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是古代中国人的意识及审美意识的基因
气是古代中国人的意识及审美意识的基因
第一节 气是古代中国人的意识的文化基因 人类的意识，包括审美意识，都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在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界，亦不断地改造人自身的实践过程中逐步产生、形成、发展的。马克思说：“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5] (p95) 原始人改造自然， 生产劳动产品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培养主体审美能力，产生、形成、发展其审美意识的过程。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6] (p96) 原始的审美意识最初与人类的其它意识特别是实用意识是浑然不分的。原始审美意识最初萌芽并包含于实用意识（功利意识），它是原始人从实用目的出发进行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格罗塞、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力的证明。生产劳动就是要从人的具体的生态环境中获取人生存所必需的能量和物质资料。从而使的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存在,使人的生存质量不断地得到改观。由于原始人类劳动工具的简陋，初期人类的劳动更多地依赖于生态环境，顺应自然的成分要比改造自然的成分大得多。正如有人所说，“人类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以自然为基础的，因此，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化创造的发展趋向，而且，人类社会愈接近原始阶段，这种影响所占的比重愈大。”[7] (p16-17) 那么中国原始人的生态环境是怎样的呢? 这种生态环境对先民的心理意识包括审美意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载：“目前中国普遍发现了公元前六千年到前二千年间的大量的新石器部落遗址。这些遗址表明：当时的居住地点，一般都背坡面水，选择在河谷阶地和沼泽边缘。”[8](p702) 考古学资料具体说明举凡云南元谋猿人（早期直立人阶段，距今约170万年）北京猿人（直立人阶段，距今约50-30万年）马坝人（早期智人阶段，距今约10万年）山顶洞人（晚期智人，距今约1 万年）其生态环境都离不开山和水以及山谷冲积平原。加上中国属亚热带、暖温带热季风气候区。这种生态环境（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源）亦决定了中国古代人走上农耕文化的道路。中国传说中的炎黄两位祖先都是播撒五谷教民耕种的神圣。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决定了与农业联系最直接、最紧密的首先是季风与寒暖之气，也即“气”。据李存山考证，“中国哲学‘阴阳二气’的概念主要是从季风与寒暖之气发展而来”[9] (p26) 。中国所处的亚热带、暖温带季风气候的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气候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谷物的收成。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中心的生产方式使我们的祖先非常重视由“气”的运动而引起的季风与气候寒暖的变化，他们很早就注意到寒暖之气与风的关系。在殷契甲骨卜辞中，就有记载四方风名的卜骨 ： “东方曰析。风曰 。南方曰夹，风曰 。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风曰 ”关于风的性质、时节，甲骨文中没有记载，但在《礼记•月令》中记录了孟春三月“东风解冻”的自然现象，而孟秋之月“雨水不时，草木早落”的自然现象，是因为“凉风至”的缘故。作为生活体验，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国古代人知道，春天从东方吹来温风，冰层解冻，草木发芽；夏天从南方吹来热风，农作物生长；秋天从西方吹来凉风，谷物成熟；冬天从北方吹来寒风，造成万物肃杀的自然现象。春、夏、秋、冬，在不同的方位，吹动着不同的性质的风。正是这些“风”带来了季节的变化，并对那些季节特征的诸现象起了关键作用。尤其对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殷人来说，对风（也即“气”）的变化最为敏感。所以在殷代，风成了祭祀的对象：“甲戌卜，其宁风。三羊、三犬、三豕。”（《殷墟书契续编》二•一五•三）“癸西卜，巫，宁风。”（《殷墟书契后编》下四二•四）“宁风，巫九犬。”（《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九九二）“直到后代……风祭是件重大的事， 风对人类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当然也对中国古代人的心理意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风是气的异名”，“风从四方远隔之地而来，在到处流动；它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尤其是谷物的生命现象起着作用。如果在殷代探求遍满于天地之间，变化着，起着作用。与生命现象有关的气概念的原型，可以认为，那就是风。”[10](p20、24)必须指出的是，风总是与雨联系在一起的，在各种自然现象中，和农耕关系最深的就是雨。人们一方面总是盼望着能有适时适量的雨水，而适时适量的雨水却又非人力所能及，因此古代中国人常有祭神求雨的仪式，以祈求和占卜一年能有充足的雨水。“辛未卜， 贞，黍年有足雨。”（《殷墟文字丙编》二八0），“今自庚子至甲辰，帝令雨。”（《殷墟文字丙编》三八一）古人凭实践经验和直觉观察知道云和降雨有着密切关系。（从气象学的角度去解释，天下雨是以一定质的云层作用的结果。仅仅从经验的直观上看，雨和云密不可分的）所以古人对停滞、往来的云也十分关心。甲骨卜辞中有这样的记载:“癸卯卜，贞，兹云其雨？”“乙丑卜，争贞，亦，雀云燎豕？”“翌庚寅，其雨?”（《殷墟文字乙编》五三一七）“燎于二云。”（《龟甲兽文字》一•一四•一八）“已卯卜，燎豕，四云。”（《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九八三）“癸酉卜，又燎于六云，六豕，卯六羊（侑）？”（《殷墟书契后编》上二二•三）这些记载都把云作为燎祭的对象。古人对云特别关注，这在《周易》中也有记载：“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可见云对古人的生活及心理意识有着很大的影响。雨、云、风相异又相同，它们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它们有时也会带来灾害，但它们首先是有益于谷物的生长发育，带来的是生活的丰穰和社会安定的保证。“对于殷人，它们不单是自然现象，而是被视为神，作为上帝信仰相联系之物。”（前川捷三语）而“云”是何物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作“山川气也”，解“气”，则作“气，云气也，象形”。“云”和“气”连缀运用成了古人的言语习惯，这在文章中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管子•水地》说：“龙生于水，欲尚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又如宋陈与义《出山道中》说：“雨歇澹昏晓，云气山腰流。”所以，可以说对“云、雨、风”的崇拜、祭祀，其实质就是对气的崇拜、祭祀。从事农业生产效果如何？关键在于根据自然气候的规律去耕作。故古代中国人典籍中有许多“覛土”或曰“相土”（所谓“觇土”就是通过对阴阳二气的'省察来协调农业生产与自然规律相适应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记载：“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 ——《国语•周语上》“覛土”实质上就是“覛气”，因为“土”，乃气的原型之一。[10] (p26) 《说文解字》解说“地”字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十三篇下》）古代中国人对“土”的祭祀、崇拜，暗含着对气的崇拜，充溢着对丰穰、安定的生活的渴望。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后代。如古代盛行的祭社。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即是祭土。（《殷礼徵文》）气对中国人的生活其影响也是深远的。在中国人看来，气乃生命之源。管子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枢言》)，而气分阴阳，阴阳二气的对立、和谐、统一是维系人和自然界的生命有机体，保持其系统平衡、健康发展的基础。如果阴阳二气不谐和、便不利于生命有机体的生长发育，破坏其内在系统的平衡，甚至危及人的健康和生命。在古代殷人的病因论中，一个很重要的病因就是风。风引起了人的各种疾病，《山海经•东山经》中记载蜚廉疫病之神时说：“其状如牛，白首，有角，蛇尾，”这一怪物的出现，天下便会发生大疫。而蜚原来意味着风和风神。《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师和认为，六气过度（即不和谐），便会产生寒疫、热疫、末疫、腹疫、惑疫、心疾等六种疾病。后来《黄帝内经》在谈及人的病因时，也认为“有病以风为始。”如《素问•风论》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是一种由风引起的一种病）也。”《素问•骨空论》曰：“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关痛，身重恶寒。”《灵枢•九宫八风篇》还详细地记录了方角、风名、人被风伤害的部位等情况。如曰：“风自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含于心，外在于脉。”即使到现代，中医学理论之中仍把风湿、风寒、风热作为病因来看待。在中国古代疾病由风引起，从语源学角度也可以得到证明。比许慎稍后的刘熙《释名》中就载有：“疾，病也。疾，疾也。客气中人急疾也。病，并也，与正气并在体冲也。”这里很明确地指出病由“气”引起的事实。《释名》中用气来说明病因、病理的共有十二条。怎样才能使阴阳二气和谐统一，从而保持生命有机体的内在系统平衡促使生命健康发展呢？《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中国古人的作法：“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阳气，以定群生。”“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为舞以宣导之。”在这两个传说中，音乐舞蹈成了疏导身体内外阴气或阳气以调和阴阳，从而保持生命有机体内在系统的平衡的活动。于民先生认为这种活动似是一种健身武术气功，并举广西花山存留的原始岩画的事例为证，并且他认为这种健身祛病的活动产生了中国原始舞蹈、中国的原始艺术。[11](p37-38) 我个人认为于民先生的看法值得商榷。在《吕氏春秋•古乐》中，音乐舞蹈的确是起到了疏导体内外阳气或阴气，调和阴阳二气平衡的作用，但当时的人们恐怕还没有达到行气健身袪病这样一种认识。这从古人看病的手段、方法也可从侧面得以证明。《山海经》中疾病愈化，是通过一系列动作（舞）的巫咒之术而实现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远古时代的音乐、舞蹈首先是作为巫术的工具而出现的。人因“风”（即“气”）而生病，通过巫术活动寻求人之体气与宇宙自然之气的和谐从而袪病的方法。古代中国人正是从伴随咏唱、舞蹈等方式的巫术活动过程中疏通了经络、血脉，舒展畅通了体气，从而最终获得生命有机体内阴阳二气的平衡，感受到生命气畅神怡的清爽和愉悦。而后代的导引之术（也即武术、柔软体操、气功的前身）正是在这种巫术活动千万次的积淀于人们的直觉经验而逐渐转化为意识之后才得以成立的。这从“医生”在远古时代就是“巫”的身份也可以看出。《说文解字》析“医”曰：“治病工也。……殹。恶姿也。”引《世本》,曰：“古者巫彭作医。”“巫彭”为“医”即指出了“巫师”在远古时代就是“医生”的前身。后世迷信中人生病，亦请“巫”为医,认为巫的唱跳之后人的病即可痊愈。从民俗学角度看这迷信中却保存了一个信息，即“风”导致疾病，通过人的唱、跳(音乐、舞蹈)等活动祈祷人的生命之气与宇宙自然之气的和谐统一，从而疏导体内郁积之气，从而使生命健康发展。而正是在疏导体内“不平之气”(不谐阴阳二气)的巫术活动中，原始艺术诞生了。另外与古人生活紧密相连的山川祭祀及龙凤图腾其实都与气联系在一起。因为“山，所以镇地，出雨以宣地气，故曰：山宣也”（桂馥《说文解字义疏》）。许慎《说文解字》云：“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而作为图腾崇拜的“龙”与雨是相连的，“凤”与风又是同源的。龙凤图腾其实质即古代中国人对气的崇拜。据人考证，黄帝族曾以云气作为氏族的图腾，山东大汶口出土陶器文字有东方夷人的部落标志，其中便有形态飘渺的云气。[12]( (p342)总之，原始农业生产对雨、云、土、气的关注，“气”对古代中国人生活的影响，必定深刻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心理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我们的祖先所追求的与自然的和谐，其实就是追求主体生命与宇宙自然之气的和谐与统一。因此， “气”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可以说，“气”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一个基因。 第二节 气是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文化基因 审美意识，主要是在人以审美的方式认识把握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尽管审美的方式几乎渗透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最集中、最完整地体现审美意识的无疑是人的艺术活动，只有在艺术中才集中表现人类审美意识和观念。因此，探讨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起源，也应从中国原始艺术的起源开始。人类原始艺术与当时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紧密相联的。人类学家雷纳克就认为：“原始艺术家遗留在法国洞穴中的岩画和雕刻，目的不在于使人愉悦，而在于召唤或祈求精灵。”[13](p306)雷纳克认为旧石器时代艺术揭示了当时巫术信仰的两个最重要的目的，即通过巫术去促使动物大量繁殖，通过巫术去确保狩猎成功。阿恩海姆也说：“原始艺术的目的，并不在于产生愉快和形象，而是把它作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实践工具和一种超凡的力量，有时甚至还把它当成了性爱中的真正的配偶。”[14](p178)柴勒在谈到原始音乐时，认为：“对原始人来说，音乐并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力量。通过音乐，世界才被创造出来。……在原始人看来，音乐是人所能获得的唯一的一点神赐的本质，使他们能够通过音乐去规定礼仪的方式而把自己和神联系在一起，并通过音乐去控制各种神灵，……人通过赞美、谄媚和祈祷去代替对神灵的征服，通过音乐，他们就有支配命运，支配各种因素和支配各种动物的权力”[15] (p24) 敏泽先生在研究了中国艺术的起源之后也认为中国“古人制作音乐的目的”是“用音乐作为巫术为农业生产服务。”[16] (p47-48) 而乐官由于深知大自然四时各种风声的不同，所以他们的职能之一，就是根据风声来断定农事之是否适宜，即所谓的“省风”。由上文我们知道，“气”在中国农业文化中的地位。因为中国古代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气”是紧密相连的，而人类原始艺术与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紧密相连的，故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艺术与“气”（包括“风”），也是紧密相联的。这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广有所载的音乐与风、气的联系即可得到明证。如《国语•周语》曰：“二十三年，王铸无射而为之大林。…….问之伶洲鸠。对曰：‘臣闻之……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宜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人确实把金、石、丝、竹、匏、瓦等乐器当作某种神秘的工具，用来疏散“滞阴”之气，达到阴阳二气平衡以及遂八方之风的目的，以最终有利于农业生产。又《乐本》载：“大乐与天地同和，”“清明象天，广大象地，始终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八风从律”也就指出了音乐与气是紧密联系的。由于音乐在农业生产劳动中有服务农业生产、生活的作用，故中国古代人为了尽量精确地了解一年四季阴阳之气流动变化的情况，要把音乐的十二律和十二个月份以及八方之风联系、对应起来，形成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音律与自然界时序流转节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观念，这种观念称之为“律历融通。”《吕氏春秋•音律》篇云：“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生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这就是说，十二律的制定，是以十二个月的“风”（天地之气）为依据的。十二律与十二月之风是彼此谐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正因为十二律的制定与“风”相关联，所以在中国古代，许多典籍中直接以“风”指代音乐。如《左传•襄公十八年》载：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这里，“南风”、“北风”分别指“南曲”、“北曲”。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其中的“风”即指民乐，此已为众所熟知之事。由此可见古代音乐的起源与气之关系了。所以《礼记》论乐云：“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指出音乐是阴阳二气相摩，天地之气相荡的结果。《吕氏春秋•大乐》篇亦云：“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总之，先秦的大量文献记载证明，古代中国人心目中艺术的生成紧密联系着“气”。“气”是天地，也是一切有生命之物的根基，同时，它也是包括音乐在内的所有艺术的根基。在古人看来，艺术乃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种表现形态，艺术也是有生命的。故常以“气”论艺、论文、论美。“气”始终是作为一个“基因”而深藏于人们的艺术活动、审美活动和审美意识之中。说中国艺术是生命艺术，中国美学是生命美学当也是由此而来，由此而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