？无疑是在叙事作品里。”[2](P475) 然而后期的叙事学家们开始质疑这种文本的内在结构。他们认为文本作为一个能指场，其所指意义并不完全附着于它，重复阅读同一文本，可以看到文本的不同侧面。罗兰•巴尔特的转变便是明证，在其名著《S/Z》中，他对早期叙事学的这种单一的结构模式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评，并指出其理论的局限性：“在单一的结构中，见出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为了检核），再反转来，把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3](P55) 于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的叙事学理论开始形成，即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学理论，集中体现了一种转变，正如美国叙事理论家戴卫•赫尔曼所说：“最根本的转换是从文本中心模式或形式模式移到形式与功能并重的模式，即既重视故事的文本，也重视故事的语境。”[4](P8) 英国的叙事理论家、曾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则更明确指出：“后结构主义……逐渐认识到无论阅读是怎样地客观与科学，阅读的对象总是由阅读行为所构建的，而不是在阅读中所发现的叙事作品的内在结构特征。”[5](P4) 由此可见，西方的叙事学研究已经开始由文本内向文本外、由形式到形式与内容并重，由作者向读者的转向，这使得叙事学的研究日益呈现跨学科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赫尔曼近编的各种叙事学著作，其名称已由原来的单数Narratology变为复数的Narratologies，这无疑旨在强调叙事学研究中的'方法多样性和跨学科性。另外的例证是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和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创建的“历史叙事学”在西方史学界和文艺批评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理论“在史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看到了亲和性和相同点，从而把二者结合起来，跨越了二者之间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学科界线，构成了一种空前的跨学科研究。”[6](P1)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叙事学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掀起了高潮，但总体来说叙事学的系统性专著并不多，且叙事学的理论一般都局限在西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传统叙事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的分析研究往往囿于小说文本，对于非小说类的其他文本的叙事分析涉及很少，对于当代叙事学研究的转向性和跨学科性关注不够。有别于以上情况的是，杨义先生的《中国叙事学》开创了借鉴西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的先河，作者认为中国叙事学“不一定如同某些西方理论家那样从语言学的路径开拓思路，…… 在以西方成果为参照的同时，返回中国叙事文学的本体，从作为中国文化之优势的历史文化中开拓思路，以期发现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也许相当一些侧面为西方理论家感到陌生的理论领域。”[7](P9) 在国内叙事学研究有着相当影响的北京大学申丹教授，在其主编的“新叙事学”译丛中指出：“近年来叙事学理论研究的复兴，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目前叙事家们在分析文本时，一般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作用。…… 其三，注重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多的叙事理论家有意识地从其他派别吸收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围，克服自身的局限性。”[8](P2) 曾经师从荷兰著名叙事理论家米克•巴尔的谭君强教授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审美叙述学的称号，即：“要从审美意义上来对众多的文化产品进行叙述学的研究。从这个切入点出发，可以将审美文化叙述学简单地称之为审美叙述学（Aesthetical Narratology）, 以强调其审美的价值意义。”[9](P238)
以是上国外国内在叙事学研究上的最新动态，他们的多种说法对我触动很大，在辩正理解他们观点的前提下，我想自己下一步是去做一些具体的论证性研究工作，不光停留在提看法的阶段。
通过三年的学习，在导师的指导和启发下，我对叙事学的系统知识进行了整理和梳清，及时地总结和归纳了一些研究的心得和体会，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科研论文六篇，其中有五篇是直接与叙事学的研究有密切关系的，分别探讨了叙事学中的“情节、叙事聚焦 、叙述者、人物、时间变形”[10]，其中《变形与美化 论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差别及其意义》发表于美国《华文精撷》(Chinese Culture)2003第十期上，是本学位论文的主体之一，以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为切入口，探求叙事中的美学意义，学位论文本是按照此一思路发展下去的，后因我考博，阅读了存在主义美学、接受美学、诗学解释学等方面的著作，对文学的主体间性、审美反映论、文学的人学观、文学的价值论、实践论等文艺学的理论观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觉得以前的思考尚不够深刻。海德格尔认为：“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植根于正确看出了的和正确解说了的时间现象以及它如何植根于这种时间现象。”[11](P22) 因而，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及其意义，不仅停留在变形与美化的层面，而且进一步展现为对生命的体验、阐释并最终确立存在意义的深化过程。基于这种认识，我将题目改为《为叙事寻找生命——论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关系及其意义》，笔者力图要向读者阐释的是：“叙事是人类生命存在意义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