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翻译的不确定性看译者主体性

浅谈从翻译的不确定性看译者主体性

　　论文提 要:蒯因是二战后美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他有关不确定性的理论引起学界很大的反响,为原本复杂的翻译现象添加了更多的神秘色彩。多年来,国内外虽然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但是结果却差强人意。本文尝试另辟蹊径,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探讨译者在具有不确定性翻译现象中的主体性问题。

　　1 引言

　　蒯因(Quine, W.)被誉为“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影响最大的哲学家”(Ayer 1982: 242)。国外学者认为他的《语词与对象》(Word and Object)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部哲学著作之一”(施太格缪勒 1992: 204),我者钱冠连将这本书称为“语言学家绕不开的一座哲学山”(钱冠连 2009)。蒯因深受杜威(Dewey, J.)实用主义的影响,在批判传统意义理论的基础上强调意义的整体性,并且提出自己的行为主义意义观。他认为,“我们就像海员一样,必须在浩瀚的大海中修补自己的船只,绝不可能在船坞中拆卸船只,用最好的构件把它重新组装起来”(Quine 1960: I)。

　　2 不确定性

　　1960年,蒯因在《语词与对象》中首次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蒯因将自己的翻译观概括如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编写把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手册,这些手册符合全部言语行为倾向,但彼此之间却不一致。这些翻译手册将另一种语言的一些彼此并无明显等值关系的句子分别作为此一种语言的一个句子的翻译,因此它们在很多地方是有歧义的。当然,当一个句子与非言语剌激的直接联系愈密切,不同手册的翻译之间的差异就愈小”(Quine 1960: 27)。他认为间性框架中的翻译活动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行为,文化因素和其它非语言因素等与之相关的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整个活动过程。当然,蒯因所设想的翻译是一种极端的原始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并不能涵盖全部的翻译行为。但是,他的这一观点仍然在界、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有些哲学家把它当一条公认的定理一样看待。”(Kirk 1986: vii)

　　蒯因的意义理论产生于他对指称论和观念论的批判。他将这两种理论称为“语言的博物馆神话”:其中,展品是意义,语词是标签,改变语言就是更换标签。蒯因坚决拒斥语言的博物馆神话,而主张与杜威一道转向“自然主义”,也就是认为语言是一种“的、主体间可观察的活动或行为,意义则是这种言语活动的特性,因此必须根据行为标准来阐明,并且只有在行为的基础上才能习得”(陈波 1996: 31)。他明确表示,“除了通过人们对社会交际中可见的刺激的明显反应倾向,我们不能以任何根据去核对语言的意义”(Quine 1960: 14)。蒯因认为意义其实是应当被抛弃的“中介物”,意义理论的首要问题是语言形式的同一性和陈述性。因为不存在形式上完全对等的两种语言,翻译过程中为寻求意义的最大对等必然要加入文化等其它因素,因而意义是不确定的。

　　这种意义的不确定性在语言的很多层面都有体现,如词汇、句子或语篇等。比如,下面的英文句子在翻译时就体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

　　① I will wait you near the bank. // 译文1:我将在附近等你。译文2:我将在河岸附近等你。

　　由于bank一词具有多义性,这句话的翻译便产生了不确定性:不考虑语境或者其它非语言因素,就无法确定这个句子的正确译文。实际上,由一词多义引起的意义不确定性还具有更为复杂的表现。一个词语意义项的多少,决定着确定其意义的难易程度。语词的义项越多,确定意义的难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此外,在确定词语意义时,还须要考虑历时或共时这两种因素。例如:

　　② The voice I hear this passing night was heard

　　In ancient days by emperor and clown.

　　译文1:今晚我听见的歌声

　　古代的帝王和小丑也听过。

　　译文2:我在今晚听见的歌声

　　古代的帝王和乡民也听过。

　　例句②出自济慈(Keats, J.)的《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在济慈时代,clown一词的词义是“农民、乡下人”,后来才逐渐衍生出“小丑”的义项。译文1没有考虑词义的历时发展。然而,译文2则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在翻译时必须要考虑词义的历时因素,选择适当的词义项。又如,black一词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逐步衍生出“正式”和“庄重”的情感色彩,而失去了原本具有的略带贬意的韵味。而negro一词的情感色彩恰好相反,由“正式”转变为贬意。译者在处理这一时期的各类文本时,必须要慎重对待,充分考虑两个词的情感色彩变化。

　　3 译者的主体性

　　学界对于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同意刘宓庆的观点:翻译的主体是译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他认为,主体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主导性,它是人这个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即主体总是以自己的意识、意向、目的为前提或主导而行事,处处伴随着一种“自我权威感”;二是主观性,即主体常常在实现自己主体性的同时,伴随一种主体以自己的意志、意向、目的为轴心的倾向……最后一个主体的特征称为主体能动性或者主观能动性,指的是在一种精神或者观念支配下的创造性行为,能动性常常是主体的价值源泉。(刘宓庆 2001: 52-53)

　　蒯因认为,翻译是一个从理解到表达的动态过程,而这个过程的主宰就是译者。他说,“语言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技艺。在学习语言当中,要说什么,什么时候说,完全依赖主体之间可以利用的线索。因此,只有知道那些使人们作出明显反应、可见的社会刺激,我们才能语言的意义”(Quine 1960: ix)。显然,蒯因延续并发展了行为主义的意义观。后者认为所有的反应方式均来自于人性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不能用习惯来解释人固定的行为方式。翻译过程作为人固定的行为方式之一,同样离不开人(翻译主体)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译者的主体性在涉及文化因素的翻译行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

　　③ 当时的人不知道平遥,就如同现代人不知道深圳一样不可思议。// 译文:Chinese people in that time who knew little about Pingyao were as incredibleas American people of today knowing nothing about New York.(叶苗 2009:30)

　　例句③是从的视角对平遥古城的介绍。为强调她当时的知名程度,特意选择了当下国人十分熟悉的深圳与之对照。译者进行翻译时,充分考虑了例句③中的对照关系、受众的文化背景知识和文化对应关系等因素,将中国人熟悉的“深圳”替换成英美人熟知的“纽约”。这一替换既保持了原文同译文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又传神地表达了平遥古城在繁华时的知名度,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又如,赵景深先生当年将milky way翻译成“牛奶路”,虽然保持了原作中的文化语境因素,但是从受众的角度看,并不利于中国读者的.理解。实际上,对于milky way(银河)这一事物而言,东西方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神话传说,代表了各自的文化传统。翻译时,译者或者选择进行相应的文化因素替换,或者选择直译加注释的方法。这种选择的过程既是他发挥创造性的过程,也是体现自身主体性的过程。这种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在成语翻译中表现得更为集中。对此,我们将另辟专文,予以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