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弗莱的文化理论来源

时间:2023-03-22 16:52:09 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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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弗莱的文化理论来源

弗莱的文化理论来源

采取对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作整体的跨学科审视, 使弗莱获得了在人类的历史和现在,其心理生活和物质实践等领域纵横驰骋的理论能力,使他能够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汲取他人的思想精华,并从而构筑自己的文化理论学说。通过第一章的介绍,可以看出弗莱的文化理论是一种与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相连的宏观叙事,因此,他的理论基础也就必然是涵盖了上述各种学科。

第一节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首先,弗莱深受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影响。弗莱说,这本书使他感到“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展现在眼前”,并给了他“整体性的视角”。[32][p7]
弗莱是在上大学期间接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西方的没落》没有记录西方某一时代或某一国家的历史事件,更非编年史,而是比较了几种形态的文化,斯宾格勒从中得出他对历史的结论:认为历史的本质形态既非偶然事件的堆积,也非线性的持续前进,而是一系列他称为“文化的社会发展”。而这些文化形态类似于“有机体”,它们产生、生长、发展、衰落与灭亡,文化有机体经历有机循环。
斯宾格勒的历史文化观,对弗莱有很大的启示,他首次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接触到了对“文化”一词的特别使用:“我看到的不是虚构的一份直线历史,……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出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象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我把世界历史看成是一幅无止境地形成、无止境地变化的图景,看成一幅有机形式惊大地盈亏相继的图景。”[33][p39]
弗莱认为斯宾格勒的这段话“表明了特定时期的文化如何形成一体,而这一统一体却并未通过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只能通过直觉感受到;这一统一体让人感到人类文化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个体,仿佛是“融入时代的巨人”,弗莱承认,当他最终认识到斯宾格勒是一位文学或文化批评家时,“我对‘批评’一词的理解便一下子拓展了许多”。[34][p111]文学作品对他来说,就不再单单表现其特定的历史语境,而是表现了它所处的总体文化。
其次,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对弗莱的影响,还表现在,弗莱依据斯宾格勒的循环理论与文化“模式”理论,建构出他的文化理论中的原型模式,例如他在《批评的剖析》的第一编列举的五种模式:如果性质上比其他人和环境优越,主人公是神,关于他的故事是神话。如果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和周围环境优越,则属于第二种模式——传奇。如果主人公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优越,但无法超越他所处的环境,则属于“高模仿”。如果既不比其他人,也不比环境优越,则属于“低模仿”。如果主人公比我们自己在能力和智力上低,处于荒唐可笑的境地,则属于“反讽”模式。
关于弗莱提出的原型模式,有着种种不同的评说:“托多洛夫认为弗莱的模式是理论的,而非历史的,而弗莱彻(Fletcher)认为赞同弗莱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种历史的纯属天真。海登•怀特则认为弗莱的模式理论分析不是处理文学史,而是作一般的历史阐释。其实弗莱对历史的观点,是他的文化持续性与整体性图式的一个内在部分,弗莱自己的历史观建立在一个有机体与文化年轮的节奏隐喻上,它的哲学基础是浪漫主义,它意味着时间、人生与历时的现实,‘将通过感情、直觉、想像视野被发现,总之,通过象征’ [35][p180]。”[36][p39]弗莱对文学艺术中的创造力与想像力的特别推崇与强调,使他立足于浪漫主义的立场。因而它对文化的考察,多从感情、直觉、想像等视角出发。在《认同的寓言》一书中,他写道:“想像力和创造力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文化和文明的种种现象。这两种力量将非人的物质世界转变为带有人的形象和意义的新世界,把岩石和树转变为城市和花,把自然环境变为人类居住的家园。”[37][p3]正因为弗莱的浪漫主义视角,历史在他这里总是被虚化的,被大文化淹没了。
最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供了一个将许多看似相距遥远,没有联系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作宏观考察的“宏大叙述”。这种“宏大叙述”的视野,也影响了弗莱的理论学说的建构。弗莱对西方文学的发展进行整体研究,从史前祭祀神话直到当代讽刺文学——作了一种文化结构主义的解读,以神话原型结构将整个文学现象串联起来。这种神话原型的“宏大叙述”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弗莱本人认为这些神话已“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之中”,[38][p14]而且他还说,想要的批评之路是这样一种批评理论,它首先要说明文学经验的主要现象,其次要导致对文学在整个文明中的地位的某种看法。[39][p1]罗伯特•康•戴维斯也指出:“他的方法是把整个文学作为一个文化结构整体,包括诗歌、戏剧和散文的全部作品。” [40][p87]

第二节  弗雷泽的《金枝》

弗莱将整个诗歌、戏剧和散文的全部作品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链接,或者说一种结构,就是他文化理论中的文学原型循环论。而弗莱的文学原型循环论的整体结构,又接受了另一位人物的影响而形成,他就是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弗雷泽是维多利亚后期的一位杰出的古典文化学者,人类学的新视域,带给了他的古典研究一个新领地,他成了一位著名的社会人类学教授。首先是出版于1890年的《金枝》,到1900年扩展为三卷本,到1915年则扩充成了4000页的十二卷本著作。最后《金枝》的副标题改定为“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体现出该书侧重古代习俗研究。弗雷泽非常重视原始文化,有评论说:“弗雷泽自己声称,我们永远也不能彻底从原始人的角度出发,用他们的眼睛来观察一切事物。我们关于原始人、野蛮人的世界观的种种理论,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我们在这一领域所能达到的,仅仅是作出一些我们的智慧可以允许的推断而已。”[41][p18]弗莱同样也将神话看作是后世不可企及的,它是源,后世的文学与学说是流。弗莱说:“我没有能力把《金枝》作为人类学的著作来讨论,因为我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关于人类学,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更多。……我倒要说《金枝》与其说是一部为人类学家而写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为批评家而写的文学批评著作,毕竟,它是对比较象征的研究。”[42][p88]
弗雷泽的《金枝》考察了原始祭祀仪式,并在对各种不同文化的仪典考察与对比中,发现完全隔绝的文化系统之间的仪式,显示出了一些相似的行为模式与信仰。譬如,有"死亡与再生"仪典模式,它类似于自然界春、夏、秋、冬的周而复始。梅列金斯基说:“詹•乔•弗雷泽以类似联想(类感法术,即模拟法术)和接近联想(触染法术,即感染法术)对法术(巫术)加以说明……举凡献祭、图腾崇拜以及节期祭仪,弗雷泽几无不完全归源于法术。据他看来,神话越来越不成为阐释周围世界的有意识的手段,而无非是日趋湮灭的仪礼的模塑品罢了。将法术(巫术)作为确有效能的本原进行探讨,把弗雷泽推向仪典论。 ”[43][p29-30]弗雷泽的仪典论,或者对古代巫术的考察中实际上本身就揭示了神话成分,他确定了仪典先于神话的命题。同时,在他对仪典进行的考察中,又对神话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然,神话与仪典的关系浑然难分,其孰先孰后,颇似鸡与蛋,很难断说。但弗雷泽的《金枝》一书,毫无疑问包含有神话成分。
弗雷泽在《金枝》中发现不同的文化中仪式祭典的相似性,启发了弗莱。一方面弗莱注重仪式对于文学的原型意义,弗莱认为仪式“是某种想像所造的东西,是一种艺术的潜在作品。它能进入戏剧或罗曼司或小说或象征的诗歌。”[44][p90];另一方面,这种相似性,应该说也促使弗莱关注文学内部因素,如文类等的家族相似性,从而弗莱更注重考察文学的内部语辞套式,而较少关注文学与所在的社会语境的联系。而最重要的影响,如弗莱所说,是弗雷泽《金枝》对仪式的“想像”功能的分析。弗莱认为,“弗雷泽的仪式被认为是作为人类想像中的某种潜在物”[45][p89]。弗莱对《金枝》的仪式想像功能推崇备至,他说“为了能欣赏《金枝》是什么,我们必须把它看成一种人类想像的语法。”还说:“《金枝》不是关于人类在遥远而荒唐的过去做了什么;它是关于人类的想像之所为,当想像试图表达它自己对最大的谜,生死、来生之谜的理解时。”[46][p89]弗雷泽的《金枝》,含有无意识象征的因素,由于仪式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因此,这种无意识象征侧重社会方面,而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心理无意识侧重的是个体。弗莱本人认为文化是靠想像而创造的,而文学因其想像特质而居于文化的中心,哲学与历史旁立两侧。因而,弗雷泽的《金枝》的仪式想像性,对弗莱的文化想像建构是有直接启示的,在讨论神话原型的模式时,他在《批评的剖析》中建立了一套体系。具体可归纳为天启意象,恶魔意象,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相似意象等。此中可以看到弗雷泽仪式祭典的影子。弗莱的四种叙事模式,与春夏秋冬四季关联,喜剧为春天、传奇为夏天、悲剧为秋天、反讽为冬天等,这种文学体裁与自然现象的对应,也有弗雷泽《金枝》的影响的痕迹。
           


第三节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

弗莱的文化理论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应该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弗莱的“文化无意识”。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自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但他与弗洛伊德不同,他赋予无意识以极其深广的内容和意义。首先,他从理论预设上假定无意识具有非个人和超个人的特性,因为他认为个人意识即使再加上个人无意识,其范围也是十分狭窄有限的。荣格说:“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性,作者愿将其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但是这种个人无意识却有赖于更深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就存在的。我把这更深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人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它便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47][p52-53]因此在容格眼中,集体无意识成了一种世界的具有决定力量的本体。
其次,荣格将“集体无意识”用一个他的特殊概念“原型”来表述。他说:“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带感情色彩的情结所组成,它们构成了心理生活中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说的原型。”实际上,集体无意识,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说法,它构成了一种恒定模式,凝固成一种结构。他说:“我们在无意识中发现了那些不是个人后天获得而是经由遗传具有的性质……发现了一些先天固有的直觉形式,也即知觉与领悟的原型,它们是一切心理过程的必不可少的先天因素,正如一个人的本能迫使他进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式一样,原型也迫使知觉与领悟进入某些特定的人类范型。和本能一样,原型构成了集体无意识。” [48][p83]“原型”是荣格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弗莱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当然,荣格一方面认为“原型”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但另一方面,又变得具有了亚里斯多德的“形式”的语义。荣格说:“原型不是由内容而仅仅是由形式决定的……。原型本身是空洞的、纯形式的,只不过是一种先天的能力,一种被认为是先验地表达的可能性。”[49][p91]从心理学的角度,荣格认为原型是心理结构的普遍模式,原型是领悟的典型模式。因而,他认为,它可以被设想为一种记忆蕴藏,一种印痕或记忆痕迹,它来源于同一种经验的无数过程的凝缩,或心理经验的积淀。应该说荣格的原型理论都对弗莱产生了影响,而且超过了文学批评范围本身,渗透到了弗莱的整个文化理论中。
弗莱的原型,有时候指神话原型, 进而又从神话原型,连接到整个文化。《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的编者前言中提到:“阅读诺思洛普•弗莱的著述,第一个感觉是他不仅就文学批评读文学批评,而且仿佛在审视整个人类文明,论述涉及许多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从而为我们展示一个非常广阔的学术视野。弗莱曾说过,‘人文学科比自然科学更有力地抵制不同学科间的分工,在人文科学里,不同的知识总是汇聚在一起,相互渗透,结集成更大的结构模式’。”[50][p18-19]可以看出弗莱在一个大的综合的文化背景中考察文学批评与艺术。作为神话的主要变体,弗莱视艺术的主要作用为变革社会,实现一种理想状况,他说:“艺术的社会功能是紧密地关联着要在人类的生活中形象地展现自己努力的目标。就其主要性而言,艺术的主要神话必须勾勒出社会为之努力的最终情景,欲望付诸实现后的纯洁无邪的世界,充分自由的人类社会。”[51][p93]弗莱关注与神话密切相连的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弗莱在《心明眼亮,茅塞顿开》一文中认为一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学科,都因文学中的神话而关联起来。他说:“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尚不理解,他们所研究的不仅是科学,同样还是应用人文学科;文学中的神话和隐喻渗透在他们的领域中,多少有点像数学之渗透于自然科学。”[52][p149]
因此,弗莱自己的治学方法上的一大特点,通常是把许多文化现象追溯到非常遥远的古代,在所有这些还原中,最集中的是围绕着神话。而神话在弗莱的学说中,也如同原型在弗莱的学说中一样,经常被表述为不同的层次与不同的涵义。有时,它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有时它又是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当它作为文化载体时,神话显然就是有广泛的文化内涵,具有很多意识与无意识的因素。弗莱界定说:“神话是一种归属于艺术而不是自然的构思体系:它并非对外在世界的描述,也不是哲学或科学的粗陋形式,而是一种文化的模式,表达人类想如何塑造及再塑造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文明。”[53][p57]在《文学的原型》一文中,弗莱又说:“神话是主要的激励力量,它赋予仪式以原型意义,又赋予神谕以叙事的原型。因而神话就是原型,不过为方便起见,当涉及叙事时我们叫它神话,而当涉及含义时更改称为原型。”[54][p89]弗莱的神话原型,是一种文化模式,它与仪式相关联,无论是文化意义,还是作为具体的仪式,都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包容着传统、群体的意识与无意识。弗莱说:“在仪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叙述、故事的起源,因为仪式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一系列动作,其中潜藏着人们意识到的重要含义”,“仪式的力量在于能激发一种纯叙述,如确有这样的叙述的话,它必定是自发和无意识的”。[55][p88-89]
从此可以看出,弗莱的神话原型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具有意义完全重合之处。“神话赋予仪式以原型意义”,而弗莱认为,“仪式通常具有向包罗万象的知识发展的趋向。自然界中一切重大的反复现象,如白昼、黑夜、月亮盈亏、四季更迭、夏至冬至,以及人生在世的重大转折,无不有相应的仪式附着在其后;大多数发达的宗教都具备一整套明确的仪式,这些仪式向我们提示人类生活中范围宽广的具有更大潜在含义的行动。”[56][p89]可以看出,弗莱的神话原型,在另一层面上是“关怀神话”。它指涉与包括宗教、政治、价值学说等更广泛的内容,弗莱在《有教养的想象力》一书中描述了神话的社会性以及神话的种种不同的面貌,他写道:社会神话的主要因素,“诉诸于身份象征,就像那些广告中的内容,特别是政语中的陈辞滥调,那些能粉饰现实的术语,那些遮蔽战争的恐怖残骸的官方语言,像那些对想像的逝去的美好时光的田园牧歌式的渴望的怀旧。”[57][p60-62]《社会中的批评》一书指出弗莱学说的文化性质说,弗莱“已经将他的理念扩展成一种自由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分析,将神话与文学研究推举为理解整个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关键。”[58][p29]

第四节   卡西尔的哲学思想

弗莱对卡西尔的符号与文化的关系的接受与扩展,使弗莱的文化理论能立足于语言的系统之上。卡西尔是一位把神话、语言和艺术关联起来考察的哲学家,在卡西尔看来,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人的所有活动中都浸润着符号特征,这正是人之为人的标志。而对人类而言,主要的符号便是语言与文化。对卡西尔的哲学思想的吸收,也是使弗莱形成他的文化理论的又一基础与来源。
卡西尔在《符号•神话•文化》一书中写道:“不仅存在着科学的语法,而且还存在着艺术的语法,神话的和宗教思维的语法”,“我们必须不再把语法看作我们在学校所学的那种枯燥乏味的东西。”[59][p28]卡西尔的艺术的语法,实则与弗莱所认为的文学具有自身的“自律的语词结构”是一致的。弗莱认为“在文学中,关于事实和真实的问题,是从属为自己创造一个语词的结构这一基本文学目标,象征的符号价值从属它们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母题的结构的重要性。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遇见这样一种自足的语辞结构,我们就遇见了文学。”[60][p65]因而弗莱对文学本身的考察放在了文学自身的传统之中,诗与诗之间便构成了一个规则系统,这种语词的规则系统,卡西尔称为语法,弗莱则称为语词套式。
卡西尔认为人的唯一本性是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地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 [61][p7]卡西尔说过“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部分” ;又说“人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的媒介物为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62][p33]弗莱的观点与卡西尔非常接近,弗莱也强调人类的创造性,人类生活在自己创造或建构的文化之中。弗莱在文化建构问题上对卡西尔的超越在于,弗莱更强调想像的作用。想像是弗莱学说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弗莱强调想像的结构力量。他认为“想像创造了现实”。[63][P27]
卡西尔认为语言与神话具有亲近关系。这是因为,尽管语言为我们打开了通达概念世界的第一条路途,但概念并非接近实在的唯一通道。因而,不仅具有一种概念性质的语言,同时还有在一种直观性质和意蕴的语言,也就是我们日常的语词并非纯属语义的记号,而且还充满了形象和具体情感。概括地说,前者是推论的或逻辑的语言,后者是情感的、隐喻的语言,隐喻语言最典型的体现方式集中于神话及诗歌之中。因而卡西尔说“可以把神话定义为对宇宙所作的一种观相学解释而不是理论性或因果性解释。神话思维中的任何东西都具有一种独特的观相意味。”[64][p120]因而“语言的思维融汇着和浸润着神话思维”。[65][p123]那么,弗莱也认为神话思维是一种隐喻思维,同时,语言中隐喻也无处不在,有时是直接的隐喻,有时则表现为语言技巧或修辞。弗莱说:“对词语进行任何有效的运用,都永远会牵涉到词语的所有技巧问题,包括修辞方面的问题。这样,从语法到逻辑的唯一道路必横穿修辞这个中间区域。”[66][p439]也就是说,修辞不仅与文学是不可分的,与哲学、历史等学科同样也是不可分的。解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因为认识到了修辞是语言的一种本质属性,因而将最具隐喻特质的文学,摆在高于哲学与历史的本体地位。弗莱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认为语言中,隐喻或者说修辞普遍存在,便导致了他的立足文学的对于语言泛文学、泛美学的认识观念,因而弗莱的学说基于他的这种语言观而具备了形成他的文化理论的又一坚实基础。                                                                                                                                                                                                                                                                                                                                                                               
弗莱正是通过语言打通了文学与其他学科、与文化的联系,形成了建立于语言之上的文化理论。语言本身就负载着传统。弗莱在《象征是交流的媒介》一文中写道:“每个语词都是一种具有两重背景的文字象征。首先,它是“筹码”(symbolon)的一半,必须配上它的另一半,即我们记忆中或从词典中能找到的传统含义。其次,词语又是个“征兆”(symbolos),它的含义与其所处语境有关,从而为我们提供另一线索,进而了解它所属的那个整体文字设计。”[67][p212]每一个语词都会有外延能指与外延所指,两者的结合才构成一个符号,而当这个符号进入另一个不同语境,进入另一层意义系统时,还会形成新的能指。可以看出,弗莱对文学、神话与语言关系的考察,显然受到卡西尔的哲学的影响。弗莱通过语言将自成体系的批评理论,打开了缺口,以此为途径而与广泛的文化领域连接起来,建立起了他宏大的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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