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抽象抒情期”的文化阐释视阈
沈从文“抽象抒情期”的文化阐释视阈：“人类”意识及其人类本体
本章内容提要：沈从文作为二十世纪卓然独立的优秀作家，他的创作思想的成熟有一个过程：从创作初、中期的湘西文化本土阐释到创作后期的国家民族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再提高到创作晚期的人类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他的创作思想和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达成同步同构、相佐相证。在创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1938——1946年），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把关爱人类的生存及其发展作为旨意，体现了强烈的“人类”意识。本章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沈从文的文化阐释视阈中的“人类”意识、人类代言人的文化身份与人类本体论的创作思想进行理解和再阐释。
历经磨难的人类走到今日，终于奏出和平与发展的主调，异质文化多元互补交相融合，由对立、冲突走向和谐，之间的交流互补终于成为人们的共识，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已被普遍接受。在这种文化共识被普遍接受的广袤背景之下，沈从文的文化思想为当下多元文化的冲突与整合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参照，因此他的文化思想的现实意义愈发凸现出来。在他的创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1938——1946年），沈从文在对城市——乡村、中心——边缘、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儒家理性文化——古楚感性文化、强势文化——弱势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等二元对立进行自觉的文化反省、批判时，他已站在“人类”的视野之下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分析。他认为，这些二元对立的文化间的差异不能视为不可逾越，而应视之为文化多样共存的基础，从而使文化的二元对立走向文化的交融互渗。这样，我们可以把沈从文的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阐释作为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先声。由于他站在跨民族文化、国家民族整体文化甚至人类整体文化的高度，沈从文的这种多元互渗整合文化观便具有一种世界性。比利时学者J•雷米在倡导文化双向对比而交流时强调“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因素，而各种文化又包含着各自的特色。文化交流中的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结合导致这样一种结果：边界这个概念不再被视为一条鸿沟，而被看作是各种文化的边缘。边界成了一个中性地带，在这里，文化交流得以顺利进行。”[76]在这种文化对比、互渗交融的文化接受语境之下，沈从文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的世界性、文化观的深邃性逐渐被人们发现和认识。沈从文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世界性、文化观的深邃性具体体现在他持有强烈的“人类”意识，成为了人类整体文化的代言人。作为以人类为本体进行文化理解、文化阐释的一个高级阶段，沈从文在他的创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真正实现了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整体突破与融合。具体地说，他在经历从创作初、中期的湘西文化本土阐释到创作后期的国家民族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后，终于提高到创作晚期的人类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
5、1 沈从文文化阐释视阈中的
“人类”意识和人类代言人文化身份
有学者认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超越自身的象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人类历史舞台的缩影。”[77]“他的湘西成了国家问题背景下的乡土中国之代表以及考察人类心理和精神问题的微观世界”[78]沈从文的创作之所以具有世界性，就其思想内涵的深度而言，在于其实现了对人及人类的执着的终极关怀，渗透着“人类”意识。“人类”意识是一种全人类性的价值观。“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就是人类为了自身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所普遍形成的信念是人类公认的价值原则和行为准则，反映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需求，因而它具有普适性，可以为全人类共享”。[79]这种“人类”意识，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本人文价值取向和基本的人文素养，但在沈从文的创作时代，它却受到了种种非难，被斥之为抽象，或加之以人性抹煞阶级性的罪名。沈从文不改变初衷，他的价值取向始终指向人，指向人类这一终极目标。他担当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这种真正使命是“高度关注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过程。”[80]这种“人类”意识从思想方向主导着沈从文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应该说，这也是沈从文契合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超越时代、超越一般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原因之一。
沈从文的创作思想走向和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转换是一致的。沈从文的文化理解及阐释的视阈是从湘西本土文化到民族国家整体文化的提升，文化身份由特定民族到中华民族身份的确立，与其文化身份、文化阐释视阈转换同步的创作思想也在进一步走向升华；他逐步突破了自己的华族视野，走向“人类”意识的自觉，成为“人类”的代言人。沈从文具有强烈的“人类”意识，以“人类”的代言人作为其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身份，他始终坚持以人的方式理解人的存在，去关爱芸芸众生中人类的情爱、意识、理想所表达出的各种生命形式、生存的本真状态和终极价值。因此沈从文对人类怀有“不可言说的温暖”、“洞彻心肺”的同情，还有他钟情于人类未来理想之境所持有的坚韧不拔的生命理念。而沈从文的“人类”意识正实现了对湘西本土、中华民族国家的群体、阶级的超越，把人看作是“类”的存在，这是一种“世界主义意识”。文史学家发现，在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进化论为主的人类学思想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培育出了空前的“世界主义意识”。在鲁迅、茅盾、周作人、郑振铎等人着手编辑的“世界文学大系”收集、翻译、研究多国神话、童话小说的背后，可以看到受进化论影响而孕育出的世界一体的观念的历史人类学、心理学等新领域在中国文化各个层面的广泛拓展，都有助于鼓舞这个信念：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比之将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的种族或民族来判断，是一种更进步、更明智的思想方法，这是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普遍信念，并且在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中也反映了出来。[81]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的学问”，也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从早期的关注原始文化走向关注后来的现代人的生存，又从关注现代人的生存走向关注现代人的灵魂世界，这就是人类学本身的历史进展与深层向度。两相比较，沈从文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及其创作思想的转换是和人类学学科本身进展的历史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人类学宽阔视阈普遍拓展的文化接受环境下，沈从文的文化阐释视阈已经超越了湘西文化本土立场，走向了对国家民族文化甚至全人类整体文化的反思、批判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