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萧”继承与背离二重性产生的根源
论“四萧”继承与背离二重性产生的根源
“四萧”对儒家传统文学思想的继承与背离自始至终贯串于他们的文学活动中，这种矛盾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时代根源。它既是“四萧”特殊的社会地位与个人爱好互相碰撞的产物，也是当时文化思潮作用于文人的体现，同时又是社会形势与文学自身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
（一）双重身份的两难选择
“四萧”首先是政治家，萧衍、萧纲、萧绎先后登极，萧统是太子。萧纲、萧绎在位短，政治才干不突出，但萧衍作为开国之君，其政治才略一向为人称道。《梁书•武帝纪》载：“（王）融俊爽，识鉴过人，尤敬异高祖。每谓所亲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萧衍在政治上的作为验证了王融的评论。
公元502年，萧衍谋得帝位，非凡的政治才干和深厚的儒学素养使他清醒地洞察到了当时“儒教沦歇，风节罔树”[36]的社会弊端。魏晋六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而统治阶级却夸丽竞奢，萧衍对此描述道：“璇室外构，倾宫内积，奇技异服，殚所未见。上慢下暴，淫侈竞驰，国命朝权，尽移近习，贩官鬻爵，贿货公行。并甲第康衢，渐台广室，长袖低昂，等和戎之赐，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骄艳竞爽，夸丽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缇绣是袭。”[37]这真是令人触目惊心。要巩固梁朝政权，就必须进行大力整治。萧衍起自诸生，曾师事大儒王俭，对儒学的政治功用熟谙于心，因此，以儒术治国自是他的必然选择。他励精图治，决心凿雕为朴，改变雅郑混淆的局面。萧衍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重振儒风：
选拔儒生，兴办国学。萧衍认为魏晋以后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堪，人心涣散，就是因为儒学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儒学的地位，选拔儒生，再树新风。他先后下达了《定选格诏》、《置五经博士诏》、《立学诏》、《叙录寒儒诏》、《令皇太子王侯之子入学诏》等一系列诏书，明确规定：“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38]同时又极力网罗具有儒学造诣的士人：“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39]在此基础上，他还下令兴办国学，令皇太子诸王子及王侯之子皆入学修习儒家典籍。这种自上而下的崇儒风气促进了儒学的再次崛起，对当时的政坛、文坛无疑产生了深刻影响。
盛饰礼容，改制音乐。礼乐同文学一样，也是儒家宣扬政治教化的工具。《礼记•乐记•乐本》云：“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因此，上台伊始，萧衍便组织儒生修五礼，访古乐，恢复儒家的古风流韵。天监元年，萧衍颁布《答何佟之等请修五礼诏》，诏敕何佟之、贺瑒、严植之、明山宾等撰吉凶军宾嘉五礼约一千余卷。声音之道与政相通，与政治紧密相联的庙堂雅乐旨在述功德、颂教化，维护王者尊严，故“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40]，即要采用《五经》、《尔雅》、《周易》、《尚书》、《大戴礼》等“经诰之流”进行新的创作，以弘扬儒家的礼乐精神。
注解经典，鼓励著述。萧衍虽位居至尊，政务缠身，却从始至终勤学不辍。史载他“少而笃学，能事毕究。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然烛侧光，常至戊夜。”[41]为扩大儒家思想影响，公务之余，他撰写了《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六十四卦》、《毛诗》、《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古文疏解约二百余卷。在他的影响下，王侯朝臣也以古学为事，经常奉表质疑，萧衍皆为解释。天监十年前后甚至形成了以裴子野、刘显、刘之遴为核心的古体派，他们励精勤学，博览群书，时常聚集一起讨论典坟古籍，并加以整理、疏解。
如此二十余年，萧衍的崇儒政策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史臣评曰：“布德施惠，悦近来远，开荡荡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介胄仁义，折冲尊俎，声振寰宇，泽流遐裔，……济济焉，浑浑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42]因此，就此一时期而论，萧衍可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政治家。
萧衍的崇儒意识对萧统兄弟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以儒学教育儿子，并选拔深具儒学素养的儒士跟随其左右，使萧统、萧纲、萧绎三人从小耳濡目染了崇儒的政治、文化方略，其思想于潜移默化中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
萧统自不待言，他“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43]，是为世公认的翩翩儒家公子。
萧纲虽然在文学创作上最具叛逆精神，但在生活中同样谨遵儒家教诲。他对自己在临终时的总结就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立身行道，终始若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44]。萧纲的崇儒思想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体现最为明显：“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萧纲从儒家为学之旨出发，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勉励大心好好学习，并且引用孔子之言加以教诲：“立身先须谨重”，要求儿子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显见出慈父对儿子的一片谆谆训诫之意。
萧绎当然也无法超越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其思想与萧统更为接近。《南史•元帝纪》载：“帝性不好声色，颇慕高名，为荆州刺史，起州学宣尼庙。尝置儒林参军一人，劝学从士二人，生三十人，加廪饩。帝工书善画，自图宣尼像，为之赞而书之，时人谓之三绝。”身为一州的行政长官，他起办州学，培养儒生，甚至亲为孔子画像题诗作字，对儒学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而且，他同儒学造诣深厚的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等人私交甚密，感情笃厚，并引为知己，显然也是基于共同的爱好基础。
然而，“四萧”同时又是文学家。特别是对于萧统兄弟来说，父亲对国政的长期把持（在位48年）使他们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文学便成为新的精神寄托。终此一生，他们身上的文人气息远远浓于政客气息，而且他们也是因各自的文学成就载入史册而为人所注目的。
南朝的君主大都爱好文学，但像“四萧”一样具有较高审美素质和文学才能的却并不多见。有关“四萧”爱好文学的史料很多，大致说来，它们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创作颇有建树，这在前面已有详细论述。二是多次组织成规模的文学活动，形成文学集团并亲主其事，影响很大。第三是组织编撰文学选集。保留至今又比较有名的是《文选》和《玉台新咏》，两者风格迥然有别，体现了组织者审美情趣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