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中的“新奇”诗论
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中的“新奇”诗论
第一节 “脱窠臼，标新异”：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新奇”诗论
与西方 “陌生化”诗学的理论建树遥相呼应，中国古典诗学中也存在着大量关于“惊”、“变”、“奇”、“异”、“新”、“僻”等的思想资料。强调对前在思想的“变”和“异”，推崇诗学话语的“新”与“奇”，呼吁“脱窠臼”、“标新异”，是中国古典作家与诗论家们苦心经营的目标。
在唐代之前，对诗语的“新”与“奇”的论述不多，多散见于哲学、文学作品中，以只字片言的方式存在。如南朝肖子显认为文学的弊病在于流于平凡与庸旧，因而强调要有新变，“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陆机云：“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文赋》），认为古人已用之意与辞犹如已开的花，应谢而去之，而古人未述之意与辞就如未开或待开的花一样，宜采而用之。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隐秀》）中说：“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认为诗的效果在于“动心惊耳”。在《丽辞》中，又说：“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异采”，来自“奇”、“异”二字，表达的是一种尚奇观念。但“异采”之奇与一般的奇辞又是有所不同的。若我们对刘勰的《丽辞》全文通读后，可以发现，此事所论的是偶句的审美效应。按理说，偶句本身就是一种经过形式化从而有别于普通语言的奇辞，但文辞之奇不是一成不变的，偶句的这种语言形式在相当程度上普遍化、程式化后，它的“奇”的效应就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也就是说，当偶句过分为人们所熟知，它刺激人们审美知觉的效应就不如早先那么强烈了。这时候，就需要再为出奇，使偶句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异采”。而这，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经过反复“陌生化”了的奇辞。以上肖子显、刘勰、陆机之言都很好地说明了文学创作不应蹈袭前人，而应在前人的基础上去陈出新，有所创意。
这种对诗语创新的强调与追求，发展到唐代，则主要体现在殷璠与韩孟诗派的诗作主张中。
殷璠论诗，极为注重诗歌创作的新奇。他在《河岳英灵集•集论》中，评唐代当时诗人的创作，此语甚多：
（李白《蜀道难》）奇之又奇。
（王）维诗……一句一字，皆出常境。
季友诗，爱奇务险，远出常之外。……甚有新意。
（岑）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
上文中的“奇”、“常境”、“爱奇务险”、“语奇体峻”集中反映了殷璠的诗歌创作主张：诗贵奇，诗之有生命，能让读者激活熟视无睹的机械感觉，就在于要有“奇句”，让诗句逸出常规之外，将诗语的“新”与“奇”置入前景。
在殷璠稍后不久，以韩愈、孟郊、李贺、马异等为代表的韩孟诗派立异标奇，以奇险怪谲为其审美理想，在创作时更是主张陈言务去，刻意求奇。他们崇尚雄奇怪异之美。这种崇尚在诗歌创作上的根本指向在于：避易求难，避熟求生，避平求险，力求独树一帜，发前人之未发，语前人之未语，道前人之未道。对这种怪异诗风的追求，韩愈有着诸多论述：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也，能自树立不因循者也。（《答刘正夫书》）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答李翊书》）
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廖廖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在韩愈看来，对于“朝夕所见者”，人们在惯常感受中已形成了一种机械的自动化感应。这些习见之物已成为了一堆干枯的毫无生气的符号，不会再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学创作也如此，如果老是在前人的套板符号模式中绕圈子，只会是一堆了无生气的、陈旧的复制品，丝毫也不会引起人们的任何惊赞。因此，惟有去除“陈言”，将习闻熟见之物进行艺术的加工处理，使之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新貌呈现于我们面前，让人们“睹其怪”、“觉其异”，才能激发接受者强烈的欣赏欲望，使接受者不至陷入机械化的泥潭中而不可自拔。而作者也正是由于能有所独创，能“自树立而不因循”（《答刘正夫书》），才堪称能者，其创作才能为后世所传。
与韩愈一样，韩孟诗派的其它成员也大都具有崇尚雄奇怪异诗风的审美取向。韩愈弟子皇甫湜认为：“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 （《答李生第一书》）“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也，未以文言之失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 （《答李生第二书》）明确宣称求奇逐怪、标新立异乃在于“不朽”；孟郊声称自己为诗“孤韵耻舂俗”（《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卢仝自谓“近来爱作诗，新奇颇烦委。忽忽造古格，削尽俗绮靡”（《寄赠含曦上人》）；李贺更是倾心于幽奇冷艳诗境的构造，在诗文创作中大量引入僻字、生语，以创建冷艳孤峭的诗风。以上诗人注重在苦吟上下功夫，追求诗境的怪异，从而有力地回应了韩愈的诗学主张，强化了其诗派以怪奇为主的风格特点。
唐代之后，宋元明清诸多诗人、文论美学家也认为诗歌的生命就在于对前在语言的变更与革新，在于“语前人之未语”，给接受者带来奇特的、与众不同的“变异”美。他们对诗歌创作中的尚“奇”与诗语的“陌生”追求极为感兴趣。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