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奇”诗论与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诗学对读
“新奇”诗论与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诗学对读
第一节 “能指”的突显与前置：中西通约之可能
与西方的“陌生化”诗学理论不同，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新奇”诗论更多地散见于文论家，哲学家与美学家的著作中，往往以只字片言的形式存在着，不如西方那么系统和富于思辨。目前学术界也大多认为：在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中并不存在“陌生化”理论，即便有一些关于“惊”、“奇”、“新”、“僻”的论述，也只能算是一种语言文字、修辞学上的技巧而已。然而，在对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中的“新奇”诗论展开论述时，笔者却始终怀有这么一种想法：在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史上没有出现“陌生化”字眼，也没有自觉意义上的“陌生化”诗学理论。但若对中国古典诗学中强调“新”、“异”、“奇”的思想细加考察，这种强调，究其实质，就是一种“陌生化”诗学思维模式，就是一种“陌生化”诗学策略。因为对“陌生化”这一范畴，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字眼上的雷同，而应注重其命意的内在品质与精神。关于“陌生化”的命意，前文已作了详细介绍，但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什克洛夫斯基的话：
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受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你所认识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76][P6]
什克洛夫斯基说得很清楚，所谓“陌生化”，其理论品质与内在精神就在于采用一定的艺术手法，使熟悉的事物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存现于我们面前，从而给我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就是说，“陌生化”强调的是事物的“可感受性”，注重的是事物的“与旧”或“与众”不同。而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中强调“变”、“异”，呼吁“标新异”，也正是希冀通过采用与前在文学话语和日常的机械话语不同的“陌生”话语，将感受前置，从而打破接受主体前在的期待视野，带来出乎意料的感受。中国诗学这种“脱窠臼”、“标新异”的文学策略，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陌生化”诗学思维模式，一种“陌生化”诗学策略。诗语之所以能引人注目，就在于它是一种“陌生化”的语言。对于此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对中西的比较分析，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也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在谈及梅圣俞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时，钱先生就直接将之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相阐发。在《谈艺录》中，他写道：
近世俄国形式文评家希克洛夫斯基（Victor Shiklovsky）等以为文词最易袭故蹈常，落套刻板（habitualization，automatization），故作者手眼须使熟者生（defamiliarization），或亦曰使文者野（rebarbarization）。窃谓圣俞二语，夙悟先觉。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抑不独修词为然，选材取境，亦复如是。歌德、诺瓦利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狄更斯、福楼拜、尼采、巴斯可里等皆言观事体物，当以故为新，即熟见生。聊举数家，山谷《奉答圣恩》所谓“观海诸君知浩渺”也。且明此谛非徒为练字属词设耳。[77][P320-322]
通过比较，钱钟书认为，“陌生化”原则，就是一种“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原则，它具有广泛的普遍概括性，“不独修词为然，选材取境，亦复如是”。[78][P321]民族与文化的时空距离，也无法阻断诗心及文理的沟通。可见，陌生化是解释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性原则。它不是僵化于什克洛夫斯基手中的“死法”，而是一种“活法”，是“古今修词同条共贯之理。”在《管锥篇》中，钱钟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解说与剖析。
“陌生化”是“古今修词同条共贯之理”。从修词律例的角度看，“盖明知事之不然，而反词质诘，以证其然，此正诗人妙用。夸饰以不可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诗之情味每与敷藻立喻之合乎事理成反比例。”[79][P74]在《毛诗正义•雨无正》一则中钱钟书进一步论述了“文字之本”与“语法程度”的问题，认为韵文局限于字数，拘牵于声律，往往“困羁绊而难纵放，苦绳检而乏回旋，命意时每恨意溢于句，字出乎韵，即非同狱囚之锒铛，亦类旅人收拾行囊,物多箧小,安纳孔艰.无已，‘上字而抑下，中词而出外’（《文心雕龙•定势》），譬诸置履加冠，削足适履。曲尚容衬字，李元玉《人天乐》冠以《制曲枝语》，谓‘曲有三易’，以‘可用衬字、衬语’为‘第一易’；诗、词无此方便，必于窘迫中矫揉料理。故歇后、倒装，科以‘文字之本’，不通欠顺，而在诗词中熟见习闻，安焉若素。此无他，笔、舌、韵、散之‘语法程度’，各自不同，韵文视散文得以宽限减等尔。”对于诗词中由此而来的险仄尖新之句，那些不了解词章之学的传统经生往往墨守“文字之本”，大加贬斥。[80][P149-151]其实，突破“文字之本”恰恰是一种“陌生化”原则，是一种创造全新审美效果的有效方式。普通语言中不通欠顺之处，往往正是诗文奇妙妥适之处。对此，钱钟书作了深入的阐发：
捷克形式主义论师谓“诗歌语言”必有突出处，不惜乖违习用“标准语言”之文法词律，刻意破常示异（foregrounding the intentional violation of the norm of the standard，distortion）；故科以“标准语言”之惯规，“诗歌语言”每不通不顺。实则瓦勒利反复申说诗歌乃“反常之语言”，于“语言中自成语言”（C’est bien le non-usage，c’est un language dans language—Variete，in Oeuvres，Bib.De la Pleiade，I，1293，1324）。西班牙一论师自言开径独行（totalmente independiente），亦晓会诗歌为“常规语言”之变易（la poesia como modificacion de la iengua onorma），诗歌之字妥句适（la unica expresion propia）即“常规语言”中之不妥不适（la “lengua” la impropia）。当世谈艺，多奉斯说。余观李氏《贞一斋诗说》中一则云：“诗求文理能通者，为初学言之也。论山水奇妙曰：‘径路绝而风云通’。径路绝、人之所不能通也，如是而风云又通，其为通也至矣。古文亦必如此，何况于诗。”意谓在常语为“文理”欠“通”或“不妥不适”者，在诗文则为“奇妙”而“通”或“妥适”之至；“径路”与“风云”，犹夫“背衬”（background）与“突也处”也，已具先觉矣。[81][P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