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生命意识与文学审美观
“三曹”生命意识与文学审美观
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13][P208]乱世对人类生命的压抑和摧残，是文人内在生命情绪勃发和生命意识觉醒的契机。因而，魏晋时期成为中国文人生命情绪勃发和空前浓重的时代，生命意识高度自觉与张扬的时代。文学是人的生存状态最为具体而真实的写照，因而魏晋这一时期的文学自然要“具体而真实”地表现生命或生存的本身，直接表现出生命的境界。生命意识的觉醒构成了六朝美学演进最重要的文化基础。而首开魏晋文学生命主题风气的当属汉末魏初的建安文学。“五言腾踊”[14] “梗慨而多气”[15] “俊才云蒸”[16]的建安文学，涌现出一批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才华横溢、含珠吐玑的卓才异士。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魏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王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17]，作为统治阶层的曹氏父子三人引领群雄，“纵辔以骋节”[18]七子“望路而争驱”欣逢“招才之嘉会”[19]呈现一片“彬彬之盛”[20]的局面。建安文学使人生的感喟成为时代的普遍题材、士人的共同歌唱。士人对人生的留恋，对死亡的焦虑，导致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苦苦思索和追问：“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21] “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22] “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23]而最先奏响建安文学的时代性主调的又当属曹氏父子：“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24] “四时舍我驱驰”，“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25]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飞吹尘。”[26]曹氏父子把自己的生命意识溶入作品中，在建安时期以恢弘的慷慨之气和悲壮的英雄风色为后世留下了激荡千秋的慷慨悲壮之咏，“伤时悯乱”而不失豪迈之气，激扬文字而常带风云之色，饱经忧患而不坠青云之志，在感慨时世艰难之上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生命之悲，凸显出一种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开启一代自觉之文风。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构成了“三曹”作品的深层的审美特征。“三曹”的作品因其凝结了深层的审美主体体验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观照和体悟而成为千古绝唱。与此相应，他们把文学创作看作是其生命形态的外化，是其舒释内心悲剧郁结的方式，是其追求生命不朽的重要寄托，摒弃了传统的文学单一的社会功能，倡导多姿多彩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并身体力行地在诗文创作中自觉地关注生命及其价值，进行人的生命本体的理性探讨，从而形成了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
“三曹”的生命意识无疑受到了《古诗十九首》的影响。但是，与前人相比，他们对生命的关注已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固然也渴望生惧怕死，然而他们对生命的忧患和感悟，对生与死的更为深刻的理性思考，对生命价值更为积极的执着追求却超越了他们的前人。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直接咏唱人生、人情、人性，开一派风气之先河。建安时期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鲜活和绚丽的文学黄金时代。生命意识发展到“三曹”的阶段已从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强烈感受与重视感性生命上升到珍爱生命、追求生命价值的实现的理性自觉，这使生命精神成为中国艺术和审美的文化底蕴。继“三曹”之后，中国文学史上探求生命奥秘、关怀人生境况、抒写生命意识的作品不胜枚举。如阮籍《咏怀》其四中云：“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陆机的《叹逝赋》嗟叹“嗟人生之短期，孰长年之能执！”陶渊明的《自祭文》也悲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更是千古绝唱：“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悠悠往古，姗姗来今，江月无限延续而生命短促不居，警醒人们对生命的珍爱与创造；杜甫《春日江村五首》其一：“乾坤百里眼，时序百年心”这样的时空感知浸透着多么强烈的生命意识；李商隐面对落日西坠不胜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27]“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28]等等。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既是对艺术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哲学精神的演绎，其内在精神中同样饱含着人生哲思和生命意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确而浓重的生命意识。源出于老庄哲学的“虚静”说反映出古代文学理论中所蕴含的人生哲思。“虚静”是文学创作的初始阶段的心理状态。“虚静”以摈弃俗世尘杂，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心理状态，去领悟天地之道的本真，使人类生命的本体与天地精神相契为一，唤醒人类潜藏的生命本能，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发愤著书”说、“不平则鸣”说、“穷而后工”说都揭示了苦闷和愁怨作为生命本体的深层体验能促发巨大的内在生命力，唤起超常的艺术创造力，去探求生命的本质力量和终极价值，因而也是生命意识的体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气”“神”“韵”“味”“趣”“境”“意境”等基本概念和范畴也都蕴含着一种生命精神在内。曹操诗歌中慷慨悲凉的“风骨”所表现出的生命的孤独意识和文学审美观，曹丕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对生命本体存在价值的追问和探求，以及曹植因对生命的眷恋、政治上的失意而“发愤著书”所流露出的文学审美观，都表现出了一种以艺术作为短暂生命的补偿，高度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思想，而使得此后中国文学普遍渗透着一种深层的生命意识并成为至今不衰的传统。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通篇讲作品文气与作者气质之间关系的问题，严羽《沧浪诗话》以“气象”来论文学时代风格，“文气”“气象”“气韵”“风气”“风骨”等用来描述文学作品风格特征的概念，是作家的气质、品格、性情等生命内蕴在作品中的外在展示，是人的生命力度在文学中的特定表现。这种由人及文的评价艺术作品的传统，十分注重人的内在精神与文的外在风格之间的本质联系，体现出一种生命意识，是与曹丕的“文气说”一脉相承的。魏晋六朝文论所主张的“得意忘象”（王弼）、“传神写照”（顾恺之）、“澄怀味象”（宗炳）和“气韵生动”（谢赫）等命题，唐五代书画美学所提出的“同自然之妙有”（孙过庭）和“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张彦远）等命题也都表现出一种生命精神。总之，中国文论要求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应该体现宇宙的本体和生命，不仅表现个别的人与事，而要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以窥见宇宙人生的奥秘；中国文论要求艺术的境界要小中见大，有限中见无限，个别中见一般，表现宇宙人生的气韵、生命，换句话说，体现宇宙之道或人的生命意识。这在“三曹”的文学审美观和作为这种审美观的具体表现的作品中已有着深深的积淀与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