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困惑与选择
【内容提要】
始自西方的美学直到２０世纪初才传入中国。西方美学史上的许多观点无疑在中国美学研究历程中留下了许多痕迹。文章指出中国美学研究在进入２１世纪时必然走向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趋势表现为美学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关键词】 古典美学/现代美学/制导地位/动向
２０世纪中国的美学研究从无到有，从知之渺渺的隐学成为国人注目的显学，发展迅猛，成果斐然。正是由于短时间内容纳了西方两千多年美学的思想，也由于现代西方美学本身令人眼花缭乱的更迭变化，因此，我国美学研究在大量引进西方美学时，也来不及细嚼慢咽而缺乏选择、消化、吸收的自然程序。如何把各种新的美学理论运用于实践中去，以及如何在审美实践和艺术创作的实践中去把握、选择、检验、发展现代美学理论，更新和丰富传统的古典美学理论是我国美学进入２１世纪所必然面临的课题。２０世纪趋于终结，回顾２０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发展的历程，我们以为它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西方美学理论的制导地位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始自西方，在它发展了近１５０年后于本世纪初传到中国。２０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是在对西方美学理论的直接引进下开始的。毫不夸张地说，西方美学史上的各种美学观点、思潮都在２０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首先，西方美学的制导地位表现在中国美学研究所引进的基本理论和权力话语方面。纵观２０世纪中国涌现出来的著名美学家，如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光潜、蔡仪、李泽厚、蒋孔阳、王元化、吕莹、汝信、敏泽、刘纲纪、叶朗等美学家，无不是从西方美学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中开始自己的美学研究，建构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的。进入８０年代，现代西方美学思想的涌入更加强了这种西方美学的制导趋势。８０年代后期的中国美学研究，以似乎不正常的速度引进当代西方新潮美学思想和艺术观念，以至于给人以这种印象：中国美学研究与西方接近或几乎同步。但是，这种接近不是研究水平的接近，这种同步也仅仅是引进速度的同步而已。中国美学研究在创新方面没有表现出更令人注目的成果。
就理论思维方式和理论话语而言，２０世纪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依旧运用的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思维方式，即以形象性、类比象征性的思维来闸发个人的直观感悟，而没有采用西方的抽象思维的思辨方式，所使用的话语也是中国传统的诗性的美学话语，如“隔与不隔”、“境界”、“景语”、“情语”等。其他不少人也在这种思维习惯下运用“风骨”、“气韵”、“阳刚”、“阴柔”等等话语。这种话语缺乏思辨的明晰性和准确性，犹如雾里看花，只能大致而笼统地阐明某种个人的感悟或某些义理思想，难以形成确定的概念和范畴。因此这种诗化的美学理论和诗化的美学批评随着西方理论的引进、运用而几近消失。蔡元培、鲁迅已开始运用思辨的方式和西方美学范畴来阐明自己的美学思想。进入３０年代，西方的“移情说”、“审美距离说”、“直觉说”等现代美学理论已在中国美学讨论中成为影响颇大的理论而流行开来。西方美学同哲学密切联系的研究特点和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来阐述美学观点已成为学者们的自觉。这在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以及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的广泛传播中可以看出来。从此，哲学思辨的方法成为了中国美学新的基本的研究方法，西方美学中确定的概念范畴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权力话语，如“美的本质”、“理念”、“直觉”、“移情”、“审美距离”、“典型”、“崇高”、“喜剧”、“悲剧”、“审美判断”、“想象”、“联想”、“多样化统一”等等，都是中国美学研究的权力话语了。
值得指出的是，在西方美学思维方式和权力话语占制导地位的格局中，宗白华可谓独树一帜。他坚持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生命哲学和“道气”本体为出发点，以直观和体悟的方法来阐述美学思想，以中国传统美学的诗性话语表达审美义理，为坚持和发扬中国古典美学作出了独到的贡献。